标题在北海道的文学交流

　　到了札幌不久，日本朋友多次提到在北海道颇有声誉的女作家三浦绫子。据告，有一次她不胜向往地说，她曾应邀到十多个国家旅行，唯独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作为日本作家而未能前往邻邦中国旅行，实在是生平莫大憾事云云。
　　“到旭川后不妨与三浦绫子见面谈谈，她是乐于同中国同行结识的。”我们驻札幌的总领事说。
　　我听说，日本的文坛名流多半聚居在东京，作家一旦成名后大抵向东京迁移。但是三浦绫子宁可远离声色犬马的繁华大都市，似乎也有远离芸芸众生和茫茫尘世之意。她住在自己的家乡旭川，一个三十五万人口的美丽而寒冷的小城市，潜心写作。我们的旅途下一站是旭川，三天日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到三浦绫子家作客。
　　说实话，我对三浦绫子的生平和著作知之甚少。某些资料还是事后才了解的。一九六四年，三浦绫子以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写的”长篇小说《冰点》，获得《朝日新闻》一千万日元的征文奖金，从此进入日本当代作家的行列。此书在报上连载两年，单行本出版后立刻成为畅销书，相继拍成电影和电视片，迄今为止这部得奖小说的发行量达一百二十万册，并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不知是因为长期缠绵病榻，抑或另有其他原因，作者皈依基督教，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过着一种恬淡安静的生活。
　　就我后来看到她的成名作《冰点》来说，全书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气氛，便足以印证。小说用很长篇幅，细致地描述不正常的家庭关系，男女之间乃至两代之间男女反常的感情纠葛。作者力图剖析伪善面具下的家庭里种种阴暗心理，作恶与自我谴责，残忍的报复带来更加残酷的惩罚等等，自有其警世骇俗的一面，多少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看来，日本社会中的人性问题，是贯串三浦绫子小说的一个大的主题。然而，作者笔下一群可怜的小人物在复杂的感情漩涡中绝望地挣扎着，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命运，人性的罪恶渊薮，给作品带来宿命论的悲剧调子。基调是灰暗的，充满着莫可名状的沉郁压抑之感。
　　我觉得作品的成功之处，倒是写出了作者熟悉的典型生活环境，把故事中的人生舞台，放在北海道开阔的背景上，描绘出北海道各地四季景色的魅力。在地形狭长，人口密集的岛国日本，恐怕只有开发历史很短的北海道，今天还保留着一片难得的寥廓土地。在那里，每年九月就开始降雪了，冰雪封冻的日子长达半年之久。
　　这是日本小说和日本电影常见的粗犷背景：隆冬季节，阴霾的铅灰色寒空沉沉低垂，覆盖着白雪茫茫的荒野。暴风雪之夜，雪地里映照着远处的如豆小灯，漫天飞雪摇曳着迷濛的灯光。牧场小屋的厚重门扉吱吱嘎嘎作响。一个陌生的人影，在厚厚积雪的木栅栏边困难地移步，留下蹒跚的泥泞脚印。大风雪如烟似雾飞扬起来，一幕动人心弦的人生戏剧即将展开了。读者或观众被带入迷人的广阔境界。荒凉，苍劲，雄浑。北海道，正是以它广漠的草原，寂静的山林，幽幻的湖泊，黄昏的牧场，冷落的小站，使日本文学和银幕中的天地，添上一种特殊的色调。北海道女作家三浦绫子的小说一大特色，我想也就是这种浓浓的乡土色彩。
　　六月十三日下午五点，乘火车抵达旭川。刚刚来得及在旅馆住下，到楼下咖啡馆喝了冷饮，立即驱车出发，六点正准时赶到三浦绫子的家。
　　那是一幢沿街的日本式楼舍，座落在市区内一条颇为幽静的小街上。门开处，三浦绫子穿着白绸衬衫，外罩阿依努族流冰图案镶边的枣红色毛织背心，迎上前来。站在旁边的是她丈夫三浦光世，也是一位作家。他们谦恭地深深鞠躬。一行人被让入客厅，坐在“榻榻米”的软垫上。端上一盆热毛巾，一盘清香澄碧的宇治园绿茶。
　　“一路上累了吧？欢迎你们！”女作家声音很低，温和体贴。她说，早就知道有两位中国作家到北海道访问旅行，报上发表的许多报道也都看了。她扬了一下报社提供的一叠影印资料。我们高兴地向她致意。
　　初次见面，女作家深感内疚地首先提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发动罪恶深重的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虽然是违背日本人民的意愿，而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特别是对内心世界丰富的作家来说，历史负担常常是不易摆脱的。我们在沿途许多地方，每次同上了年纪的普通日本人见面时，也总是听到“忏悔”“赎罪”之类出自内心的话。这诚然使我们感动，感情也是复杂的，但是这一团使双方都感到痛苦的历史乌云，早已随着时光消逝。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千百年来文化上的传统友谊，就象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于是赶紧转移话题。
　　互相赠送各自的作品时，三浦绫子在她的名作《冰点》一书的扉页，题上祝福的话。除了日文原版外，还有一册中译本，据她说是台湾出版的，但版权页上却印着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字样。女作家脸色苍白。去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不起，看上去体质羸弱，但在温和的眼神中，仍然闪耀着灼热的生命火花。一息尚存，她奋力写作，只是病后手不好使，便由她丈夫执笔，现在在《妇女公论》等四家日本杂志连载他们的长篇小说。
　　“我的书房很乱，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上楼去看看。”女作家静静地微笑。我们乐意接受这个邀请。一上楼梯，迎面是成排玻璃书柜。书柜的上下内外，书刊纸张纵横层叠，各种小摆设琳瑯满目。紧张写作生活中形成的书房总不可能那么整齐，在文学同行中可说是彼此彼此。
　　引起我注意的则是摆在屋子中间，两张对靠着象矮几般的书桌。平时这一对作家夫妇面对面各据书桌一侧，坐在“榻榻米”上，投入他们的文学创作。日本作家是否都坐在地上写作，我不知道，不过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往往离不开席地而坐，作家习惯于席地写作就并不奇怪了。
　　我们在三浦绫子书房里互挽着手臂，让彩色照相留下友谊的合影。
　　晚上，三浦绫子设宴招待我们。在她相熟的一家牛肉馆子，一间预定的道地日本式餐室内，几张矮几连成的一字形长桌已经摆开。专吃牛肉火锅的大盘小碟和各种瓶酒都端上桌面。晚宴即将开始。女主人忽然说，照他们家里的习惯，晚餐前先要说几句话。想必是殷勤好客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即席致辞，举座都注目静候。
　　不料这一对作家夫妇俯首垂目，额头抵着交叠的手背，三浦光世先生口中念念有辞，神情极为严肃。我迷惑不解。及至听到一声“阿门”，这才明白原来是祈祷。经过翻译，祷辞内容大致是这样一段话：
　　“今天请远道到日本来访问的中国作家共进晚餐，祈求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旅途愉快，平安回国。过去日本侵略过中国，犯下了大罪，愿上帝饶恕我们的灵魂。我们祈求世界和平，人类幸福，阿门。”
　　我忽有所感。这餐前的祷辞岂不是善良的心灵发出的声音吗？我们都是同时代人，又都经历过黑暗的战争年代，尽管国籍不同，道路和境遇也各不相同，但正直的作家对历史的感受，往往是可以互相沟通，并相互了解的。
　　这时女主人忙着张罗牛肉火锅，不断给中国客人斟酒挟菜。日本火锅与中国火锅大同小异，吃火锅时那种温暖亲切的氛围尤其相似。锅水沸腾，其薄如纸的牛肉片与各式蔬菜相继下锅，热气缭绕中的谈话更加没有拘束。刚才主人为中日友谊而祈祷，现在又热情地为友谊频频祝酒。干杯！
　　三浦绫子举起一小杯法国葡萄酒，真诚地说：中国的历史文明何等灿烂，日本文化是从中国传入的，我们两国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多么近似，人民的心也应该是贴近的。
　　席间，我们的话题涉及文学领域的许多方面，诸如创作题材，写作习惯，日本流行的文学派别，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作家的社会活动以及与读者的联系，中国作家协会及地方分会的组织状况，乃至两国的不同稿酬制度，专业作家的每天工作量等等。
　　“我一天写三千字，你们呢？”她苍白的脸浮起笑容。我自然很佩服。以她的多病之身，天天这样产量不可谓不多。她每月必须写出供四家杂志的长篇小说连载的字数，不得不紧张地为完成数量而努力，真是够辛苦的。我们的专业作家每月有工资收入，生活是安定的，恐怕难以想象靠写作谋生的外国职业作家，压在他们肩上的生活担子有多沉重！
　　谈起我们近年来文学作品中常常写到的人物命运。
　　“什么是命运？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女作家侧过苍白的脸。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出现在信奉基督教的作家与无神论的作家之间，显然不可能得到相同的看法。不待详谈，她转而又寻求解答：“什么叫幸福，幸福又是什么呢？”
　　“对我们负有社会责任的中国作家来说，最大的幸福是自己的作品受到读者欢迎。”我指的是作品要经得起读者与时间的考验。三浦绫子对此表示理解，即使仅仅从职业的角度来考虑，我想她也是赞同的。
　　晚餐用了两个多小时。我想问问这位为日本文学努力作出自己贡献的女作家，北海道独特的自然风貌对她小说的影响，又想了解她如何在文学创作中探索日本社会的人性问题，可是没有时间细谈了。
　　席散后，热情的主人送我们回到旅馆。在旭川夜街，明灯照耀的汽车旁，我们握手告别。感谢她的盛情款待，祝她身体健康，日后终于能实现到中国旅行的愿望。
　　北海道的旅行临近尾声了。其中最后几天，来到札幌市南郊的定山溪温泉疗养地，住在溪边的小山岗上，一座取名“道新庄”的日本式精舍里。说是休养，还得为《北海道新闻》写几篇旅途随笔之类的专栏文字。刚巧京都大学竹内实教授应邀到北海道大学讲学，听说我们已回到札幌，很想同我们见面谈谈中国现代文学问题。
　　约定的时间是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北海道新闻社提前派车来接。这家报社负责接待我们的全部事务。我们不知多少次踏进札幌中央区大通公园一侧的报社大楼，穿过占了整整一层的编辑部，在编集局(总编室)那间熟悉的洋式应接室里休息谈天。稍顷，竹内实教授进入室内。陪同前来的有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藤本幸三和野沢俊敬等四五位，都是早已见过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顺便提一下，五月下旬，我们到札幌后不多几天，便到北海道大学与该校文学系师生举行过一次座谈会。这个综合性大学设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藏书丰富，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籍刊物大多齐备，甚至还包括省级刊物如《福建文学》等。文学教授中野美代子开了一门研究《西游记》的课程，一九八0年她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孙悟空的诞生》，是一本详加考证颇有奇趣的书，曾获得日本文部大臣新人奖。
　　从京都来的竹内实教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但是这次会面后才了解，他出生在我国山东省，以后又在东北住过七年，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看上去大约五十五岁左右，身体健硕，举止文雅，戴金丝边眼镜，完全是学者风度。
　　寒暄后，在沙发上落坐，啜饮着咖啡。竹内实教授从公文包掏出他的新著《鲁迅周围》见赠。出乎意外地在我回赠拙著《临窗集》之前，他手里已拿着这本书。原来他为了今天同我们会谈，连夜翻阅了北海道大学文学系提供的有关我们的书刊资料，显然是作了一番准备的，可见他治学态度的严谨。
　　竹内实教授运用自如地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我们一见如故。”我真高兴不用翻译便可直接交谈。我们漫谈北海道印象作为开场白。教授回忆他在中国度过的早年岁月，便转过话题，极为关注地问及许多中国作家近况。他对鲁迅先生亲自扶植和培育下，早在三十年代就成名的几位东北作家，如已故的萧红，今天依然健在的萧军、舒群和罗烽等人的生活际遇和创作现状，作了详细的探询。又关切地问起胡风先生。同行的韶华同志一一作了恰如其份的回答。
　　“冰心先生身体好吗？”他转而面对我，随手翻开《临窗集》的序言，因为文中描述我在全国四次文代会上与老一辈作家幸会的一些情景，引起教授的往事回忆。
　　竹内实教授怀念往昔，沉缓地说：
　　“《寄小读者》是由我的恩师仓石武四郎先生译成日文的。作者谢冰心先生战后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我奉仓石先生之命，担任她的翻译，感到荣幸。”
　　接着又问我：“叶圣陶先生身体健康吗？”
　　我怀着深深敬意，约略谈了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学开创者的老一辈作家，学识渊博，精通外语，文学根底是极其深厚的。叶、谢两位如今年事已高，仍然没有放下他们的笔，我们总是带着感激的心情来读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他们德高望重，不仅对中国新文学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以后几代的作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竹内实教授敬仰地连连点头，还加了一句：“叶圣陶先生文字平易，译成日语很方便。”
　　谈话中有一个部分，竹内实教授似乎有意把我那本小书，用来作为同我交谈的话题。他问得很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连而来：你写到旧时代扬子江(长江)上泅水乞讨的弄潮儿是怎样一种感情呢？你住过的上海“亭子间”不是亭子里的房间吧？(笑声)你在闽西革命老根据地最初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时心情如何？怎么庆祝的？参加游行吗？喝了什么酒？(活跃，笑声)那酒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真是一连串有趣也有意思的提问。
　　“看了你的散文中写的——中国叫散文，日本叫随笔——七六年十月那个历史性时刻，你恰巧在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上杭城关，今天我又听到你亲口叙述，真是奇缘！”他惊叹，伴随着他的回忆：“我曾经翻译过毛泽东的诗词集，在你书中看到许多闽西地名，我是熟悉的，也感到分外亲切。”
　　数天后，竹内实教授在《北海道新闻》发表《会见中国的作家》，文末用两句话作为结尾：
　　“北海道新闻社邀请中国作家亲眼看看北海道，我认为这是播下了一颗文学交流的种子。”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一九八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