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体制的“主义”分类和整体演进

　　一提起“主义”，人们脑海中常闪现出诸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类的图案，且总是带着浓厚的价值观念的色彩。经济学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明确概念、祛除价值观念的呼声。它在比较经济体制①学的领域内也得到了响应。拒绝使用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定义的“主义”方法而代之以新的、以组织决策结构为核心的“现代”方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在强大的声势下，总有某些人不愿“随波逐流”，美国马里兰大学的阿兰·格鲁奇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格鲁奇在他的长篇巨著《比较经济体制》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他的四种经济模式。他把每一种经济模式都贴上“主义”的标签。显示出了格鲁奇对它的特别兴趣。尽管他并未对此加以解释，但其理由仍不难想见。正如美国的另外两名比较经济体制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亚特所说，读者的兴趣突出地汇聚在“主义”之上，而那些企图完全避免“主义”定义的作法必将削弱读者的这种自发兴趣。再者，当代世界毕竟是分割为不同的经济与政治集团，它们与“主义”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另一方面，“主义”一词的模糊性，恰恰在被用来描述经济体制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它可以指各种社会制度，也可以代表一种思潮或是某种世界观。这就使得那些忙于见到“主义”比较时难免动心。“主义”的生命力之旺盛可见一斑。再有，格鲁奇在利用“主义”的特有魅力外，对不同“主义”又进行了严格的定义，以期使“主义”这支篮子里装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无疑扮演着体制比较的逻辑前提的角色。格鲁奇在书中把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财产主要归私人所有；第二，为积累私人收益或利润而使用私有财产；第三，财产的占有和利润追逐者必须是同一个人或团体，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方向和水平负主要责任”(第43页)。既然“主义”有了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讨论经济体制的概念并与“主义”合为一体而得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完整框架了。在格鲁奇眼中，经济体制，不过是“各个参加者的组织的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参加者是同分配稀缺资源以满足个人和集体需要有关的”(第14页)。其中，作者突出强调的有三点，即经济体制是组织安排，它不断变化，其职能为稀缺资源的配置。至此，“主义”篮子里货真价实的东西同那些主张抛弃传统的“主义”分类方法而代之以组织安排研究的现代法别无二致。在形式上不随波逐流，而在内容上吐故纳新，无疑是格鲁奇的高明之处。
　　在描述东方国家经济体制时，格鲁奇加上“共产主义”的定语，如要问其缘由那么其中之一就是格鲁奇认为，纯粹的命令经济同纯粹的社会主义体制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民主制度盛行和经济体制按照消费者的偏好发挥机能为前提，而这两点，在前者中根本不存在(第813页)。按我们的通常理解，共产主义是在满足人类消费偏好方面以及实现民主程度上都要比社会主义社会高一个层次。但在格鲁奇眼中，理解颇有差异。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原型，来自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体制，其特征最一般地说只有两个：战时动员性和消灭阶级。显然同我们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的。也恰恰在这一意义上，格鲁奇把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几员置于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内。
　　根据分类学的一般规则，科学分类应当满足“排他性”和“穷尽性”两项要求。前者指把因项划分后，各子项的外延互不相容；后者指划分出来的子项的外延之和与因项的外延相等。从后一点看，格鲁奇的四重分类较之其他学者的分类要严格些。因为他把许多经济学所忽略的或遗漏的第三世界国家请进模式体系，从而使得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制的承载体——民族国家或地区——都各有所归。然而，一旦我们打算深究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到底该归入哪一模式内时，常常会遇到些麻烦，原因在于中国既是一个按格鲁奇所定义的“共产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不发达经济”。在此，导因于分类标准重叠的“排他性”不良的现象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我们亦不能为此而责难格鲁奇。概念和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再加上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很可能是问题的“罪魁祸首”。
　　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不给“不发达经济”也贴在一个“主义”标签？对此格鲁奇没有给出明确和肯定的回答，但从字里行间我们隐约感到，格鲁奇是把“不发达经济”所囊括的国家放到了他的观念中的“体制抉择”的十字路口上。这是因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思想体系或文化水平不同，而在于它们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第751页)。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体制抉择成为迟早的问题，而抉择模式似乎又是既定的“主义”。这一点似乎让人多少有点感到泄气。
　　如果说使用“主义”分类是格鲁奇此书的特征之一的话，那么它决非是主要的特征。与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其他文献相比，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作者所运用的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动态(演进)的和整体的方法。
　　格鲁奇教授与其说是一位比较经济学专家，毋宁说是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一名成员(他的同事和弟子们为颂扬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专门出了一本《制度经济学：对演进经济发展的贡献》)。制度学派的创始人托·凡伯伦(一八五七——一九二九)主张以所谓“历史起源方法”来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各种制度，(英文为：institution，与体制SyStem不同。)并以此了解现今的社会经济及发展趋势。他所标榜的研究思路被后继者尊奉为凡伯伦传统，意即对制度的分析必须遵循“演进的”和“整体的”原则。而格鲁奇的所做所为，与凡伯伦传统如出一辙。在凡伯伦眼中，“制度”由“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公认的生活方式”(如政治和法律)及“经济结构”构成。格鲁奇对经济体制所下定义——各个参加者的组织的发展的复合体且与稀缺资源配置相关——本身，就已经开始显露出制度主义倾向了。从包容性上看，“复合体”三字所含内容，足以与凡伯伦的制度三要素相比。两者间所不同的是，格鲁奇一方面对组织结构加以强调，另一方面又赋予了经济体制以更强烈的经济学色彩——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发展”二字，则更是寓意深远。正是在此基础上，格鲁奇才得以将经济体制区分为“动态的”和“静态的”。前者是“进化过程和发展的综合”，后者是“机械的或均衡的体制”(第6页)。经济体制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要求人们注意根本改变这些体制的力量和这些变化中的体制的运动方向”(第7页)。一语道破了他自己的制度主义的本来面目。或许出于同样的理由，格鲁奇十分推崇马克思，因为后者明确地把西欧的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
　　格鲁奇似乎还不满足于把经济体制动态化。他雄心勃勃地要对经济学加以改造，并为经济学重新下了定义，即“在发展着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研究稀缺资源的分配”(第34页)。由此，经济学看上去好象动起来了，而且同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融为一体了。经济学疆界的拓展似乎是大势所趋，而格鲁奇正是将其对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视为拓展疆界的一种努力。这一点已为众多经济学家所首肯。
　　具体讲，整体和演进研究的要义在于既要把经济体制及其演化视为分析中心，又要顾及它所处的环境，确切说是特定的体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包括自然环境(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和气候)、历史文化状况(它涉及公共机构组合、阶级结构及政治法律安排)和生产发展水平。现在我们先谈谈研究经济体制的具体思路。美国威莱斯利学院的M.I.戈德曼教授在其一九八一年开设的比较经济体制课程中，给学生列出了一个长达五十二个题目的单子，其中有利息、价格机制、资本积累、国防开支、教育、货币等等，并以此作为学生对不同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的个别领域。对于戈德曼式的良苦用心，格鲁奇丝毫不掩饰其反感的态度。他写道，“讨厌的是有些比较研究的分析家，将他们的全部时间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不同体制下的工资、国民收入或这一类的事物，从不越出他们的研究对象的静态方面，所以没有将静态研究与整个体制的动态研究结合起来”(第810页)。这里，格鲁奇手持的批判之剑，仍是整体性和演进性原则。但不幸的是现实中我们研究的深度往往同研究领域的狭窄或专一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尽管格鲁奇声明不喜欢局部分析方法，但他却在讨论苏联经济体制时运用笔墨十分慷慨，详尽地逐个论述了苏联的计划、工业、经济核算、批发价格、利润、工资及外贸等三十多个具体领域，其篇幅竞占了全书的近五分之一。这乍看起来充满矛盾，为什么格鲁奇用整体批判之剑去攻击局部分析的同时要刺伤自己呢？对此问题的合理解释可能在于研究的角度或出发点不同。由这点出发，我们就可以估量到格鲁奇试图将经济体制的大厦和砖瓦从整体的角度结合起来的价值。
　　整体和演进研究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要考察影响经济体制形成和变化的诸种力量。其中自然环境和生产发展水平容易理解些，而被格鲁奇认作是“影响经济体制本质的重要因素”的历史和文化状况(第16页)，则要复杂些。一般讲，历史文化所继承的内容有以种族、宗教、财产、职业和收入等诸多因素为基础而构成的社会阶层(阶级)，此外还包括社会习惯、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等。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格鲁奇使用“思想体系”来替换意识形态概念，但这无关大局。重要的是他谈及此问题时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借意识形态与经济体制间的关系来回答各种经济体制何以至此又将去向何方的难题。所谓意识形态，不过是社会各阶层或利益集团所持有的一整套观念和价值标准，其意义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指引个人或组织对他们所处的环境加以解释和说明，并对那些可能维护和改变环境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手段加以选择。换言之，“意识形态可以维护和改变经济体制”②。在这一点上，比较经济体制学领域内的专家们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既然意识形态作用如此之大，那么在试图改革经济体制时以转换意识形态为先导虽不是唯一的选择，但大概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观念的更新和扬弃如此重要，以至它最终主宰着体制变革的成败命运。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一九六八年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设计师O.锡克事后曾不无感慨地说，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能仅归结于苏联的出兵。更基本的原因在于陈旧的传统观念。成功的改革的前提之一是观念的转变，而这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对于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领会格鲁奇的暗示，并且耐心地聆听锡克肺腑之言，可能不无裨益。
　　制度经济学给整体演进的前景——制度趋势——以足够的重视，是不难理解的。在这一点上，格鲁奇亦不例外。他指出，把经济体制列在以纯粹命令和纯粹市场为两极的“刻度表”上，虽然有助于说明经济体制的某些性质，但更重要的是知道经济体制在向刻度表的哪一端移动，或是向刻度表的中点移动(第816页)。如果这种运动正在不断地趋近于中点或其附近的某一点，那么我们的讨论便自然地进入了部分西方学者们所热衷的话题之一——趋同理论，即处于社会两极附近的经济体制正逐渐走向世界大同。某些西方学者认为，趋同导因于国家安全或防务需要，即阻止全球核战争的爆发。另一些人则指出，趋同作为体制运动，是趋向最佳经济秩序——丁伯根的“混合的秩序”。而格鲁奇似乎偏爱这种看法：“工业化的逻辑可能适用于所有沿着工业化道路、朝着成熟工业体制模式前进的、处在不同阶段上的现实经济体制”(第817页)。这被他视为不同经济体制终将殊途同归的基本因素。除此之外，格鲁奇还提到了另一趋同基础，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强大压力而被迫采取联合行动，其中资源问题，人口问题及生态环境恶化是这些压力的源泉。但还应看到，格鲁奇同时又毫不隐讳地写道，“工业化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选择”的制约。“虽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受到相同的技术和经济的基本趋势支配，但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对这些趋势有着不同的反应”(第502页)。
　　格鲁奇这部洋洋近七十万言的著作，最下功夫的地方就属对四种模式下的各国经济体制的描述性研究了。但平心而论，他的这种历史整体演进分析多少有点亢长繁琐，这不能不说有点遗憾。相比之下，格鲁奇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相当地集中于全书的首尾两章之中。举例说，在谈到不同模式之间或同一模式下各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可比性时，他特别强调各个经济体制可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此，格鲁奇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比较经济体制领域内的一个核心难题，即对经济成就的多重导因性的分离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相似的文化思想基础，并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比较这些体制的成就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25页)。这无疑是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时所遵循的原则。
　　最后谈一点，各种体制间的区别众多，但其关键点何在则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所有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决策和信息结构。格鲁奇却坚持认为是“私人的积极性范围”(第43页)。这同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归结为体制参与者对工作持什么态度和是否发挥能力极为相似。看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恐怕非挖掘人的潜力莫属了。
　　(《比较经济体制》，〔美〕阿兰·G.格鲁奇著，徐节文、王连生，刘译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5.40元。)
　　① “比较经济体制”中的体制一词，译自英文system。它还有“制度”、“体系”、“系统”等含义。我认为将其译成“体制”有如下好处：它暗含了经济运行的意思；它和“制度”的区别，避免了把我们的兴趣单纯地吸引到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比较的狭窄范围；同时，在美国还有一称之为“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流派，故使用“体制”一词就基本上排除了概念混淆的可能。
　　② M.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综述》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第33页。一九八六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