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建筑的“非物质化”和“暂息化”

　　人类有历史以来，建筑都是用木、石、砖、瓦、钢等物质筑成的。它们把自然空间切割成供不同用途的大小空间。由于它们的存在，在有人居住或活动的场所，大自然也成了人工空间(室外空间)。人们划分这种空间的具体方式，决定于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意识，反过来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客观环境和文化意识。没有这种物质手段，非物质的空间也不可能出现。老子说“凿户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之谓也。诗人赋诗，画家作画，往往就是对这种空间格局及其造成的意境的描述和阐释。
　　用这种物质手段筑成的建筑，往往可以存在几百年乃至千年以上，从而产生了人类聚合的城市和村镇，使它们得以形成、发展、积淀、演变，并成为“凝固的音乐”或“历史的缩影”。这就是说，建筑的物质性和相对永恒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可继承性。
　　然而，近年来，建筑界出现了一种新理论(或者说，两种相关的理论)，这就是：建筑的非物质性(dematerialization)和暂息性(temporariness)。虽然它还没有成为主流思想，但已有相当影响。
　　几年前，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市外办联合在上海商城举办了一个“未来的城市”的展览。在这里，人们可以在电视大屏幕上看到由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爵士(香港汇丰银行和赤腊角新机场等建筑的设计师)所设计的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千年塔楼”(Millennium Tower)的形象。它全身玻璃披载，白日从远处看去，只能看得出那一层层的楼盖和竖直的电梯井所组成的骨骼，就像威尔士小说中的“隐身人”。晚上内部灯光一亮，它又像是个幽灵在俯视着万家灯火，若隐若现。与此呼应，他在汉城设计的大宇集团总部大厦，也是透明玻璃外壳，其外形从正面看像本曲面台历，横着看像枚整装待发的星际导弹。人们也是透过玻璃外壳看到里面的骨骼，以及设置在这骨骼下部面向路人的几层高的电视广告。这些大型超高的透明建筑的建成，旋即给城市带来一种“非物质感”，宣告“非物质时代”的来临。
　　用这种建筑设计手法的，也不限于福斯特一人，在欧洲颇享盛名的蓝天合作设计所则喜欢用物质和“非物质”手段对比的方法来表现时代感。例如在奥地利某古老博物馆的扩建中，他们把自己设计的分散的扩建部分都做成各种形体的透明建筑，与浑重的老建筑分别结合，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手法，在老一辈的建筑师，如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中也有运用，但后者只是作为在特定环境中的特定手段使用，而前者却是把它作为一种时代特征和形象来表现)。同样，他们在维也纳一栋高层住宅楼的后侧，也做了件全高的玻璃“披肩”，据他们说，除了形象之外，它还起提供阳光和节约能源的作用。更突出的是在日本关西国立图书馆的设计中，他们采用了理性的方整体形(图书阅览部分)和非理性的怪状体(展览部分)并立的做法，并且在方整的图书阅览部分，又将上几层的阅览室部分做成像被炸弹爆破后废墟似的非规则形玻璃体。这种理性和非理性、物质和“非物质”并存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设计师的时代观和文化观。
　　对这种设计新手法的背景，有一位英国的建筑经济师做了说明。他对照了本世纪初期和后期的建筑构成后指出：在本世纪初，一般建筑物是由三大要素：基础、结构和设备组成的，各占造价的比例为：15，80，5；而当代建筑中却发生了承重和围护结构的分离，变成四种要素：基础、承重、围护、设备，其占造价的比重为：15，20，30，35。具体地说，建筑的围护结构，已经从传统的笨重的砖石变为轻质的玻璃、金属或塑料制品，使整个建筑物走向轻型化。于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英国勋爵建筑师理查·罗杰斯(巴黎蓬皮杜中心和伦敦劳埃德大厦设计人，也为上海陆家嘴金融区提供过规划方案)由此断言：“建筑今后将不再靠传统的体量和体积来表现，而是用轻质的结构，加上多层次叠合的透明体作为主要形象。”他自己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正在设计一个大型的、波浪起伏形的玻璃覆盖，将会使整个地段的气候条件和河岸景观发生重大变化。
　　应当说，这种以透明和轻质为主要特征的“非物质化”手法，多少带有象征意义。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建筑能完全做到“非物质化”。在这里，建筑师企图告诉人们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称为信息时代或电子时代均可)已经来临。如果说人类曾经抛弃过石斧铁矛，那不过是用一种硬件代替另一种硬件而已。现在则是由看不见、摸不到的软件来代替世世代代由硬件主宰一切的时代。这也就是媒介不断在喧嚷的“电脑空间”(cyberspace，这一译名甚不确切，但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译称，只好从俗)或“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它们不但能给正在为人口、土地、能源、环境、气候变化等等感到烦恼困惑的芸芸众生开拓无止境的新的生存和活动空间，还能把像诸如家庭影院、电子商场、电子阅览等等本来必须人们移步造访的功能空间(影院，商店，图书馆等)都挤入你那小小的客厅或书房之内。据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原来准备建造一所新的法学图书馆，后来发现增添几台电脑和辅助设施就可解决问题，这栋拟建的建筑也就“非物质化”了。历来对时代变迁特别敏感的建筑师，就力图用一种新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提示这种新的“千年”(不仅是“世纪”)曙光。
　　当然，哲学家们肯定会对上述说法嗤之以鼻，因为在他们的语汇中，“物”(物质)是对“心”(精神)而言，因此，电子世界再奇妙，也仍然属于物质范畴，连空间也是物质(有空气)存在。但是，在建筑师心目中，“空(间)”是对“实(体)”而言的，是“非物质”的。
　　上述的建筑趋势，将会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文化发生何种影响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将加强从本世纪初以来就不断发展的一种文化趋势。它力图打破国界地界，消除文化差异，在人际关系中造成更大的透明度、开放性和认同性。这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在建筑领域中，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出现了现代建筑的萌芽，和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学院(古典)派相对立，主张用简单的几何形体来取代繁琐的装饰和过时的构造。它们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钢、混凝土、玻璃、电梯、电话等)，以及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兴起(现代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于是到了二三十年代，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城市，出现了众多“钢＋玻璃”的方盒形摩天楼，并且在四五十年代，以所谓“国际风格”而风靡于世。在许多现代派建筑师的思想中，这种方盒子建筑(加上人工空调和照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完全可以取代那些无功能作用的民族风格建筑。当时，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抵制了它的扩散，用“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方针进行抵抗。同时，在世界不少地区，也存在着美国建筑评论家弗兰姆敦称之为“批判的地方主义”的建筑创作流派。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和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但没有完全放弃)了前一方针而转向几何建筑(“从结婚蛋糕变向皮鞋盒子”)时，在西方国家却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宣布现代主义的“死亡”，提倡注重历史，注重文脉，注重装饰。八十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又走向衰落，出现了高技派、解构派、新理性派、新古典派等等，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期。这种多元混战局面，使许多当代建筑师在设计中采用了一种“游牧主义”(nomadism)，像吃大排档似的，时而此派，时而彼派，或既有此派，又有彼派，极少有人愿意始终归依于某种创作风格流派。
　　这种“游牧主义”，产生了两个极端。一端是极有个性的建筑作品，这是少数，甚至可说是凤毛麟角；另一端则是大量庸俗的、抄袭的、大杂烩的建筑，遍布世界各地。荷兰建筑师库尔哈斯把这种现象称为“平庸城市”(generic city，这个译名也不甚确切，姑暂用之)的出现，并且认为这是一种逻辑的结果。他指出：许多功能性的建筑，像机场之类，在世界各大城市都大同小异，因此，建筑的世界性和平庸性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上，世界许多城市(特别是亚洲的新兴城市)也都是在走这种大同小异的路子。于是，他提出了干脆不要受“历史、特点、规划”等约束的观点。看来，我国现在许多城市所提出的“现代化、国际化”，其实就是这种“平庸化”。也有的，如北京，提出了“古都风貌”的口号，看来似乎在抵抗，但实际走的还是“平庸化”的路子，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在建筑“大排档”中加了中国宫殿式的大屋顶和小亭子作为配菜而已。
　　库尔哈斯本人，是一位很有创作才能的建筑师，他的“平庸城市”说，也指出了当今许多城市和建筑的时弊。问题是，他在接受这种平庸化的现实时，索性“顺水推舟”，鼓吹不要历史继承，不要地区特点，乃至不要约束性的城市规划，旨在“创新”，实际上是继承了本世纪初、中期的现代主义以先进科学技术的名义，打破国界地界，消除文化差异的传统，成为新时期的现代主义。建筑“非物质化”的创作趋势，也是这种新的现代主义复兴的一支生力军。
　　建筑发展史告诉我们，每当建筑技术出现一种飞跃的时候，就会在建筑艺术和文化观念中出现一种“国际化”的热潮，也就会有人预言民族和地方文化的衰亡。然而，建筑历史也告诉我们，尽管建筑技术的发展确实能产生强大的跨越民族和地方差异的冲击力，但是民族和地区文化却也存在某种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拒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可避免的“国际化”是愚蠢的，同时，在这种“国际化”的冲击面前，贸然否定民族或地区文化的生存价值或适应能力，也同样是短视的。
　　历来，建筑的体量(mass)和体积(volume)是建筑师用来表现建筑民族和地方特征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干热的中东地区，建筑都是厚实的、集合的、封闭的，以抵御阳光的直晒和气候的炎热；而在湿热的印度，就出现了“游步式”(promenade)的、分散而又联系的建筑群，以利于自然通风。这种基本形态最初主要是由地区自然环境特征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又受到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加上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装饰和“符号”，从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笔者就亲自在伊拉克体会到那些“钢＋玻璃”配人工空调的现代建筑的不适用，从而领悟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国际风格未必可行。
　　直至今日，体量和体积，仍然是许多建筑师的重要表现手段。例如，瑞士的新秀博塔和墨西哥的莱戈瑞塔就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博塔的建筑外形都浑厚有力，但在室内都巧妙地利用阳光(非物质手段)来减轻建筑的沉重感。他在瑞士山区的一些建筑给人以难忘的地区归属感。莱戈瑞塔则在建筑实体的邻近，配置流动的水泉或静止的水面，做到刚柔相济，还用鲜艳的色彩(非物质手段)烘托出墨西哥的民族特征。
　　正如前文提到的，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建筑走向轻型化，对惯于用体积和体量的传统手法来表现建筑的建筑师来说，无疑是个新的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建筑的民族性和地方性就将从此退出舞台。只要人类还是以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等)为凝聚的基础力量，并且分布式地居住在气候、地理条件迥然不同的地区时，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区性也不可能消失，并且总是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新的表现形式。近年来，建筑界谈论甚多的建筑的构筑特征(tectonics)，就很有可能成为表现民族和地方特征的另一途经。
　　与建筑“非物质化”相关的，是建筑的暂息化。这个问题首先在日本被提出。有资料介绍，在日本(特别是东京)八十年代“泡沫”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城市地价不断上升，房价相对下降，乃至只占前者的10%左右，几乎成了“低值易耗品”。如果说，过去在市场竞争的驱动下，一些商业建筑每两年左右要重新装修一下内部的话，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商就要用同一速度来改变建筑本身的形象。于是，在东京，许多建筑的外立面每四个月到两年要更改一次，而整栋建筑则五至十年要更换一次，以致国民总产值的20%和劳动力的10%被用于建筑业。许多名建筑师的作品，就像时髦服装一样，过几年就告别尘世。(莫谓人家如此，我们难道不步其尘？作为十年大庆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华侨大厦，不也就“早年英逝”，拆除重建了吗？)
　　在这种快速更替的时代，原有的“百年大计”概念已被打破，建筑师必须在建筑的“短命”上下功夫，于是，“非物质化”就更找到了根据。与之平行的，就是一种笔者称之为“暂息(短命)建筑学”的兴起。日本姑且不说，连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短命建筑也开始吃香。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在东海岸纽约的索霍(Soho)区，一位朝鲜业主办了个“艺术和建筑店面”。它位处一块三角地尖角楼的半个底层，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请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先锋派教师——建筑师斯蒂芬·霍尔做设计，计划两年后改换门面。设计采用白铁皮包的围护板块，无门无窗无墙，但每个板块都可以做门做窗或做墙，并且可以跑龙套式地每天改变角色。里面只有一片内墙可供展示。然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艺术家或建筑师在这里用十来张照片、图片、文字展示作品或发表创作纲领，参观者络绎不绝，有不少是主要来看建筑的。另一例在西海岸的加州洛杉矶大学，这里的一所图书馆要改建，于是请了当地一对较年轻的建筑师(Hodgett和Fung，后者是华裔)设计一组临时建筑(也只准备用两年)，做临时图书馆用。孰知这组临时建筑却以其轻型结构、新颖体型、外部形象和色彩大受好评，甚至压倒原来建筑。这两个例子，都给当代建筑设计提供了新思路。笔者由此想起，我们现在有的领导和业主每每向建筑师提出“五十年(或至少二十年)不落后”的要求，在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活节奏不断加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条件下，这种要求已经显得既不现实，也不合理。与此相反，我们难道不应当考虑请建筑师们在暂息性、可变性上多下功夫，为下一代(甚至是这一代)创造自我更新的条件而设计吗？
　　人们可能认为，在日本、美国发生的情况，与我国国情有异，不能照搬。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妨看看自己，就以最普通的住宅建筑为例：解放前的四合院变成大杂院且不论，新造的住宅在五十年代的设计方针是“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结果出现了一大堆合厨合厕的“合用单元”；六十年代搞“干打垒”，还有干厕上楼者；七十年代法定户均建筑面积为四十至五十平方米；八十年代为五十五至六十平方米；九十年代的“小康”住宅和一些商品房到了八十至一百平方米。在这种变化速度下，要建筑师做出五十年(即使是二十年)不落后的设计，实难矣哉。而且，现在许多地方建房使用的“工业化建筑体系”，大量是“百年大计”的混凝土结构，墙上打个钉都要用专门工具，住户一迁入就要搞“破坏性”装修。许多建筑，拆也不好，用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吸取一些“暂息建筑学”和“非物质化”的经验(当然要结合国情)，恐怕不无好处。
　　建筑的“非物质化”和暂息化，虽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将有不同程度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是在同一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下，看来将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于它们反映了新的科学技术，可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加速社会的发展步伐，是社会应当注意和关怀的问题。然而，它们除了对建筑师提出设计观念和手法的挑战外，对社会也会产生整体性的影响和一系列的冲击。例如，从经济学来看，建筑的加速折旧对整个宏观经济将发生何种影响？当人们提到把住宅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因素时，要不要考虑技术更新的必要性，还是在老技术的基础上搞大拆大建？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看，城市和建筑的世界性(平庸性)与建筑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矛盾，建筑的暂息性与城市文化的稳定性与可继承性的矛盾，以及快速更替对人们居住和生活习惯以至价值观念的影响等，是否只是建筑界关起门来研究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