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明确与“含糊”

　　前些日子读了一些小说新作，是讲妇女问题的。碰巧当时我正在看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的《达罗卫夫人》。这是一个表现妇女的生活和境遇以及她们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的作品。两相比较，很有些想法。
　　沃尔夫的小说写达罗卫夫人一天中筹办晚会的经历。她是位上层政客的太太，生活内容不外是管教女儿、指挥佣人，送往迎来。然而她并非狭隘庸俗之辈。作为一个严肃的女性，她不断地回想与瞻顾，检讨自己，思索人生的意义。她认为晚会本身很重要，是“一种贡献，去联合，去创造”。小说一方面展示了达罗卫夫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时转换角度，借他人的眼光来看她。于是我们了解到：达罗卫夫人当年抛弃了浪漫的情人而选择了务实的丈夫，致使那位情人一怒之下出走印度一生坎坷；她津津乐道活动于上层社会，她的女友把她称做“势利眼”，等等。几层描述重叠，使得达罗卫夫人的形象以及她企图创造“爱”的美好愿望显得有些模糊、可疑了。此外，书中还有一个局外人萨普蒂玛斯，一个曾在一次大战期间当兵的下层青年，由于作战时受了刺激精神失常，就在达罗卫夫人举办晚会这一天自杀死去。这个人物写得不太有血肉，但在小说结构中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存在，使达罗卫夫人平静高雅的小天地罩上了阴影。人们不禁会问：如果世上存在如此荒谬、残酷的战争，那么达罗卫夫人的晚会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人就象史密斯那样被剥夺了理智和爱的能力，人道主义究竟还有什么价值？
　　现代西方小说中多层次、多角度的写法是对社会、对人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达罗卫夫人》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表现并赞美了女主人公的人道主义理想，也提出了怀疑和否定的忧虑，从而反映了人道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经历的严峻的危机。小说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值得读者思索、回味，看上去含糊，实际上它具有更深一层的意味。
　　回过头来看看我手边的有的新作，只感到作者似乎满足于用感叹号概括生活，从过于单一的角度，用过于单一的眼光来看待复杂的世界。女主人公当然是正直、善良，有政治远见而又多才多艺，具有一切可能的美德(除了作贤妻之外)。她们的批评目光横扫四方，唯独很少怀疑自己。虽然小说不乏有生活气息的情节，虽然因明确而显得痛快，然而反映不出生活深处的矛盾。很多作品也想尽力表达一种争取个人尊严和生存价值的人道主义理想，这当然是个很值得一写的主题。但问题在于：人道主义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绝对真理。在西方社会，人道主义碰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危机，也许这是一种思想体系发展更新的必由曲折之路。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古老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种理想遇到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如果在表现它时，只片面强调个人的权利，泛泛议论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不能把握这种理想本身深刻的内在矛盾性，恐怕就落到了历史和时代的后边。实际上，就是在私人生活中，这种理想也只能在矛盾中体现自身。
　　“含糊”是现代西方批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古往今来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矛盾中见深度，这恐怕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说，《达罗卫夫人》由于“含糊”的处理而获得了深度，我们有些作品恐怕就因太简单、太明确、太喜欢结论或“答案”而失之肤浅了。这不仅是个安排层次和角度的问题，更是个“眼光”(vision)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