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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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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日本外交史》读后感
作者金克木
期数1983年09期
  信夫清三郎编的《日本外交史》(一九五三——一九七二)出版于一九七四年,近来偶然见到。我对日本可说是一无所知,只是作为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旧中国几十年历史变化,处处涉及日本,翻阅这书时不免有些感想。黄遵宪编的《日本国志》和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旧书了;似乎解放后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新书。这书是八个人的集体研究成果,资料丰富,叙述明白,观点还比较进步;但究竟是日本人写的书,一般中国人恐怕未必看得下去。听说近来将陆续出版关于日本的书,我觉得需要有不止一本介绍现代日本而且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通俗书。下面谈点外行的看法。
  第一,日本的政治决定于对外关系。明治维新是由“锁国”走向世界。信夫清三郎已经注意了,却还未指出中日关系作为核心之一。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日关系不仅影响两国本身命运,而且影响东亚,以至太平洋,甚至给世界的历史以影响。我相信,二十一世纪还将证明,中日关系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之一,因为这里存在着国际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这大概不需要多说了。
  第二,要了解日本政治,一方面要注意关键性的对中国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经济基础,这是自明之理。但是我以为要真正了解日本,还必须由政治、外交、经济追寻到文化,也就是国情,也就是日本人。文化中特别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研究当代日本文学艺术。这是国民性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不仅要知道典型的社会关系模式,而且要知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内在和外在的情况,即民族传统思想感情,日本民族的个性。
  不怕贻笑大方,我还想多说几句我这个完全外行的普通人的微末感想。
  我想的是从世界全局看日本如何对待中国,从日本的全球战略来考察它的对华政策,进而追究其文化渊源。日本是个岛国,历史上虽然从国外接受了不少文化影响,但都是自己接受的,不是被迫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从来没有被外国占领过。元世祖的舰队被“神风”吹沉没了。自从明治维新(一八六八)起全局改观。日本和全世界紧紧系在一起,并且影响了世界。从明治时期起,日本的对外关系决定其内部发展,决定其国际地位。日本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试看日英同盟(一九○二,一九○五)导致了日俄战争(一九○五)。沙皇的战败和这一年的俄国革命以及接连而起的伊朗、印度等民族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更不必说对中国的影响了。这一次的心理震动在亚洲至今还未必断绝。德意日三国同盟(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四○)导致世界大战是众所周知的。战后的日美安全条约(一九五一)的作用至今犹存。追根究底当然是内因最后决定,但是从历史事件的关系说来,对外关系促进内部变化的“反馈”作用也是明显的。战争胜负不能仅从一国内部经济解释;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是单方面能决定的。因此观察日本必须从世界全局着眼,而观察世界历史也不能不把日本放在关键性位置上。至于中日关系,中国就不同于日本。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内部,因为近代中国是挨打的被侵略的一方。无论叶赫那拉氏、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对外都只能投降,因为他们对内是孤立的,并无力量,对外自然站不起来。日本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发表“御誓文”,一八六九年府、县设立小学,一八七○年东京府开设中学,一八七一年废藩置县,一八七二年公布学制,实行义务教育,一八七三年公布征兵令等等一系列措施,是从小孩子起,从文化上,从全民思想感情根本上改变,而又保持了天皇制等等传统面貌和心理。日本变更政权几乎没有经过严重的内战,和旧中国截然不同。因此讲中日关系史就要着眼于日本。从日本方面说,日本的对外关系中,对中国的关系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是与日本国运有关的问题。这一着方向路线一错,全局皆输。一百十几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战败后的“反省”、“检讨”恐怕很少能算是够得上深刻的吧?对于失败的教训似乎不少人至今茫然。日本当然不乏有识之士,但有些人还象西楚霸王项羽一样,以为是“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们竟不觉得打中国是侵略,自以为是,不会知错认错。这种人不懂得中国人当年为什么会抗日,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不了解日本人自己。他们承认战争失败,可不知道即使战胜,也将是彻底的失败。日本即使霸占了也不可能统治那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假设日本如愿赶走了英美,得到了太平洋和东亚,它必定会丧失日本自己。它将由分裂而变质而崩溃,结局会比战败更惨。一个普通日本人成为驻外占领军人就不再是原来的老百姓,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成为国外的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国内原有的日本传统社会规范对他都不再适用,全被抛弃。这不仅日本,别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历史的报复,难道还用证明吗?日本军国主义者只看到“英国国旗上太阳不落”,不知道那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旧话,到了二十世纪就不灵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什么国,不论大或小,用武或用文,想全世界都听他一国的,是办不到了。如果部分办到就立刻背上大包袱,或军事,或经济,或文化,不一定什么包袱,而看不出来的是文化包袱,终将使本民族文化变质以至毁灭。现在已经有不少历史事实证明,到二十一世纪必然还会继续证明。这种霸权主义野心不但是行不通的,而且是自招灭亡的。这是海盗和流氓的心理状态,决不能用于国家统治,更不宜于对外关系;可以说用于内则乱,用于外则亡。这只适用于当年葡、西、荷、法、英等旧殖民主义的对外劫掠时代。现代直到二十一世纪,再走老路只有自取灭亡。因此,从伊藤博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时任首相)、山县有朋(一八八九——一八九一年任首相定大陆政策)、大隈重信(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任首相提“二十一条”)等人开始,到田中义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任首相)画出侵略蓝图,最后定下这项关系日本国运的最高决策。到第二次大战后全盘失败。但是过了不到三十年,日本又面临最高决策问题。田中角荣对中国讲友好。这个决策尚未形成蓝图。日本人会下围棋,当然知道这是布局问题,不是中盘战术问题,更谈不到收官子占便宜。下围棋时“打入”也要选择“点”和“次序”,否则必然困死。田中义一和田中角荣都不是孤身一人,他们当时是代表一项决策的人,同美国的尼克松一样。后一个田中所处时机不同,方向路线未明,还谈不到画什么友好蓝图。我们普通中国人只希望邻国决策人冷静分析历史,取得真正教训,这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日本国运和世界大局的大事。我们中国普通人则特别需要全面了解日本国情、人情。
  我设想有一本书着眼于文化,不是只分析怎么样,而且进一步追究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只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不是只得出抽象模式,而是还发现具体典型。美国人研究日本从《菊与刀》(一九四六)以来有了成绩,现在是日本文学史专家。十九世纪归化日本的欧洲人小泉八云通过欧洲文化观察日本作介绍,有过影响。当前世界上继印度学、中国学之后又有日本学,研究日本方兴未艾。若把外国人以及日本人自己的观察所得集合起来,再就其文艺表现、风俗习惯、言谈举止等加以验证,对日本人大概可以有所了解。日本人是有独特传统的民族。看起来日本古代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代又学英国,又学德国,战后又有一股美国风,仿佛是个外来文化大杂烩。甚至语言中也是这样:汉字和汉语词减少了,西方外来语又加多了。方块字和假名并列,拼音和不拼音的文字符号相混。宗教上既拜佛庙,又拜神社,也不拒绝基督教。在外人眼中,日本人既有文明礼貌一面,又有野蛮残忍一面,既深沉,又浅薄,很难理解。其实这种二重性正是日本民族的特色之一。这个至今还有“万世一系”的皇室的现代化国家是有自己的传统的。中国人不易欣赏《古事记》,会觉得那既不是历史,又不是文学;其实那里面也埋伏着日本文化的一点奥妙。略提另一点为例:日本的佛教决不是中国的佛教,更不是印度的佛教。佛教本来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后来表面上断了。其实这个招牌或符号对印度人没有很大意义,连“印度教”这个招牌或符号也不是印度人自己起的。经过中国的从前所谓西域这块多民族文化变压器,也经过南海及其他路线,佛教传到中国大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幌子之一。在日本却又是一种情况。那是日本的文化,是又一种“神道”。但看《姿三四郎》电视剧中那个关键人物,专任“当头棒喝”的和尚,就可以知道。他样子象是禅宗和尚念语录,其实在宣扬日本所谓“大和魂”。这也许是要领吧?外国人很难体会,日本人习以为常,丝毫不觉,因此都说不出来。这情况有点象印度。可能中国也是这样。民族文化长期传统大概都有这一特点。如果这话不错,那就可以找一找佛教在这三个大国这样发展的内在条件。这事说来话长,但有一条不知是否有人说过。印度有种姓,中国讲门第,日本重等级,三国文化传统都不具备近代资本主义商品交易中的“平等”。日本人似乎尤其如此:我胜,你听我的;我输,我听你的;必须分出高低上下。佛教讲“平等”,但那是承认不平等的“平等”,是承认入世的出世,是一种巧妙的综合,所以能适应这三国传统而发展。佛教的根本教义和基督教的“原罪”说法截然不同。“无明”不是上帝。出生无罪。大家有罪就平等了。印度、中国、日本在文化思想上都有自居为“大”的因素。这里包孕着危险的一点:不胜即负,非上即下。但另有一点:这三国都善于吸收并融合外来文化成为自己的。佛教恰恰本身也有这兼容和同化的“自大”特色,所以能溶入三国文化,和原在印度创始时的以及传入其他国的不一样。这三国的立国之道就在于文化,在于载运文化的人。这不是指具有数量的人口,而是指具有质量的人。这是三国的力量所在,是首要的本身“能源”。日本过去的错误可能在于掌权者不认识或忘记了这一点。从明治以来就以人附属于武器,遭了失败;战后又以人附属于机器,似乎成功,但失败的种子仍在其中。要以人驭物,不能以人属物。人也是物质的,不过是有精神的物质,不是机器人。有文化传统,万不能忘记。只要物,不要人,即使富国强兵,最后也必然会一败涂地。这正象那可能源于印度的故事一样:骑在树枝上锯树,决不可锯自己骑的那一枝,否则必然摔死。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失败历史大概正失败在这一点上:把自己的人当做炮弹或机器使用,忘记了那还是个能下围棋的活人,是能品茶道,赏花道,擅书道,会柔道等等,而且讲人情并有主动性的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发展变化,还可以有革命性的变化,但抛弃不得;抛弃越多,失败越大;若彻底抛弃,必然彻底失败。历史不缺乏证明。
  从日本人情风俗的文艺表现去探求社会心理习惯,这大概是现代外国人和日本人自己都十分注意的。远的如夏目漱石的小说《心》被外国人当做了解日本人心理的读物,这且不论。近的如川端康成的《雪国》,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等等,几乎文学作品中都含有一种其他国家的人少有而不大懂的心理状态。仿佛曾经有人以为这是火山岛国的地理条件,缺乏资源的经济条件,信奉神道和佛教的文化条件,造成短促的徘句和速谢的樱花的心情。好象也早有人说过这是一种“危机感”。这本《外交史》中也几次用了这个词。这和拚命精神是有联系的吧?此外,明治初期小说就反映政治,有民权小说,国权小说。一八八五年东海散士(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是当时畅销的通俗政治小说,《外交史》也提到了。以后有此起彼伏的流行文学,例如风俗文学、记录文学(一九四九)、剑侠小说(一九五五)、侦探小说、科学小说(一九五六)等等。还有几次审判文学案件,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萨特的《堕落的繁荣》案(一九六○至一九六二)。还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三岛由纪夫的“切腹”。把这些和现代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日本人的社会心理状态是不是处处可见一斑呢?这方面的探索很难,但不能不注意。
  以上是我翻阅信夫清三郎的《外交史》以后的拉杂感想。就我的经历所知戏拟一个“回目”,不妨附在末尾,以博专家一笑:
  1.所谓《田中义一奏折》的战略模式及其渊源。2.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与东亚形势。3.少壮军人政变与犬养毅之死(一九三二年五·一五事件)。4.广田弘毅登台时的全球政局(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5.关键性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6.近卫文麿的对华战略和“大东亚共荣圈”。7.希特勒、东条英机和致命的一九四一年。8.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一一全球政局的大转折。9.“艰难时世”——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10.五十年代的东亚——全球政局的矛盾焦点。11.“生态”和“国民性”、“危机感”、樱花和武士、“大和魂”。12.新日本的新战略模式——从“大东亚”到“太平洋”?13.“时势造英雄”——田中角荣“庶民首相”。14.首相“轮流坐庄”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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