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该把“节”与“日”区分清楚了，不然这耳根子老是不得清净，平白遭受那么多无端的滋扰。
让我们开宗明义罢。所谓“节”，如果还没有被各种政令弄乱套的话，原本是指能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节庆”，这在人类文化的多元进路中，从来是最具绚丽色彩、也最有地区特色的亮点。你想，日月星辰自身的惯性运动，一圈复一圈、一轮复一轮，原是再呆板再机械不过的，若不是各文明通过各自的运势，为天体的轨迹平添了丰富的人文意蕴，那么人类用来纪年的年、月、日，就只会是一串不断轮回的数列，而我们立足其间也肯定乏味的很。幸而，人类是一种努力发展和发挥自身记忆的动物，能够在以往的历史沿革中，借日历记下一些重要的文明路口，而后又在民风民俗的化成之中，基于这种难忘的历史转折，针对特定的文明历法，发展出对特定人群具有特定涵义的节日，使之从集体记忆的深处周期性地涌现，并要求以最调动情绪的方式来欢庆，借以传习特定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构造，由此才渐次形成了后世沿袭的节庆。
由此可以说，节庆的特点之一确在其“无中生有”。我们根据这种发生学的描述，基于现有的知识范畴，可以从其意义的来源入手，对节庆进行粗略的划分，得知它们要么跟节令农时有关，要么跟宗教神话有关，要么跟政治事件有关。这本身并不奇怪——文明的先驱们正是在这类重大领域中，创化出整个生活世界的基本架构，并由此化育出护佑着被主动选定的人生态度的总体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非要把“清高”理解为“莫谈国事”的话，那么以往的节庆就并不“清高”，它载歌载舞地坦承政治在文化建构中的重要功能，坦承政治本身就是一种精彩的和重要的文化、一种人类舍此便无法正常生存的文化。
然而同时又应看到，无论其源起有何不同，但只要节庆还成其为节庆，就总还得有一个共通之点——它必须在特定的文化圈中被下意识地认同，必须在同一游戏规则下被不自觉地参与，乃至于无论贤与不肖，每遇佳节总会情动于衷，而一旦无缘总会恍有所失。说到这里，大家都会油然想起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来。不过仅仅去征引情感丰富的诗人，在这里恐怕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且来看那些向称庄重的道学家，逢到节庆时分会有怎样的感受。北宋大儒程颢有《游月陂》云：“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台。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约重陪。”南宋大儒朱熹亦有《水调歌头》云：“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用辛苦怨斜晖。不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与问牛山客，何必泪沾衣。”惟其有这样的做派，我们或许才能理解什么叫做“四时佳兴与人同”，什么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罢？
的确，这种对于节庆的普遍参与企求，曾经被政治家们以各种计谋利用过。比如在朝鲜战场上承诺士兵感恩节回家欢度，再如在中东战场上趁着别人斋月懈怠偷袭，这都是耳熟能详的。可是，不知大家想到过没有——政治威权虽有可能利用一个节日，却没有力量凭空制造出一个节日，因为节日的参与感必得是普遍共享的，它只能来自潜移默化的长期心理建设。耐人寻味的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仍要数刚才提到的那些与政治文化有关的传统节庆。试想，如果光靠行政命令就能制造出节庆来，那么古往今来曾有那么多人“一朝权在手”，他们的意志早就把日历填得密不透风了罢？然而不然。我们稍作历数却不难发现，原来真正足以化成节庆的政治事件，不仅没有服从当政者的淫威，反而多跟对于权力的漠视、抗议和反抗有关——比如寒食节纪念的是介子推的宁死不仕，端午节纪念的是屈原的以死相争……当然我们也不难想到，这些节日的历史起因肯定会更早，所以后来附会的那些传说即使于史有征，也只能属于层层累加上去的次生意义。不过，恰又正是在文明进程底部的此种顽强再诠释运动中，我们更能看出不可轻慢不可侮的民心。说实在的，那位以《东方专制主义》名世的汉学家魏特夫，当年如果也能看透这股历史的潜流，就不会把东方的治水民族统统写得如此奴性十足了。
节庆的另一个特点，又在于它必然要“逢凶化吉”。也就是说，尽管节庆的缘起未必全都喜庆，但后世那个敦风化俗的过程，却一定要再把它转化成欢乐的由头。从这个意义上讲，日历上的那些个具体的日期，也就逐渐从表现转化为再现，从所指转化为能指，其符号意义也主要旨在诗化和幻化人间的生活，以使文明的时间表不再意味着干巴巴地挨年头数日子，而是表现为被接踵而来的由节庆装点出来的美不胜收的花环珠串。惟其如此，人间世才丰盛得值得一过，而不是一步步挨向最后的刑期。
说到这种充满人文味道的日历，宋代杭州有位约斋居士，曾为自己排出了四季燕游次序，命名为“四并集”。我们不妨抄下来观赏一番：
正月孟春 岁节家宴 立春日迎春春盘 人日煎饼会 玉照堂赏梅 天街观灯 诸馆赏灯 丛奎阁赏山茶 湖山寻梅 揽月桥看新柳 安闲堂扫雪
二月仲春 现乐堂赏瑞香 社日社饭 玉照堂西赏缃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东赏红梅 餐霞轩看樱桃花 杏花庄赏杏花 群仙绘幅楼前打球 南湖泛舟 绮互亭赏千叶茶花 马塍看花
三月季春 生朝家宴 曲水修禊 花院观月季 花院观桃柳 寒食祭先扫松 清明踏青郊行 苍寒堂西赏绯碧桃 满霜亭北观棣棠 碧宇观笋 斗春堂赏牡丹芍药 芳草亭观草 宜雨亭赏千叶海棠 花苑蹴秋千 宜雨亭北观黄蔷薇 花院赏紫牡丹 艳香馆观林檎花 现乐堂观大花 花院尝煮酒 瀛峦胜处赏山茶 经寮斗新茶 群仙绘幅楼下赏芍药
四月孟夏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 芙蓉池赏新荷 芯珠洞赏荼 满霜亭观桔花 玉照堂尝青梅 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 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 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 鸥渚亭观色罂粟花
五月仲夏 清夏堂观鱼 听莺亭摘瓜 安闲堂解粽 重午节泛蒲家宴 烟波观碧芦 夏至日鹅脔 绮互亭观大笑花 南湖观萱草 鸥渚亭观五色蜀葵 水北书院采苹 清夏堂赏杨梅 丛奎阁前赏榴花 艳香馆尝蜜林檎 摘星轩赏枇杷
六月季夏 西湖泛舟 现乐堂尝花白酒 楼下避暑 苍寒堂后碧莲 碧宇竹林避暑 南湖湖心亭纳凉 芙蓉池赏荷花 约斋赏夏菊 霞川食桃 清夏堂赏新荔枝
七月孟秋 丛奎阁上乞巧家宴 餐霞轩观五色凤儿 立秋日秋叶宴 玉照堂赏玉簪 西湖荷花泛舟 南湖观稼 应铉斋东赏葡萄 霞川观云 珍林剥枣
八月仲秋 湖山寻桂 现乐堂赏秋菊 社日糕会 众妙峰赏木樨 中秋摘星楼赏月家宴 霞川观野菊 绮互亭赏千叶木樨 浙江亭观潮 群仙绘幅楼观月 桂隐攀桂 杏花庄观鸡冠黄葵
九月季秋 重九家宴 九日登高把萸 把菊亭采菊 苏堤上玩芙蓉 珍林尝时果 景全轩尝金桔 满霜亭尝巨螯香橙 杏花庄
新酒 芙蓉池赏五色拒霜
十月孟冬 旦日开炉家宴 立冬日家宴 现乐堂暖炉 满霜亭赏早霜 烟波观买柿 赏小春花 杏花庄挑荠 诗禅堂试香 绘幅楼庆暖阁
十一月仲冬 摘星轩观枇杷花 冬至节家宴 绘幅楼食馄饨 味空亭赏蜡梅 孤山探梅 苍寒堂赏南天竺 花院赏水仙 绘幅楼前赏雪 绘幅楼削雪煎茶
十二月季冬 绮互亭赏檀香蜡梅 天街阅市 南湖赏雪 家宴试灯 湖山探梅 花院观兰花 瀛峦胜处赏雪 二十四夜饧果食 玉照堂赏梅 除夜守岁家宴
上面这段引文有点嫌长，但我却找不到地方下手删节，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的长度，才能在这一长轴令人眼花缭乱的及时行乐图前，跟着约斋居士从春吟赏到夏、又从秋冶游到冬，美美地过足眼瘾，领略到人生也可以有这样的活法。另外，我们也不难由此联想到，尽管这位约斋居士确实会玩，也确实住到了一个好玩的所在，但假如不是他介身其中的丰厚传统，以节庆的名义给出了那么多欢乐的由头，他那寻欢作乐的生活仍要失色不少。所以，尽管在日历上被凸显为特殊的日子，节日的文化功能却是指向日常的，它使千篇一律的生活步调获得了某种变奏，它在麻木中提醒你珍重和享受有限的生命，它于狂欢和宣泄中使你得到休整和放松。就此而论，缺乏节庆的生活就算不尚文明的生活，失落了节庆的文明就准是失落的文明。
并不是说，古代生活就没有它自身的弱点，所以果欲检省刚才那位宋代花花公子的处世态度，我们当然有的是话可说。可另一方面，传统既然如此可居可游过，也转而刺激我们认清，在丧失了林林总总的真正被当回事的节庆之后，当代的日常生活竟会萎缩得何等干瘪。相形之下，我们现在还只剩下一份繁忙工蜂的日历表，每时每刻都被各种备忘的日常安排嗡嗡响地挤满，别说大老远地准备迎接节日了，只要能不在节日虚度之后照例愧疚一番，就已经很算对得住自己了。由此毫不夸张地讲，尽管肯定变得更为富足了，但现代生活却并未更加从容，也谈不上更加快乐，倒是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品味生活的本能。正因为这样，我们万不可再让“旧社会”“新社会”之类的套话成天脱口而出，那实不过是一种舶来的现代化叙事，它把文明断裂的近代历程悄悄地价值化了，并暗中推导出了对于文化传统的总体拒绝。只要依照它的思想逻辑，所谓“现代性”就只能从一个模子中浇铸出来，在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进行多样选择的余地，哪怕当代生活由此被彻底废墟化。
再说点儿不中听的话，甚至就连某些声言要来“解构现代性”的时文，骨子里也都属于这种现代化叙事的悄悄俘虏，也就是说，它们暗中遵循的历史法则仍然属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模式。尽管它们激烈批判当代生活的废墟化，却又悄悄承认只有把历史推进到此种废墟，然后才能对此一普适的和不可幸免的磨难进行抗争。由此一来，历史本身应有的连续性就被人为割断了，而且这种割断还被根据必然律而合法化和合理化了。设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选择，我们简直都难以想像，既然不委身给这个人文资源几近枯竭的“现代”，就不能展开近代的历史，那么究竟还剩下什么借以重构未来的支点呢？
绕人的障眼法在于，在遗弃了大量传统节日的同时，以“破旧立新”为自觉使命的现时代，却也塞给了我们大量新的节日，以至于如果单从表面来看，五花八门的节日反而更多了，甚至多得泛滥成灾了。假如只把节日当成与己无干的客观知识，那我们现在简直天天都在过节，包括各式各样的洋节土节、新节老节、大节小节、集体节个人节、严肃节嬉闹节，只不过大家老是身在节中不知节罢了。
由此就引出了本文想要挑明的话题。节庆本是最具地区特色、最无法强求统一的人类活动，尽管它并非完全不能被进行跨文化的传播，比如当年盛行过的从寺庙里扩散出来的浴佛节，但那些外缘因素必须跟世俗生活进行长期磨合，不期然而然地经历过文化再诠释，而终于化成被下意识跟从的民间风习。可当今之世的移风易俗活动，却一古脑儿移植了那么多别人的节日，怎能不面对着乱了套的文明时间表无所措手足？——打个比方：一旦忘记了那些本来与己无干的愚人节情人节之类，我们就有可能要么冷不防地被别人的玩笑所伤害，要么无意间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可另一方面，就算勉强记下那些对别人惟此为大的圣诞节复活节等等，我们却又很难从感情上投入，以至于越是来凑热闹就越觉得孤单寂寞。所以说，恐怕天底下最叫人哭笑不得的窘困，就要数这种节日的尴尬了，它最为突出地暴露出我们已是何等的方寸大乱，竟连好好过日子都已属非分之想。
进一步分析的话，在这种节日的尴尬背后，还更隐藏着想要空前地动员和统摄社会的企图。一方面，现代生产呼唤出了经常难以消化的社会财富，必须想方设法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由此节日就被预期成了必备的推土机，以加速铲掉平时山积起来的商品库存。另一方面，现代世界又以更加严密的社会整合为其特征，各种手段都必须被用以调控全社会的步调，由此节日又被预期成了号令天下的哨音，以加固作为控制手段的意谛牢结。正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生硬而冒失地强行规定节日，并企图借此而重新规范全方位的生活，并不是哪一个国度的特殊问题，而乃当今世界的基本通病。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尽管并非不知道节庆心理只能潜藏在文化下意识深处——甚至正因为知道它能够触及下意识的梦境——仍然有人要为我们做开颅手术，以便对做梦的细胞进行改造，使之跟某种社会工程彻底配套。
要是上述节日预期真能得逞，那我们简直连做梦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幸而我们又转而发现，其实此类预期本身就是矛盾的，——足见此类社会工程何等的支离破碎，何等的靠不住。一方面，许多生硬指定的“节日”，说穿了更像是在颁布某项公务，而与真正的节庆压根没什么相干，充其量也只像联合国推行的“某某日”，比如“国际难民日”、“国际戒烟日”、“国际艾滋病日”等等。这等的所谓“节日”，根本不可能为百姓生活带来任何喜庆，而只能把“节日”的字眼进一步庸俗化。另一方面，还有些新创的“节日”，尽管确实源自某种纪念性，却往往属于某一特定的阶层、团体或组织，其特殊意义不可能真正扩及全民，所以也就很难调动普遍和由衷的参与感。这等的政治“节日”，如果纯从经济效果考虑，无疑完全缺乏节庆的功能，无论为它们做多少广告，也没有办法刺激起内需，而只能虚掷纳税人的所得。
缘此就必须毫不隐讳：对于无心参与的人群而言，无论怎样号令和动员，节日总归是不存在的。惟其这样，才能找到把“节”与“日”分开的理由。节庆其实并不像当初误以为的那样简单，仿佛说哪天是哪天就可以是。真正堪称节庆的东西，其维护人类共用体的作用十分复杂，既有狂欢的作用，又有休憩的作用，既有劝业的效能，又有消费的效能，既有勉励个体成长的作用，又有促进彼此交流的作用，既有维护向心力的功效，又有释放力比多的功效，既可能去修补规训的常态，又可能去从事变态的补偿……正因为这样，真正的节庆就只能在长时段的试错中悄悄地产生，而不可能在短期凭人工来复制。
因此本文的建议是，与其把“节日”二字叫得如此粗滥，何如将这两个字区分开来，分别明确它们各自的功能？一方面，我们不必再强称“某某日”为节，而只需在适宜栽种的日子提倡绿化，在纪念历史的时刻静心追思，并在涉及某一特定人群的日子，要么组织专门的义务劳动和理论学习，要么针对某一弱势的群体给予特殊的优抚。另一方面，腾出来的日历牌，也正好用来恢复那些最重要的传统节庆，比如上元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果真如此，我们会发现，此类节庆经由千百年的历史熔铸，相比起那些人造的节日来，其妙处简直难于历数，——比如它们在时序安排上更加有张有弛，不会紧锣密鼓地全都排在月初，使得庆祝的任务压得透不过气来；再比如，它们全都跟大众的起居习俗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废弃已久，仍然不难“礼失求诸野”，很快就酿成欢庆嬉闹的民间习俗。
真能做到这样的“有节有日”，我们的生活就将重上轨道，更像个“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样子。
二○○一年仲夏于京郊溪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