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谈“全集”

　　书店架上除了摆着大量的单行本，也点缀着名家的文集、选集、译文集、全集……等多种名目。这里面以全集为最少见，目前好象只有《鲁迅全集》一种。不过郭沫若、茅盾的全集也都已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随之而来也听到一些议论，全集到底应该怎样编才好？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真正的全集，据我想，自古以来就从来不曾有过。虽然旧书目录里间有诸如《山谷大全集》那样的名目，不但“全”，而且“大”。但同时也就暴露了这名目的可疑。既有“大全集”，不就暗示也有不够全而且大的“全集”么？还有，这又是按了什么标准区分的呢？总之，所谓全，充其量只不过显示了一种相对的完整性而已。
　　既然称之为“全集”，顾名思义，那么就应该把作者平生的一切言论，见诸文字和口头的意见都一一收罗在内。最好还包括了作者的“行”。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编辑方式是不错的，虽然那也并不是“全集”。
　　新版的《鲁迅全集》在作品之外又尽可能收入了完整的日记与书简，这方法是好的。但严格说来还算不得“全集”。先生大量的译作，整理、辑集、校定的古籍，收集的汉画像、古砖，辑印的中外版画，……就都因实际困难没有一一收入。缺少了这些，读者就难以见到先生的“全”。作为“全集”，也就多少失去了依据。
　　认为只有创作，才是应该收入“全集”的唯一内容，看来不能说是全面的。
　　四十年代后期，巴金曾经打算编定他从事文学工作以来比较完整的结集，就是将译本考虑在内的，初步定名为《巴金译作集》。后来有人说“译作集”读起来有点象“遗作集”，恐怕不妥当，计划搁下来了。
　　上面所说的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一种“高调”，而“高调”最后又十九会变为“空论”。为了切实起见，倒不如研究一下编“全集”可能遇到的主客观种种困难，也许对实际工作有些好处。
　　“全集”一般说有自定和代编两种。人们大抵重视自定的“全集”，因为它可靠，没有误收的伪作，也反映了作者晚年最后形成的见解。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照上面所说对“全集”的要求加以衡量，却并不尽合理想。白居易的诗集是他自己定稿的，一式钞写了好几份，分藏在几座庙里。(我怀疑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分抄几份藏在全国各地的几座“阁”里，就是从这里受到的启发。)因此流传至今的白氏《长庆集》是比较完整的。但到底经过了作者的修改、删定，显示的是白居易晚年定型的思想。如果想研究他前期中期的思想变化，就得格外小心，应该设法搜求他的朋友、同辈的诗文和史料、笔记仔细比勘，才有可能明白较近事实的真相。凡是自定的“全集”，都多少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有的作者把“身后名”看得很重，不是企图以道德家面目永存，就是想以文章家资格传世。这些私心杂念都会影响原始真实面貌的保持。朱彝尊晚年编定全集，不因贪吃冷猪肉而删去二百韵的《风怀》情诗，曾使许多人佩服；但他到底还是删去了不少旧作。有的作品因不够成熟或显得平庸而被删，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不坏的作品却因另外的原因删去了，如他在中年自刻的《腾笑集》中的一些诗篇。“腾笑”是朱彝尊自嘲的话，表示了他改变政治立场后的复杂心情。他在晚年删去了这些带有自我批判气味的作品，还砍去了与牵入政治案件的许多友人的关系之作。证明手定的《曝书亭全集》其实是并不“全”的。想研究朱彝尊，想知人论世，只靠这样一部“全集”是不够的。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李慈铭的《日记》手稿上面，被他用墨涂掉了许多，有时几乎是整页的涂，这并非一般的文字修饰，或对学术观点的修正，几乎都是丑低别人的话。从删而未净的语句的恶毒，可以推想那些涂掉的字句都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连他自己也觉得不象话了的。
　　作者自订全集，当然有他自己的自由。或严或宽，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也都应该受到尊重。不过一旦白纸黑字写成文字，作品即成为客观存在；若已流传，就又产生了社会影响。作者可以“悔其少作”，表示自己后来的态度，但应负的责任总是推卸不掉的。在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看来，资料的收集当然以尽可能的完整、真实为第一要义。如作者已经逝世，无法对身后旁人的辑逸……工作表示任何意见，当然不成问题，作者如还健在，那就可能发生种种麻烦。有的作者是深悔其少作的，非常希望若能侥幸逃过“摸金校尉”之类人物的翻尸倒骨，就是如天之福了。可惜近来文学史家中的考证流派逐渐兴旺发达，各种旧期刊、旧报纸、罕见的书本也都一一复印行世。此外还有不少奇异的渠道，例如在档案袋中有时就藏着珍贵的文学史的材料。……真是使人寝食不安。我有时确也对此深表同情。“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风起云涌之际，我就见过弄堂里一位老太太被勒令穿起她几十年前的旧旗袍、高跟鞋、涂起口红来上台示众。这些东西都是从她家的箱底里翻出来的，也确是她当年用过的衣饰，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赖也赖不掉。但同样真实的是，她已有好几十年没有这样打扮了。怪只怪她因懒或舍不得，没有及早处理掉这些“四旧”的遗迹。大约许多人都从这类“革命行动”中吸取了“教训”，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烧起书来，还有字画、古董，……一切看来不妥的东西，这真是一场浩劫，是水火兵虫之外更厉害的一场浩劫。
　　被“发掘”出自己的“少作”的作家的心情，大约和那位被“勒令”穿起旗袍示众的老太太有点相似，着实值得同情。作品又不比旗袍，只有几件、十几、几十件，而且又流散到天涯海角了，想销毁也办不到，真是命该如此。古往今来的作家，有许多都曾有过这种苦恼。有些作家而兼宰相以至皇帝的大人物也曾动用过政治力量与影响销毁已不合时宜的旧作，成绩也不理想。韦庄费了许多力气想从文学史上抹掉自己的早期名作《秦妇吟》，不料一千多年后还是从敦煌石室里被发现了，还不只一种抄本；雍正帝下令销毁御制的《大义觉迷录》，二百年后也在琉璃厂的破书堆里发现了。只不过便宜了书店掌柜，卖得了好价钱。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用笔写下来的东西，是砍不掉的，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世上如真有热心好事之徒，具有曹操发明并设置的“摸金校尉”那样的能力与品德，从什么地方发现了自己的“少作”，最好还是抱欢迎、合作态度。在鉴别真伪、说明背景、阐释作意……等方面加以协助。当然也有权表示对这些“少作”的处理意见，而这是完全应该受到尊重的。我想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极好榜样的还只有鲁迅先生。他的态度、意见就非常明确的写在《集外集》的序言里。
　　我这样说，只是表示自己对鲁迅先生意见的完全赞同，并无怂恿作家们都来编印“集外集”的意思。理所当然，有资格、有必要编“集外集”的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并不是很多，这是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的。近年来海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课题，这都是值得感谢与佩服的。流风所被，也给国内的研究工作以刺激、推动，这也是好现象。只是有一节，海外学人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猎奇搜秘的、乾嘉学派式的繁琐考证学风也传了进来，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表现。这就使人看了有时感到老大的不舒服。例如一些已经谢世的著名作家，他们的遗稿、逸事都有人在着意搜求，　并陆续发表、成书。这工作自然是可取的，也是为读者所欢迎的。不过有时泛滥无归，连私塾窗课和早年幼稚的艳诗那样的物事也拿来发表、出版，就不免有些奇怪。我是懂得这类物事的价值的，也主张应予大力搜集、妥善保存。但它们应该被安放在文学资料馆里，而不是印成几千万册，放在新华书店架上。凡事不可一刀切，万一真的发现了鲁迅当年在三味书屋里的窗课，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做的《云从龙风从虎论》，那自然应该区别对待，收入《集外集拾遗》中去。
　　还是鲁迅说过的话，文人或作家，“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身后的一切就只有听人摆布了，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悲剧。这中间，孝子贤孙以及各式各样的“无聊之徒”的代为编刻全集有时就会成为极重大的不幸，鲁迅真的也有自知之明和预见，他自己在十多年前就曾被各色人等牵出来戴上时髦的纸冠，披上异样的服饰，串演了不少活报闹剧，这一大笔宝贵经验到今天还不曾很好地结算过。但要使工作取得决定性的改观与进步，首先要紧的还是对旧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在付了昂贵的学费以后要翻翻成绩报告单。
　　鲁迅是幸运的。他的全部著译除了一二小篇都已在生前手定出版；他又在编《集外集》时明确表明了对自己著作的态度。由旁人编定全集时就不会发生什么困难。收集的逸文也都是手稿或剪报，只有少数使用少见笔名的文字出现过争论，也无关大局。这就使他作为一个作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旁人怎样出于好心或恶意给以梳妆打扮，都不必担心。铅华洗尽见真醇，鲁迅还是鲁迅。人们对鲁迅是非，常尊重的，虽然没有谁说过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也没有谁敢从他的“全集”中删去任何篇目。连“四人帮”也不敢。只偷偷地抽去过一些书简。这自然是由于先生的崇高威望。其实这也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公正对待任何作者的正常态度。不过实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在作者身后为之编定全集的大抵总是与作者有亲近关系的人，如朋友、子孙、崇拜者。为论敌出版全集在过去是很少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反面教材”的利用价值，常用的手段不过是烧和禁。自从乾隆皇帝编定“四库全书”，在手法上才有了突破，但也只是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小动作。整个衡量起来，其作用就远不及孝子贤孙、诸亲好友作出的“蠢事”效果的显著。我以为，在这里“蠢事”这个词用得是恰当的。一般说来，只有好心办出的坏事才能称之为“蠢事”，即使有时事情办得已经近于可恶，但也只好依旧称之为“蠢事”。这中间是有一条不容混淆的界限的
　　我买到过许自昌的几本诗集，这是“借茶”“活捉”(《水浒记》)作者的诗集，流传很少，连《千顷堂书目》里都没有著录。这书是从甫里(苏州用直)许家流散出来的，是万历原刻。卷中有作者和他的儿子、孙子、重孙(许自昌、许元方、许虬、许心扆)四代藏印，可见是许氏世守之书。许自昌的诗作得并不怎样高明，几乎湮灭不传也是无怪的。但在他的子孙们看来，却不是这样，一定要重刻“全集”。在重刻之前就得重行编定，于是这两种诗集《咏情草》和《卧云稿》中就布满了朱笔墨笔圈点删改的痕迹。不但删改，而且还随处留下了记事，看来还是在北上起旱骡车中所改。修改有许元方、许虬的笔迹，也有不知谁何的笔墨。改笔大不高明，有时反而越改越坏。有些改动是可以明白那用意的。如“若还识得妾心愁，犹胜沙场战胡虏”句，“战胡虏”被改成了“建旗鼓”；“郎征胡虏为封侯”句的“胡虏”改为“辽海”(俱见《咏情草·寄征衣》篇)，这是清初犯忌的字眼，为太平计，是非改不可的。但“辽海”也并非稳当的字眼。改来改去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难怪重孙许心扆就在书眉上跋道，“此册墨笔未知谁手，俱非先子(虬)书，改句未妥。丙申(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七月十六日申时附识。紫逊弟同阅片顷。丹丞。”
　　从书前书后的许多题跋中可以看出，许自昌的子孙是很宝重先人的遗稿的，保藏了一百多年，还打算重刻“全集”，但却辛辛苦苦作出了这许多蠢事，不过后来终于未能刻成，只留下了这原本，保存了许自昌的本来面目。他的诗作得并不高明，写的多半是醉生梦死的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是严重的。但他在饮酒拍曲之余，心里也还记挂着东北的“边事”，　这一点很清楚。也许是当时“诗人”的时髦题材，也说不定。这岂不是无论哪一派的文学都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的一个好例么？如这诗集经孝子贤孙删改之后付之重刻，那么后来的读者就连这一点也将看不到了。
　　这种大刀阔斧地修改前人旧稿的风气，在明末大抵十分流行。这种作风的形成又与当时选家势力的膨胀有关。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在出版业的表现形式是书坊林立，执“选政”的编辑大量出现。他们不但选刻时文，还编刻大量的通俗书籍，畅销的经史基本读物。杂凑丛书，代刻文集，业务兴盛得很。许多旧书在改头换面之后就化为崭新的“著作”。明代初期雕版家笃守原书，翻刻旧版的严谨作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风气一直沿续了下来，直到清初朴学学风兴起才开始得到扭转。
　　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沈德潜曾是红极一时的选家，他的《唐诗别裁集》等选好以后先送呈御览，目的无非是借皇帝老倌的声势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到底如愿以偿，将御制序刻在《唐诗别裁集》的卷首，四周围起龙纹花边，朱红套印，以别于墨印的正文。这种宣传手段是有点用处的，有效期竟一直维持到不久以前。《别裁集》的真价只能由文学批评家来评说，我在这里想指出的只是沈德潜一种极坏的恶习，就是象三家村塾师那样喜欢篡改古人的作品，而且并不声明，连金圣叹使用过的抬出“古本”来的手脚都免去了。可谓鲁莽霸道之至。如有空闲，找出入选的原作，一一对校，那是会找出全部罪证来的。为简便起见，姑举二例。
　　《含翠轩诗钞》，长洲陈叶筠撰，康熙王闻远刻本。原书书眉有旧人墨笔注，卷二《张睢阳庙》诗上注云，“此首归愚尚书选入《国朝别裁集》，后半首经其点窜。”原诗下半“遗像眦还裂，英雄气尚嗔，惊飙何处起，犹似扫黄尘。”四句被沈德潜改了三句，变为“卞壶拳还握，苌弘血尚新，灵旗风卷处，……”不论原作或改笔，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实在没有什么金铁之分。另一首入选的《寄许子逊》，原作的起句“一别经年尺素虚”，被改为“不见南来双鲤鱼”；“春来何处堪凭　吊”，“来”改为“深”。这真是好恶随心，信笔点窜，恰如老夫子批改学生的课卷。选家而有这样的专断权力，是使人吃惊的。
　　沈德潜对古今诗人，都看作自己的“诗弟子”，就连他自己的祖父也不曾放免。《明诗别裁集》卷十一收沈钦圻诗五首，但小传下识语却说，“兹录感时伤事六章”，不知何故。(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沈钦圻字得舆，诗集名《晤书堂诗稿》，乾隆中沈德潜刻本。前有陆世廉序，后附沈德潜撰《先祖行述》。集甚少见，三十多年前我偶然买到朱鹤龄的《愚庵小集》，这诗稿就附订在第四本后面。后被掠去，好不容易最近才找了回来，使我有可能与《明诗别裁集》对照，举出沈德潜删改的实例。
　　　沈钦圻的诗写得不坏。有感情、有文采、有史实。但沈德潜所选的并非集中代表之作。五首之中，也点窜了三处。《书事》诗尾联“唐家灵武业，望断素冠人。”“冠”改“衣”。这是因改字面，同时也抽换了原意的。《咏史》诗指斥南明弘光小朝廷的乌烟瘴气。第二首颈联云“殿上黄幡绰，宫中郭顺时”，被沈德潜改为“乐奏李天下，歌传郭顺时”了。
　　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中一节：
　　“太仓崔不雕(华)诗，‘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目为‘崔黄叶’。沈归愚以丹枫黄叶，不无合掌，易‘丹枫’为‘白苹’。归愚好擅改名作，往往点金成铁。此却大胜。然亦有来处。明鄱阳董士昂(轩)太宰句云，‘黄菊清香人病后，白苹风冷雁来初’。二诗风味何相似也。”
　　汤大奎指出了沈德潜的恶劣作风，可见这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又指出沈的点窜原则，不过是“合掌”之类的老教条，也就是只求字面好看，事实全可不顾。至于字面到底是否真的能改得好看，实在也危险得很。奇怪的是汤大奎说沈德潜也有改得“大胜”的时候，还找出了那“来处”，似乎颇有点比较文学研究的味道。不过我以为这正是谬论。脱离实际，脱离作者原来的真实感情，只求字面上好看，不惜作伪。这正是一种恶劣的倾向。将古今一切诗人，包括自己祖父在内的作品，一并看作小学生的作业，放手点窜，毫不脸红，还把改头换面后的赝品充做原作，推荐给普天下看官。这种作风，放在今天，是应该吃官司的，实在已脱离文学批评的限度很远了。
　　由别人来编“全集”或选本，发生沈德潜这种事故的例子是很少的。但也还是逃不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一条大原则。出于种种不同动机，人们总希望先人或名人脸上有光，这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好心”吧。但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混淆了是非，塞进了假货，佛头着粪，弄巧成拙，在汗牛充栋的旧书中，这种例子多的是。说来说去还是吃了不老实的亏，只因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种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牢记不忘，在今天编“全集”时也不宜忽视。
　　 一九八三.九.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