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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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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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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海伦·斯诺在回忆
作者萧乾
期数1984年02期
  一 第一手的
  以时代为经、以个人阅历为纬的回忆录算不算野史的一种呢?我尊崇史书,但我更爱读回忆录。历史有如树干,回忆录才是葱翠繁茂、供人观赏的枝叶。说来极不应该,对历史书我往往略翻一下即束之高阁,等遇上什么特殊场合(比如写个注什么的),才搬下来临时抱抱佛脚。在我的书架上,它们就象是一辆辆救火车:有它们在,可以放心。可是拿到一本回忆录,即便是很平常的一本,我都象是进了趟馆子:宴席也罢,小吃也罢,总是嚼得津津有味。吃完之后,一路上还难免要咂咂嘴巴。诉之感官的回忆录能把逝去的日子重新展现在眼前。倘若那位作者还经历过、甚至直接参与过重大历史场面,即属于第一手资料,那就更为珍贵了。
  七九年十一月我专程去美国东北角康涅狄克州的那个小镇去访问海伦时,她告诉我,正在写自己旅华十年(一九三○—一九四○)的回忆录。我听了自是十分亢奋。因为那是惊天动地的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作自己的主人还是当旁人的奴隶之间抉择的十年,也是人类站在重大十字路口的十年,而她和埃德那时都是风云人物。今年九月,我在美国中西部时,她在电话中告诉我,回忆录八一年就写好了,她还为它犯了场心脏病。①回到北京后不久,纽约威廉·莫洛(William Mor—row)出版社就受海伦之托,把《我在中国的岁月》(My China Years)的一份清样寄了来,并通知说,这部三百多页的回忆录,准于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由该出版社出版,售价十六元九角五分。这样,我就比美国读者早几个月读到了它。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上海》(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主要写海伦同埃德加这对从事新闻工作的美国青年从相识到结婚的经过。其间,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从作者摘引的家书中可以窥见她最早对中国的一些观察和印象。第二部分《北京》(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及第三部分《延安》(1937)显然是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其中写了一二九运动,斯诺夫妇先后去陕北访问以及有关《西行漫记》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第四部分《工合》(一九三八—一九四○)从抗战爆发后这对夫妇创建工业合作运动的活动写到他们告别亚洲。
  书中写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人和事。她在第二部分中,为一二九运动的英雄们如黄华、黄敬等画了侧影。描述她在陕北那四个月的活动时,不但留下了她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革命领袖的印象,也用了不少篇幅来描绘马海德、斯特朗、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的生活和风貌。
  尽管书里写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海伦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不减当年。看她怎样描述一九三七年从陕北到三原之间的印象:
  “这里,对强奸者处以死刑,但朱德告诉我,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延安实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红军不喝酒,甚至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参加革命的,没有薪金。他们争相以自我牺牲来立功。他们非常骄傲自己穿的制服,特别是绑腿。每个人都梦想能有一支自来水笔。”(第276页)
  她是这样推崇八路军的纪律,这样认识根据地的军民关系的:
  “所有我们吃的东西,红军每个士兵吃的东西,都是买来的。士兵不睡帐篷;不是住荒屋,就是借住老百姓家。连用一下火炉都照付煤钱,临行总把住处打扫得一干二净,比来的时候还整洁。他们吃的是小米粥,不论多饿,路过果园菜园也没人会想去偷吃什么。在共产运动中,对于私人财产这么尊重,真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正是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人心,一直受到群众拥护的一个重要因素。”(第285页)
  西安事变后,当她看到原来“剿”共的东北军也能掉转枪口抗日时,作者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情:
  “我对中国的爱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爱这些中国学生,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我爱东北军,爱他们每一个士兵。倘若二十九军的宋哲元老将军肯倒向抗日的一边,我也可以爱他,甚至爱任何跨到这一边的土匪。我爱那些邀请埃德去演讲陕北之行、要他放映电影、关心他的考察的传教士。”(第204页)
  如果记住她在写一二九运动时对于挥动大刀镇压学生的二十九军多么深恶痛绝,以及她在全书许多地方对在华外国传教士表示的憎恶,就更能理解埋在这段话下面的是多么深厚的感情了。
  关于斯诺,这本书提供了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海伦在书中以极大的愤慨追忆了美共当时对《西行漫记》的攻讦。
  “尤其使中国人惊异的,是美国共产党竟然大肆攻击这本书,并不许在他们控制的书店里出售,只因为书中有两三句话谈到第三国际在对华问题上犯的错误。埃德一直不能原谅那些猥琐的正统派。他们真是既幼稚又小气。人家仆仆风尘奔到前线采访,而那些学院派先生们从来也没为推进历史尽过一点点力,却只会吹毛求疵。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那是间接对毛泽东的攻击,因为埃德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资料。”(第310—311页)
  全书的记述分量较重的,是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对事件的态度那段。这里,海伦首先摘引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塔斯社那篇令人惊诧的电讯原文:
  “正当南京政府努力统一中国以抵抗外侮之际,张学良本人却对外来侵略一直采取不抵抗政策。如今,他竟然举起所谓抗日的旗帜,而实际上他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第209页)
  接着,又摘引苏联《消息报》同日的社评:
  “过去一年中,南京政府做了相当努力把中国社会所有的力量团结在它的周围。……很明显,不管〔张学良一伙〕喊出什么口号,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不仅威胁着南京政府,也威胁着全中国人民。……统一战线应当看作不是反对而是拥护南京政府。”(第210页)
  海伦读了这些,简直气炸了肺。她立刻打电话给当时驻北平的塔斯社记者,要求他先不要散发这些通讯稿,她要当面向他提供事变的真相。甚至要求他打电报给莫斯科,指出他们完全搞错了,她愿提供事实。那个苏联记者拒绝考虑。海伦写道:
  “我的眼泪不禁淌了下来,话都说不出了。我当然知道要是他向莫斯科打那个电报,他会被撤职的,可是比起其后果〔使中国人民对苏联丧失信心〕来,就实在微不足道了。”(第211页)
  挂上电话,海伦又要俞大卫(即黄敬)到塔斯社去阐明中共的观点。黄敬表示确实难以从命。经过海伦的劝说,可敬的黄敬胸襟毕竟比那个苏联记者要宽阔多了。他事先写好一个“备忘录”,说明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蒋介石企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然后,就同海伦一道去了苏联大使馆——自然也是徒然。
  二 啊,美丽的小城
  斯诺是一九三六年在国民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由西安去的陕北,当时驻在那一带的又是东北军。一路上虽然艰苦,但还顺利。海伦则是转年春间——也即是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把东北军调走,西安改由他的嫡系军队驻守时去的西安。那时,由于头年斯诺冲破了他们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使中国革命在世界舆论面前真相大白,因而国民党对外国记者——尤其斯诺的妻子,倍加戒备。她要从宾馆逃出,潜往三原,而派来的大批军警特务却布下天罗地网,就是要她插翅难飞。
  西安大旅社原来分配她住二楼。为了作逃跑的准备,她先设法搬到有后窗户的一楼来。当时,所有可能为她在西安提供援助的英美传教士都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好容易她才找到了一个机械师:由于他给个亲纳粹的瑞典探险家修理汽车,所以国民党对他不加监视。
  出逃的那晚,一个叫肯普顿·费芝的同她约好午夜十二点三刻以墙上举一香头为暗号,然后她要爬一堵墙,再由那人把她领到机械师那里。凌晨城门一开就出发,迟了即便逃出城门,也会中途被截住。
  快到约定的时间她就穿上驼绒上衣,披上外套,戴上贝雷帽,并象个逃学的孩子那样把枕头和毯子堆得宛如有人在蒙头大睡。“从旅社大楼到那堵墙只二十码,可那阴险的月光会把我的影子照到地上,那就准会引起哨兵的注意。”(第250页)然而她还是冒险登上院里的土坡——她记起双十二那晚,邵元冲想逃出旅社,正是在那土坡上被打死的。
  约定的时间到了,但是墙头并未出现烟头,而十名戴了钢盔的宪兵正在街上巡逻。她又等了四十分钟,还是没有费芝的动静。这时,再退回旅社也会被发觉。她说她一向胆子不大,可是由于渴望从西安逃到三原,好去陕北看望红军,就什么都豁出去了。这样,她索性只身闯到旅社大门。守门的哨兵大概事先没得到特务的关照,竟然放她出去了。
  当她终于辗转逃到根据地边缘的三原时,她感慨无限地学着基督教徒歌颂伯利恒的语气写道:“啊,小城三原,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你对我是多么美丽啊!”(第253页)
  读完这三章,我不禁想到:一个美国女青年,孤身冒这么大风险,如不是对陕北那颗红星有着强烈的向往,是经不起这严峻考验的。
  三 抚今追营
  海伦同埃德加结褵近二十载,一九四九年两人离异。分手后,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她依然赞美备至,说她是:“美貌与智慧二者罕见的结晶。”一九七九年我访问海伦时,她对埃德加也没半句恶言。这很值得尊敬 。可以说海伦的这本回忆录至少一半篇幅都是一往情深地描述埃德加的为人及工作,有的地方还带有自我批评的意味。例如:
  “在我们婚后第一年里,我曾强迫埃德成为北京的〔外国〕人中间衣着最讲究的,要他骑马,锻炼身体……周末要他参加各种爬山的团体。他性格比较被动,需要有人推他,拽他,揪住他不放。这对我可真是吃力啊!可是我非要他各方面都健全起来不可。
  “第一年末尾,我感到埃德根本不想改变。
  “他坦率告诉我说:‘我一切照办,只不过是为了求得你点头而已。你怎么还批评我?’他象个小孩子那么迷茫地问我。”
  “他说的全是实话,我哑口无言。”(第125—126页)
  这就是说,婚后第一年,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就显露出来了。然而他们还是深深相爱着,海伦也懂得退却的艺术。
  “幸亏我还能随机应变,决定从最高纲领退到最低纲领。我决计不再干预埃德了。他为人随和,有风度,只要不强迫他做些他不愿做的事,他是很容易相处的。……他并不懒。他热爱他的工作:写作、报道和旅行。除了美国香烟、咖啡和刮脸刀(这方面他不肯降低西方标准),他并不乱花钱。……
  “我决定坚守几点:一、不惜一切地保持他的健康和工作。二、我自己要力求节省,只在必需品上花钱。三、不再为了缺这短那而大声叫嚷。……我本不是喜欢自我牺牲的那种人,我生性甚至不知节俭,不象埃德。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做些小的让步。”(第126页)
  这样他们才保住了家庭,又继续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正如她在一九七九年同我谈的一样,海伦晚年也有些失悔的事。她是个事业心十分强的女人——不然,怎么能在三十年间,在绝大部分书都印不出来的情况下,写了五十几本书呢!她悔恨把自己的大好年华大都浪费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了。听听这位离了婚的妻子的自怨自艾吧:
  “在我们结褵期间,每天开午饭之前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去打扰埃德,而他的成就也证明他曾好好利用了上午的时间。至于我,总是从早到晚清理着一切,希望争取到一点属于我的时间,而总也得不着。这都怪我自己。我有的是仆人,本来也可以象埃德那样上午工作。我却经常替别人奔忙了。所有我最充沛的精力,早晨的时光,全用来替别人做好事了。当时我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我总想,以后会有日子的。其实不然。我所企盼的日子一直也没到来。即便来了,但是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也就不再能做早年本来可以做的事了。直到一九四九年,我把过多的精力浪费在其他杂务上。随后麦卡锡时代到来,又离了婚,工作一直也没做成。”(第125页)
  接着,她又唯恐读者会怪到埃德头上,赶紧补充说:
  “这可怪不得埃德。我这么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十分生气。……他对我很有信心,尤其对我的写作才能。他实际上认为我有文学方面的天分,我自然也这么认为……尽管我没去尝试。”(第125页)
  四 火盆一样的心
  此书有些地方写得很有风趣。海伦自嘲作“女堂吉诃德”,并以之作为第十二章的标题。初到西安时,她感到“古老的西安被城墙围起。高大森严的城门好象打定主意不让我这个反孔的、不缠足的美国女青年走进去。”(第191页)一九三六年四月海伦住进西安大旅社后,国民党派了七名特务来监视她。其中有一个总站在空地上,仰头死死盯着她的阳台,竟然使她想起了罗密欧!(第241页)到了延安之后,天天吃米饭馒头,她由于吃不到西方食品感到苦恼。马海德每从她窗下走过时,总先唱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第262页)
  但我感到作者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太肯花篇幅了。每次宴会(甚至从西安出逃的那个夜晚)穿什么戴什么,家里仆人(住盔甲厂时他们有过十五名仆人!)的分工等等,都不厌其烦地加以描绘,而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时却一笔带过。例如西安事变两个月前(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海伦访问了张学良。书中对少帅的衣着、神态做了详尽的描写,而写到实质性部分,则是这样交代的:
  “我事先提出五个问题,少帅的答复都恰恰与蒋介石的政策相反。”(第195页)
  除引用了张学良一段供发表的书面答复外,至于她本人提了哪五个问题?张学良口头又是怎样答复的?只字也没有。
  此外,象她同宋庆龄的多次会晤,也只是描写了场合,却忽略了内容。
  书中有不少地方值得商榷,有些还颇为严重。例如她说:“鲁迅是当时文艺界的巨擘,他鼓励全面西化。”(第113页)又说:“儒家讲求严格的孝道。在共产党之下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忠诚。”(第110页)她甚至把精神文明同宗教混为一谈。尽管如此,《我在中国的岁月》仍与国外一般写我国的书大不一样。在苦难的旧中国,当我们外受侵略者的欺凌,内受法西斯特务统治的黑暗日子里,海伦同她的丈夫,从青年时代就把宣传、捍卫中国革命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这对美国青年曾同我们一道在寒冷的北平街道上跟举着大刀的二十九军搏斗过。他们不畏艰险,以极大的热情先后奔赴革命根据地,并且把中国革命传播到全世界去。可以说,献身中国革命就是斯诺夫妇之间的纽带,是他们的共同事业。海伦同埃德在性格上很不同,然而他们对那时的中国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感。
  一九三二年他们度蜜月时,特意到广东中山县去访问了孙中山的故居。海伦这样回忆道:
  “我在这个沉沉欲睡的小村子里徘徊,感到我接近了历史——虽然这里已不再是历史的中心了。中心已移到遥远的、无法走入的内地(指江西),那里,千千万万农民和神秘莫测的红军正同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在斗争。”(第77页)
  接着,他们又来到厦门。这里,海伦把租界里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外国人比作“等着死亡的癌症患者。他们还在佯作欢喜。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帝国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革命的风暴面前,早已处于绝望地步。”(第79页)
  蜜月归来,海伦这样回顾这趟旅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鲜明地感到白种人的时代已日暮途穷了。”又说:“以前是地方的国家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但那些国家主义者(如蒋介石)早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是帮凶,有时比帝国主义更加残暴。现在是由反法西斯主义者来反对帝国主义了。蒋介石对未来没有纲领。他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基础。青年们反对他。他是他们的敌人。对象中国这样的国家,除了社会主义,没有旁的道路可走。”(第81页)
  这是一九三二年啊!
  在全书结尾处,她再一次写道:
  “在我看来,中国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现在不能,将来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人们告诉我,中国在探索着。它还在试验,还在改变。即便不是有意这么做,也是客观上非这么做不可。它可以发展成一种混合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它永远也不会进入西方的体系。……中国应当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并且发展它那传统的崇高道德。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未来利益,特别是美国人民的未来利益。”(第329页)
  不论这本回忆录有多少严重瑕疵,它的出发点和结论毕竟是可贵的。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值得一读的书,是用一颗火盆一样的心写成的书。
  ① 参阅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国际副刊》:《海伦·斯诺近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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