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的寻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特别是在战败国德国，曾经掀起过一阵老子热；其影响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几可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传播儒家学说的热潮相比。以致当时有人在一本叫《文艺展望》(Literaturische　Rundschau)的刊物中说：“战前德国青年在山林中散步时怀中大半带了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现在德国青年却带老子的《道德经》了”。①瑞士大心理学家C.G.容格在一九三○年更是明确指出：“……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设想，对于道的寻求在我们这儿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②
　　为了求道，就得译“经”；所以在德国，《道德经》的译本层出不穷。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三年到现在，在德国本土出版的《道德经》德译本就有十种之多，此外还有一八七○年在瑞士苏黎士出版的V.V.施特劳斯的第一个德文译本和一九四一年F.埃塞尔在北京出版的德文译本。在所有德文译本中，以卫礼贤(Ricchard　Wil－helm，一八七一——一九三○)在一九一一年完成的译本流传最广，最易为人接受，因此也对德国老子热或者说求道热的掀起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而目前最新和最为人称道的一个译本，则出自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博(Günther　Debon)之手。读了译者的长篇序言和译文本身，我们应该承认德博教授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件具有学术价值的工作。但是尽管如此，目前德国仍有人不以现有的众多译本为满足，例如法兰克福大学的德籍华裔汉学家张聪东教授，他就已经动手重译《道德经》。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老子热扩展开来，变成了对于整个道家学说的重视，不但出版了《庄子》、《列子》等的德文译本，对它们和《道德经》乃至整个道学进行研究、介绍、诠释的著作也不少。一九八二年，法兰克福维托里奥·克洛斯特尔出版社出版的张聪东著《庄子书所见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处世哲学》，就是一部力图全面阐明《庄子》书的哲学内涵的专著，值得重视。更加重要而也许尚为国内学术界不了解的，是在石泰宁(Hans　Steininger)教授领导下，威尔茨堡大学的一批汉学家正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学者合作，在对我国的全部《道藏》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整理研究。③
　　写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会掀起老子热？为什么在今天德国人还对中国古老的道家学说如此重视？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个人都应该是不同的。
　　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那时，受老子热感染、热衷于道的寻求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年青一代，而不是工人和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工人与士兵不知什么是道也无暇以求道，而是接受苏俄的革命理论，于一九一八年进行了光荣的十一月革命，虽然没有取得成功。知识分子和年青一代却不一样，他们目睹那亘古未有的大战的惨剧，一方面震惊绝望，一方面冥思苦索，想我出酿成惨剧的原因，进而求得解脱之道。可是，他们大多数不理解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却希图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乃至民族特性等等方面去寻找根源。在他们看来，是欧洲民族的进取精神导致了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以致最后酿成了灭绝人性的大战，是技术机械文明生产了飞机大炮，毁坏了城市，消灭了生命；他们还看到，恰恰是在同样信奉基督的欧洲国家之间，进行了最可怕的兄弟残杀。总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整个西方精神文化传统的信念都产生了动摇，而O.施本格勒(一八八○——一九三六)的西方没落论，便正是他们这种心态的集中反映。为了从没落中找出路，找寄托，他们不少人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现代的动乱的欧洲转向古老的“宁静的”中国。适逢其会，德国这时(一九二○年以前)不仅已经出了五六种之多的《道德经》译本和《庄子》、《列子》译本各一种，　而且有了象卫礼贤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于是，他们便在《道德经》中发现了主张自然无为、知足不争、贵柔守雌、绝智弃圣的老子，发现了一种与西方传统的浮士德式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并错误地认为这正是古老中国得以维持几千年之久的精神基础，因此也想借它去拯救西方的没落衰微。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个时候，中国为了维持生存，获得新生，恰恰是拼命要摆脱传统的束缚，敞开胸怀，努力在吸吮西方先进的精神营养——科学、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等等。在德国流行老子热的当年，的的确确有不少人以为在道家的学说中发现了适用于西方的新的济世之道。例如《道德经》的另一位译者J.格里尔教授和著名宗教哲学家M.布伯尔等，就把老子比作耶稣基督，认为《道德经》与《圣经》之间有许多共通之处④。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大作家赫尔曼，赫塞也承认，在相当长时间里老子的思想对于他乃是“最重要的启示”，因此他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急需的智慧，都存在于老子的书中；把它们翻译成欧洲语言，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唯一的精神使命。”此外，他还在写给翻译家克拉朋的信中说：“我勿须对您讲，我把《道德经》当作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那本政治著作……”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老子热久已过去了，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人们并没有或者说根本不可能从《道德经》等东方古典中寻找到拯救西方的智慧和福音；但是，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却因此而在德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老庄哲学的研究者、推崇者乃至深受其影响者的行列中，不但有象赫塞和布莱希特这样举世闻名的大文学家，还有神学家兼哲学家M.布伯尔，还有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K.雅什佩尔，还有瑞士的心里学家C.G.容格……其中，又恐怕以赫尔曼·赫塞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为最多。我们细读一下他的作品以及夏瑞春(AdrianHsia)教授的《赫尔曼·赫塞与中国》这部专著就可知道，他的主要创作特别是《草原狼》、《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玻璃珠游戏》等晚期代表作，确实融汇充溢着大量的道家的哲理智慧。而赫塞和上述其他作家学者，又都是在德国和欧美思想界富有影响的人物，通过他们，老庄哲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今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道德经》、《南华真经》等道家经典仍作为古代中国的智慧之书，受到普遍重视。人们希望能从中学到处世之道和养身之道等等。笔者在旅德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惊讶地发现，不少德国朋友的家中都珍藏有老庄的书抑或孔孟的书，而且比较起来，老庄似乎还更受喜爱；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更富于神秘感和吸引力，同时又比较地自然和接近现实生活吧。
　　至于目前学术界为什么特别重视道家思想的研究，原因则复杂得多。其中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西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相当普遍地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思想方面同时有着大小两种传统，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传统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传统。前者在历史上长期为统治阶级所推崇利用，奉为正宗，故名之曰“大”；后者受到统治阶级青睐的时候不多，然而在民间也影响深远，所以被称作小传统。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认为，我国建国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更多地是受了小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摈弃了儒家的大传统。他们说，“文化革命”中以及以前的一次次批孔运动都与此有关，而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现象和“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的提出，乃是老庄“绝智弃圣”主张在新时代的发挥和实行。因此，为了揭开所谓现代中国之谜，他们以为还必须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着重研究所谓的道家小传统。对于西德学者的这些具体观点，我们很难表示赞同；但是，他们为了认识了解一个国家的现实而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传统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的精神和做法，却不无可取。
　　除去上述为了现实的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以外，目前西德从纯学术出发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学者也不少，而且这样的研究同样受到重视，获得资助和出版的机会。最近，笔者在海德堡一家书店门前见到的一张广告，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张广告宣传的是西德狄德利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新出版或再版的五种有关《易经》的书⑥，其中两种是卫礼贤译本的不同版本，另外三种则为研究成果。《易经》这部我国最古老也最难解的典籍，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渊源而于当今西德尚受到如此重视，足以说明他们学术界研究风气之盛，一般人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兴趣之大。类似这些西德学者和人民热心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生动事例，常常使笔者本人产生很多感想，现在借《读书》的一角作粗略介绍，希望也能对国内学术界的同志和读者有所启迪。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海德堡
　　①郭沫若：《文艺论集》第十六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②见Adrian　Hsia：“Hermann　Hesse　und　China”，第82页，苏尔坎普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③关于这方面情况，笔者准备另文报道。
　　④Adrian　Hsia：“Hermann　Hesse　und　China”，第270页。
　　⑤同前，第98页。
　　⑥差不多同时，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一套匣装的“黄色丛书”，收了《论语》、《孟子》、《庄子》等中国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