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

　　近几年来，大陆和海外的中文刊物都已有不少文章讨论和介绍美籍巴勒斯坦裔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著作，尤其是《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两部书。赛义德或译萨伊德，但赛义德本人非常强调自己的阿拉伯民族和文化的背景，所以按中文译名惯例译其姓为赛义德，或许更切合他本人对民族和文化本源的认同感。
　　在一些介绍赛义德的文章里，东方主义往往和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混为一谈，把赛义德的著作说成好像体现一种反西方的情绪和倾向，似乎代表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对西方的反抗。无论《东方学》一书的实际影响如何，赛义德自己坚持认为，他并没有站在东方的民族主义立场来笼统地反对西方。他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加深两种相互竞争而又各自铁板一块的政治文化实体之间的敌意，我恰好是在描述这种实体是如何构造出来的，而且在力求减轻其可怕的后果。”在福柯影响之下，赛义德确实强调西方学者关于东方的知识与帝国霸权以及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这不等于全盘否定所有研究东方文化的西方学者，也不等于笼统地反对西方。从一个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赛义德反对把文化看成一个个铁板一块、互相孤立的实体。如果说在《东方学》一书里，他对这一点还强调不够，以至造成他现在引以为憾的那种普遍误解，那么在他的一部近著《论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里，他就更明确地说，他所写的许多书，包括《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都力图说明所谓东方、西方以及有关的种种带种族主义色彩的观念，都是虚构而非现实，是“神话式的抽象”。他说：“文化互相混合，其内涵和历史如此互相依存而且杂糅，绝不可像用手术刀切割那样，分成东方、西方这样大略而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立物。”赛义德在这部近著里尤其注重个人的独立性，认为知识分子不能放弃文化批判的职责，不能被任何集团或团体笼络收买，成为其喉舌，而应为受压制的弱者说话。
　　赛义德这部新著，是他受英国广播公司邀请所作一九九三年度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的系列演讲，经整理后翌年由纽约蓝登书屋出版。演讲原分六次，书也按此分为六章，书前有一简短绪言。因为每次演讲有一定时间限制，全书也不长，总共不到一百三十页，但这本书对于了解赛义德基本思想的某些方面很重要，而且那正是一般介绍赛义德、讨论后现代或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章不大注重甚而忽略的方面。赛义德明确说，在这一系列演讲里他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他们的公共活动“既不遵循预定的方案，也不能被强迫顺从于某种口号、正统的党的路线或一成不变的教条”。虽然知识分子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具有不同信念和信仰，但赛义德认为在涉及人类受苦受压迫的现实方面，大家仍然要坚持共同的“真理标准”，绝不能沉默不言，明哲保身，或以爱国为借口，维护狭隘的民族利益。赛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站在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也不是维护东方或西方的利益，而是有超然于任何集团利益之上的是非和真理标准，以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依据。正如赛义德所说，知识分子应当“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团思想，以及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的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怕被烧死在火刑堆上、不怕被孤立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须处于几乎随时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的状态”。这里对个人独立性格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责任的强调，对于近年来海内外有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也许可以有借鉴的作用。经济活动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活动(这在很多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商业大潮迅速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人文知识分子面临消费性的通俗文化的全面挑战，而一些接受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批评家们一面否认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和体制文化的批判责任，一面以民族主义式的东西方对立根本否定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格。在这种情形下，读一读赛义德这本论知识分子的近著，无疑是有好处的。
　　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超脱直接现实环境而只认同抽象的普遍意义和价值。首先不能脱离的便是民族这个大背景，知识分子借以表达自己思想和见解的媒介即语言——无论哪一种语言——便都是民族的语言。然而赛义德不仅指出语言对任何知识活动的决定意义，而且特别指出语言的保守性，尤其是官方政治语言的保守性。他引用著名讽喻性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1l)讨论此问题的文章，宣称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使人说起来不假思索的官话、套话和惯用语，都是“语言的衰朽”。正如奥威尔所说，“政治语言——而且推而广之，后保守党到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政治党派——都存心要让谎言听起来像真话，使谋杀变得冠冕堂皇，把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说得好像煞有介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格恰好就在于要打破这种政治语言的规范性，因为这种规范性与国家或民族有紧密的联系，而国家或民族(nation)“总是占优势，总是处在权威地位，总是要人表示忠诚顺从，而不要人去调查研究和重新思考”。在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语言和政治象征往往有悠久的历史，其保守性更为根深蒂固，而现代知识分子所负文化批判的责任也更为重大。赛义德举的例子，正是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文化，是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破除传统规范的现代知识分子，“像阿里·沙立阿提(Ali　Shariati)、阿冬尼斯(Adonis)、卡玛·阿布·狄伯(Kamal　Abu　Deeb)和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不能人云亦云，附合社会主流。以伊斯兰文化为例，虽然那是阿拉伯国家大多数人的信仰，但知识分子无须“去加入赞美伊斯兰教的合唱，却该首先在众声之中引入对伊斯兰的阐释，强调其复杂多样的性质——像叙利亚诗人和知识分子阿冬尼斯那样提问，究竟是统治者的伊斯兰，还是持不同政见的诗人和其他派别的伊斯兰？——而且进一步要求掌握伊斯兰教权力的人正视非伊斯兰教少数派的挑战、妇女权利的挑战和现代性本身的挑战”。总而言之，赛义德极力呼唤的是在文化、社会、传统、民族等等宏大集体概念笼罩之下，仍然能随时保持独立性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作为在美国大学里任教的学者，赛义德特别讨论了脱离本土文化环境而处于流亡状态中的知识分子。流亡状态固然有很多特殊的困难，但也自有它特别的有利条件，因为处于局外或边缘反可以使人容易摆脱主流文化的控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思考的精神。赛义德所举最突出的例子是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叶极具影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的一生是在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边缘度过的，其一生事业便是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危险作斗争”。赛义德认为，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今天，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极大威胁不仅来自外在的压力，而且来自知识本身发展的专门化即所谓职业化(professiona－lism)。当知识的活动变成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时，知识分子便被局限在他从事的职业范围之内，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有怎样的关系。职业化首先带来专门化的压力。以文学研究为例，专门化意味着越来越脱离文学创作的实际和历史感，同时又发展出一套越来越带技术性的特别形式，一套虚玄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由于老顺着一定的理论，用一定的方法去研究文学，“到头来，一个研究文学的专业化知识分子就变得毫无锋芒，只是接受自己领域里所谓的领袖人物认可的那一套。”专门化成为以不变应万变，以任何作品都施用同样的概念方法去如法炮制，结果必然“泯灭任何新发现的兴奋感”，而是“别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专门化还造成对专家和权威的盲目崇拜，造成权势的欲望，而各种政府机构、大公司企业和大基金会提供的研究经费都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了研究的性质和目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知识分子很难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格，完全不受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形成的种种压力的影响，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赛义德认为“西方的大学，首先是美国的大学，仍然可以为知识分子提供一种近于乌托邦式的空间，那里尽管有新的限制和压力，但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作自己的研究和思考”。针对职业化的压力，赛义德提出的反抗办法是取一种业余爱好的态度(amateurism)。他认为这是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和超出专门化局限的唯一出路：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当是业余爱好者，他认为要做一个有思想、负责任的社会一分子，就应当在哪怕最技术性和职业化活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问题，尤其在这类活动牵涉到自己的国家及其权力，牵涉到其与本国公民和与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时，更是如此。此外，知识分子作为业余爱好者的精神可以深入我们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职业化常规，将其变得更有生气，更具激进意义；于是他做任何事就不只是按部就班地去做，而是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样做对谁有利，怎样才能重新与个人的计划和具原创性的思想联系起来。
　　赛义德对个人道德责任感的强调，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尤其重要。商业化使人见利忘义，职业化使人按部就班，全然不考虑自己所做的与社会人生有什么关联，这些都是使人丧失道德感的陷阱和诱惑，可是在赛义德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完全服从政府部门、大公司甚至同业行会政策目标的职员或雇员，”而是独立思考的个人。尽管客观的道德准则现在似乎受到普遍怀疑，赛义德仍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有原则的立场，能够“对强权说出真理”。他以普遍人权作为例子，认为那就是知识分子应当坚持的一个普遍真理和客观道德标准。当然，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违反人权，但那并不能否定人权的普遍意义：
　　对于一个美国、埃及或中国政府的官员说来，这些权利至多不过应该“从实际出发”加以考虑，而不必有始终一致的立场。可是这只是当权者的标准，绝非知识分子的标准，知识分子最起码应当一视同仁地随处应用整个国际社会现在在书面上已经集体接受了的标准和行为准则。
　　在认识论相对主义有极大影响、客观性和客观现实受到普遍怀疑的今天，赛义德坚持普遍人权和普遍真理标准也许会使不少人觉得意外。然而这正是赛义德高出一般学院中职业化理论家和批评家之处，因为他主张学院里的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能在现实世界中起作用，如果不承认客观实际，不承认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有普遍适用的真理标准和行为准则，那就不可能使理论和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发生任何关系，具有任何政治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从赛义德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可以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洞见。
　　(Edward　W.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NewYork：RandomHous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