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諲同志的《扫叶集》将要出版，我有幸得到作者的允许先读原稿为快，但是要交一份读后感。我问为什么题名《扫叶集》呢？舒諲同志说：“因为这些文字都无甚价值，不过是历年的落叶，现在扫作一堆。”这当然是作者的过谦。我细读一遍之后，却感到实实在在的敬佩。我敬佩舒諲同志在进步文艺战线上那么长久的战斗历史，我在他面前是相差约近十年的后辈。我敬佩他是那样的博学多才，我却是少壮失学，垂老无成。我这样联系自己作了对比，所以我说的敬佩是实实在在的。
况且我也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杂文，读着别人的杂文集时，更不能不在这一方面联系自己作些对比。
我觉得舒諲同志的杂文里面，有两种精神最可宝贵，一是科学，一是民主。
先说科学精神，具体说来就是辨伪求真的精神。这个集子里，例如《文山安得歌姜女》、《邙岭首阳何处坟》、《狸猫何尝换太子》、《“潘杨湖”和“天波府”》、《关于<满江红>的争论》、《<还我河山>、<出师表>帖并非岳飞遗墨》、《尊重历史与符合逻辑》、《历史和科学不容伪造》等篇，看题目就知道是要匡正流俗的讹传，考索历史的真相。我很喜欢读这类的文章。这里面有些学问，例如书法，我是毫无所解，一个字的发言权也没有。但另外许多流俗的讹传，我也接触过，也略知其中是非，现在读着舒諲同志的文章，想着自己并没有就这类问题写过什么，这就是不能不联系自己进行对比，认真地想一想的。当然我的略有所知，只是一知半解，若明若暗，远不能比舒諲同志的识解明通，学养丰厚。但是我如果有意发表意见，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加以学习，探其究竟，自己也得到提高，过去没有抓紧这些机会，仅就自己而言也是个损失。
再说民主精神，就是坚持反封建反法西斯的精神。一读这个集子，就看到几十年来，无论老封建，新封建，洋法西斯，土法西斯，或是新老土洋大杂烩的封建法西斯，舒
同志从来都不放过，遇上了就猛掷一枪，抓住了就痛鞭一顿。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封建的“和亲”政策的可耻和无用。他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清朝所谓“盛世”的康、雍、乾三朝的德政，其中包含了实行思想有罪，大兴文字之狱。他语重心长地讲述王金发的悲剧：这位辛亥革命的豪杰之士，光复绍兴自封“都督”之后，迅速转化为鱼肉小民的新军阀，然而仍不免于老反革命袁世凯的屠刀，奉上了搜括到的民脂民膏，仍然买不下一条命。舒
同志还回忆他自己青年学生时期，见到日本法西斯侵略军踏进榆关的照片，发指眥裂，至今记忆犹新。他在汤阴岳庙，看到善男信女们的焚香膜拜，祷求福荫，他便慨叹“五四”以来大声疾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尊神，至今还被摒于山门之外。他在北戴河参观林彪的别墅，回忆十年浩劫中亿万人民被迫高呼舞蹈、颂圣拜神的可悲，欢庆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的焕发。所有这些，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这方面我对比自己，更是怠惰无成。我并且自问：即使我不那么怠惰，能写得这样好么？且看，有人建议为了发展旅游事业，不妨在今天的开封(舒
同志介绍了考古的成果：已知真正的宋代汴京，是埋在今天的开封的三米之下。)恢复“天波府”和“包公南衙”、樊楼、瓦市……，舒
同志对此是这样说的：
香港有个“宋城”，我们的宋城，是否也要搞些唬洋人的花样？……或让待业青年穿戴起来巧扮樊楼的茶博士、店小二，问一声：“客官吃甚酒饭？小店备有群仙羹、紫苏鱼、荔枝腰子、莲花鸭”？(《“潘杨湖”和“天波府”》)
一笔就勾画出一幅以浅薄的新制古董去挖洋人腰包的图景。我不禁慨然：这样灵妙的文字，何时我也写得出一两行，也算不辜负弄笔几十年了。
最使我佩服的。当推《戏曲中的和亲问题》一篇。请允许我从中多钞引几段。其中最关键的两句话是：
封建社会的和亲政策，更不能与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团结问题相提并论。不恰当地高度评价历史上的和亲，客观上无异于粉饰甚至歌颂封建统治者以妇女作为商品的政治交易，并无视于奴隶主阶级凌辱女性的落后、野蛮风俗和紊乱的婚姻制度。
这样的文字，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光辉，在美化“和亲”历史的风气中，这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作者的民主精神，在这里就是把妇女当人看待的精神。
为历代诗人歌颂不绝的王昭君，其实幽居深官固然一腔抑郁，而出塞也未必就满心欢喜。远离故国，睽别亲人，身临旷野云低、朔风似箭的沙漠，抬头望，北雁南飞，独自个儿却是“这一去胡地风霜，怎生消受也！”杜甫的诗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一语道破了出塞公主的落寞心情。
这里面充溢着对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的高贵同情，然而又无非来自对于人心世事的平凡的体察，民主的感情是建筑在民主的理性之上的。作者不仅有同情和想象，而且还有事实。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和亲”政策的无用，被当作政治商品的妇女只是做了白白的牺牲。作者总论道：
从来利用血缘关系，构成团结的纽带，只是脆弱的联盟。裙带关系究竟束缚不住生死利害的冲突。绯红色的纱幕掩蔽不了民族间血腥的杀戮。这在古今中外，很少例外。中世纪英法皇族的联姻，并不能阻止争夺王冠的“百年战争”。今天欧洲大陆上仅存的几个王国，各统治集团很多相互都沾着血亲，可这并未减少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兵戎相见。在我国历史上，这更是数见不鲜的事。
尤其令人战栗的，是那些“和亲”的公主的不幸遭遇：
细君公主的父亲江都王刘建，因响应淮南王刘安等人的谋反，罪发自尽，封国被削除。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女儿，她的父亲在景帝时因参与吴王濞为首的“七国之叛”而被迫自杀。细君和解忧的遣嫁，类同罪孥戍边。细君先嫁乌孙老昆弥，老昆弥临终，让他的孙子岑陬续娶细君。细君去世后，汉又以解忧公主适岑陬，及岑陬亡故，解忧复嫁继柄国政的堂弟翁归靡(肥王)，肥王又死，解忧最后归前夫岑陬的匈奴妻室所生之子泥靡(狂王)。这二位公主的再醮或三嫁，岂是出于自愿，不过迫于汉皇之命，遵从胡俗罢了。她们的处境，一如昭君于呼韩邪单于死后的改嫁其子若鞮仾单于，同属不幸的遭遇。
这些都是铁的事实。作者让事实来说话，有力地揭破一切美化封建、凌辱妇女的谎言，这就用科学来捍卫了民主，把反虚妄和反封建合而为一了。
为什么我这样钦佩这篇文章？因为它代我说出了郁积已久的话，“舒愤懑”！可是，我为什么郁在心里，久未说出呢？我说不到这样好，我没有这样丰富的学识，我害怕说了引起某些不快，……还可以举出许多原因，然而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我写了，写得钝拙，写得空洞，写得吞吞吐吐，可以用这些原因来解释；现在我是根本没有写，就不能用这些原因来解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对比到此，才到了最为关键的地方。
我学写杂文，始于四十年前，起初真是高产多产，往往几天就是一篇，甚至一天几篇。现在来看当然幼稚得很，当时也并不自以为发现了多伟大的真理，写出了多美妙的文章。当时只是有一种迫切之感，只要见到什么荒谬的丑恶的有害的东西，立刻就想加以攻击，至少也要把它写出来示众，立此存照。至于它值不值得攻击，我的攻击力量如何，我不说话反正总会有人说话，说不说恐怕也差不多，这些是统统不曾想过的。看来，这种迫切之感恐怕正是一切战斗的杂文的根本动力，有了它才会有战斗的杂文。正如鲁迅所说：“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攻守的神经，是感应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
这种迫切之感，在我心中却逐渐消失了。后来，见到有害的事物，是非之心也还是有，甚至也往往有憎恶痛忿之情，与家人亲友谈话中也时时予以抨击；但要我一一构思经营，伸纸握管，写成文字，却总没有那个劲儿。我曾经自己宽解，年纪老了，这是自然现象，哪能老是像青年人那样动辄就跳起来？现在读了十年以长的老大哥舒
同志这本杂文集，明明看到他这种迫切之感，至老不衰。举一个较近的例子，就是一九八一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舞台银幕上有一阵歌颂蔡锷热，实际上当然是“小凤仙热”。我不想苛求历史人物蔡锷，但是我认为不应该公然在社会主义的舞台银幕上美化妓女的非人生活，美化民国高级军官嫖妓的行为。而且我也知道那种“艳闻”故事，英雄美人，全是于史无征的虚构。但是我只在口头谈谈就完了。舒
同志则与我不同，他在一篇专文中作了严肃的讨论，他指出：“达官贵人的冶游，本来‘逢场作戏’，往日不足为道，今天更不足为训。”对着这样一针见血的话我想了好久：舒
同志写此文时已近七十之年，他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迫切感呢？思前想后，我省悟了，原来所谓迫切感，还只是现象，而其本质则是对人民对真理的高度责任感。只要这种责任感长葆不衰，不能已于言的迫切感也就永在，与年龄的老少并无关系。我不敢再自欺，应该正视自己写杂文的迫切感之所以消失，原来是对人民对真理的责任感，长久以来已经归于衰减了。
其实，不仅是抨击封建法西斯的杂文，便是那种匡正流俗讹传的杂文，同样有一个对人民对真理负责的问题。一九八一年我到过山海关旁的孟姜女庙，看到那副所谓文天祥的对联，纯然是三家村才子的手笔，我一笑置之，以后再也没有想过它。这回读了舒
同志这本集子里的《文山安得歌姜女》一文，他除了从文字上指出这副对联不像状元宰相的手笔而外，还指出大都囚徒、柴市烈士决没有跑到山海关歌颂孟姜女的行动自由，现在文天祥集中既不见这副对联，历代《临榆县志》也没有记录，最早只是见于民国十七年的《临榆县志》，显系晚出的妄人依托之作。为了辨伪，舒
同志查遍了光绪四年版和以前各版的《临榆县志》，查了民国十七年版的《临榆县志》，还细拈了《文山先生全集》，除了对策、表笺、书札、序、记、题跋、铭赞等类文章外，收有诗六百零八首，词六首，集句二百十八首，合计三百二十首，其中并无歌颂孟姜女之作。对着这些书名和数字，我不禁肃然起敬。为了写一篇两千字的小文章，下了这么大的工夫，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只有对人民对真理高度负责的精神才可以解释。回想我对那副对联，其实也何尝只是单纯的一笑置之而已？反正滔滔天下，愚谬更甚于此者还多的是，区区一对联又算得什么，何值一谈：这样的“私字一闪念”我确实有过的。即使当时有什么原因强制我非写出对此联真伪的看法不可，我大概只会就文词的鄙俗空谈几句。或者再动动脑子，文天祥当时决不可能跑到孟姜女庙来，这方面的历史常识也还有，会想得起来。最多到此为止，决不会像舒
同志那样跑图书馆(那些书大概都不是他家里现成藏有的吧)，翻拈群书，点数篇章，下若许的工夫。其文结尾云：“现在一般青少年，对祖国历史的知识，本来就比较贫乏，怎又经受得起给他(她)们以牛头不对马嘴的‘课外辅导’呢？”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大有垂涕而道之之意。对此茫茫，我也有许多感想，可是归结到自己，惟有十分的惭愧了。
今后我能不能多少召回一点迫切之感，追随舒
同志之后，再写一些于人民于真理有点用处的杂文，我不敢在这里夸口。但是，对人民高度负责，乃是战斗的杂文的基本动力，我相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我读《扫叶集》原稿的最大收获，我即以此交读后感的卷。如果舒
同志承认这份卷子及格，那么我敢以此奉献给一切杂文作者和读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天问楼
(《扫叶集》，舒
著，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