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联社会的心电图

　　叶夫图申科是苏联当代著名诗人，也是当今世界诗坛上的风云人物。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在苏联文学界一直处于令人瞩目的中心，早年对他的评价争议颇大，毁誉参半。有的批评家把他誉为“时代的象征”、“革命的诗人”、“国际的歌手”①，认为“叶天图申科的世界性声誉的秘密”就在于他是这个青年一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②。另一些人认为他“追求廉价的名声”③，称他为“知识界阿飞的思想领袖”、“颓废派资产阶级分子”、“市侩的诗歌的代表”、“荒唐生活的欣赏者”甚至“床第的抒情诗人”④，而西方把他比作是“俄国的愤怒的青年”、“苏联创作中的新的异教徒”等等，不一而足。在创作手法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革新者”，把他的韵律甚至称为“叶夫图申科的韵律”⑤；也有人说他“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⑥，认为他把本世纪初一些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当作样板，直至诗歌的韵律；说他虽然也效仿马雅可夫斯基，但不是创作《放声歌唱》的苏维埃时期的马雅可夫斯基，而是写作《穿裤子的云》的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⑦。总之，无论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几乎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他“创作出许多富有感染力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⑧。
　　然而，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在国内外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呢？
　　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诸如斯大林的逝世、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其影响之深波及全国各个阶层，同时在国外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自称“诞生于三十年代，精神上成熟于斯大林逝世和二十次党代会以后的一代人代表”⑨的“第四代”作家，被苏联文学批评界称为“大声疾呼派”的诗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阿赫马杜林娜等人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其实他们并不曾发表过任何创作纲领和宣言，似乎也不能成其为流派，然而他们所以获得“大声疾呼派”的雅号，看来与这样两种因素不无关系：一、他们在创作中几乎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苏联社会中一些敏感的和迫切的政治社会问题，反映了某些社会心理或者群体心理，在题材上冲破了一些禁区，诗的语言慷慨激越，政治性和鼓动性强烈；二，他们恢复了十月革命初期诗人面向听众朗诵自己诗歌的传统，经常出现在广场、剧院、工厂、大学，甚至克里姆林宫演出厅，从而与广大群众直接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既拨动了听众的心弦，同时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精神上和灵感上的反馈，进一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愿望。
　　而在“大声疾呼派”诗人当中，最突出、最有魅力的，当首推叶夫图申科。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把歌曲、诗歌比作炸弹和旗帜；勃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理解到人的生命的意义在于不平静和不安宁，他就不再是一个庸人”。“只有永恒的战斗……平静我们只有在梦中才能享受。”⑩叶夫图申科以此自许，认为“在俄国，诗人一词差不多是‘战斗员’的同义词”。因此，诗人在《致一代精英》一诗中把自己比作这场社会变革开始时进攻的号手：
　　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音，
　　斯大林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固然不可抹煞，但他在世时苏联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们受到迫害，无形中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对于人的不信任，贬低人民群众对社会的贡献而把他们视为草芥；用行政命令方式横加干涉文艺创作，例如对歌剧《伟大的友谊》的错误的评价以及一九四六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在文艺创作中歌功颂德、粉饰生活造成一种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假象。叶夫图申科在他血气方刚之年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胆识首当其冲以诗歌为武器针对上述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发动了“他的国内战争”和“他的卫国战争”(《把我当做共产党人吧！》)。诗人一面对苏联历史进行反思，一面创作出许多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诗作，体现了人民群众渴望精神复苏的心理，开一代诗歌新风。然而叶夫图申科的行为和诗作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唾骂。他的批判个人崇拜的诗作《大理石默默无声……》，揭露德国法西斯匪徒的排犹主义罪行的《娘子谷》就曾遇到阻力，在很长时间不能公开发表，诗人只好亲自到群众中去朗诵，这样，由于得到群众的共鸣，诗作反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更强烈的反响。他的其他带有政论性的短诗《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里》、《虚无主义者》、《把我当做共产党人吧！》、《恐怖》等都曾引起很大的争议，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专栏发表观点截然相反的评论文章和读者意见。诗人在《自我墓前悼词》一诗中自我揶揄地说：
　　死者把政治
　　和诗歌搅得乌烟瘴气。
　　然而你们不要匆匆忙忙地
　　断定——
　　他在政治上
　　简直傻得出奇，
　　不客气地说，甚至在诗歌方面，
　　死者
　　多多少少也还有些才气。
　　而在谈到他们这些青年诗人受到热烈欢迎时又说：
　　如果人们也将为我们竖立
　　纪念碑，
　　但愿不要认为
　　我们是一些乖孩子。
　　——《第一个诗歌日》
　　这些诗句虽然带有戏谑性质，但也确实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们要继承俄罗斯诗人传统的美德——公民感，亦即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而表现这种公民感的最有力的手段便是政论性。诗人从来不是“安分守己”的人，他在不断地寻求“新的语言”，虽然这“新的伟大的语言开始学着走路”，“还有些蹒跚”，但这“活的语言从坟墓里崛起，去替换那无谓的空谈”(《第一个诗歌日》)。诗人运用这充满生命力的、犀利的语言，作为政论和讽刺的武器，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反对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反对阿谀逢迎、唯唯诺诺，反对走后门拉关系等一切恶习和庸俗作风。《可别惹祸先生》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那些胆小怕事，为了保全自己而敷衍塞责的“可别惹祸先生们”的一副丑恶的嘴脸。这种人把一切新鲜事物视为洪水猛兽，唯恐给他们个人权力带来威胁，因此“他们，能拖就拖，能不干就不干，新事物一概摈弃；他们煞有介事地挥舞着大印，说什么——‘这无先例！’”最后，诗人愤怒地呼吁让那些官僚从他们的宝座上滚开！
　　我欢呼那样一个时代到来，
　　请“可别惹祸先生”
　　按弹道学的原理
　　从自己的宝座上滚开。
　　我们伟大的祖国呀，
　　让他们到辽阔的原野上吹吹风，
　　办公室里可不能让他们久呆。
　　“对读者群众的感知、对他们的要求的迅速的反应构成了这种诗的性质的核心。他的诗作直言不讳地期待着公众的共鸣。没有这样的反应，叶夫图申科的诗歌是不可思议的。他在许多方面依赖于他的读者和听众的意见，不知疲倦地寻求他们的赞同。”⑾他追求公众的共鸣的最好的途径就是到他们当中去朗诵。仅在一九六一年一年中，他就曾经出席过二百五十多次各种场合的诗歌朗诵会。他的这种热情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而听众的热情比他更有增无减。由诗人直接向听众朗诵诗作这一传统，在俄罗斯由来已久，早在普希金时代便已开始。苏联十月革命把这种形式推向了新的阶段，听众已由普希金所面对的少数志同道合者或上流社会小圈子变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遗憾的是，在一九五四年由诗人卢戈夫斯科依重新提倡以前，这一形式在斯大林时期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了。然而人民中间积淀下来的审美兴趣和审美情感，却为这一形式恢复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六十年代初开始，叶夫图申科曾以《真理报》记者身份出访古巴，此后，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美国、日本，及至一九八五年十月来我国访问，已是第七十七个国家，因此，他的诗歌的题材变得更为开阔，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人民的生活和愿望、痛苦与欢乐，都在他的心目中有所折射。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国际性问题，如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更受到他的关注。在他访问的国家里，每到一处，必举行诗歌朗诵会，在西方甚至有迪斯科乐队和流行歌手为他伴奏和伴唱。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在西方更为引起轰动的是，他在一九六二、六三年访问西德、法国时曾对记者发表过谈话并把长篇《自传》交给法国《快报》刊载，涉及到苏联社会转折时期出现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为此，回国后，曾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上受到批评。这部自传里，除对个人崇拜和苏联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的评价以外，关于他个人和家庭的经历，在他二十年后创作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中几乎囊括无遗。
　　叶夫图申料没能赶上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但他写出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关于战争题材的诗。早期的短诗《婚礼》便是他的得意之作。这首诗通过一个十岁的孩子的眼睛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时刻同仇敌汽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寓欢乐于痛苦的悲剧性的场景。他的《俄国人要不要战争？》被谱成曲子成为一首广为传诵的群众歌曲。
　　叶夫图申科的爱情诗在他诗歌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可观的。他探索人生中爱情的完美与和谐，探索生离和死别、幸福和痛苦，——爱情的全过程几乎都有所表现。他把坚贞不渝的爱，自己对所爱的人的忘我的关怀，写得那样深沉，那样情真意切：
　　我生活中有着双重的痛苦和忧虑。
　　我生活中有着你的听觉、你的触觉，
　　我生活中有着你的视觉、你的眼泪，
　　有着你的话语，有着你的静寂。
　　我的存在仿佛是两个存在。
　　两个逝去的存在的重负压弯了我的背脊。
　　要想把我打死，得用两颗子弹：
　　我身上有两条生命——既有我的，也有你的。
　　——《我流逝的岁月里有你三十三年……》
　　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创作的题材和对象非常广泛，他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的画廊：有工厂工人、商店经理、售货员、售票员、饭店女服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勘探队员、渔民、教授、画家、歌唱家、运动员、工程师、医院的女看护、总统，乃至流氓阿飞……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涉及这样广的对象的诗人还不多见。
　　“叶夫图申科的诗歌仿佛是时代的心电图，有时因诗歌的工具的不准确而被歪曲，然而总是衷心的、真挚的。他的诗，有时候在和谐性、完整性和审美的装备性方面有所失，而在现实性和迫切性方面却有所得”。“叶夫图申科的现象不单是文学界的事实。这是我们时代的、它的社会过程和矛盾的现象”。⑿这评语是颇为中肯的。在时代的激流中，由于泥沙俱下，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也有不少败笔。诗人自己也承认，在他所写的十一万行诗中，有三万行是污秽，两万行是半污秽。
　　诗人在长诗方面做过许多尝试和探索，在形式上有的长诗中间夹杂着散文，有的为了突破韵律对内容的束缚，索性采用无韵律自由体。长诗《妈妈和中子弹》便是“俄罗斯诗歌中以韵律完全自由的诗体且无韵脚而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诗歌作品”。⒀
　　叶夫图申科在构思《妈妈和中子弹》时虽然考虑到艺术形式对于艺术内容的审美表现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为了适应内容的需要，甘冒风险舍弃他在三十余年创作中早已驾轻就熟的武器——音乐，采用对他来说陌生的自由诗体，这本身便说明，诗人必须有深厚的功底方成。他深信“不押韵的诗歌的韵律乃是思维本身的韵律”，“思想也会成为音乐的”(同前)。
　　《妈妈和中子弹》是一部反映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关系到当今人类命运的重大主题的长诗。诗人为了避免流于宣传、口号等概念化，他不是以粗俗的招贴画式的，而是以恬淡、飘逸、优雅的水彩画式的笔触，把他家族的抒情性传记揉进了政治性很强的主题之中，赋予长诗以严肃而又轻快，悲怆而又乐观的色彩。强烈的时代感是这部长诗的最强音。长诗借助“我”——也就是诗人本人的叙述，告诫人们：保卫祖国、生命、人类的化身的妈妈，消灭威胁她的安全的中子弹和一切炸弹，乃是当今同世界上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头等大事。诗人在叙述他的家族成员们的种种遭遇时在读者不知不觉中把他个人家庭圈子里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的人和事升华到更高、更广阔的境界，赋予他们以全人类的性质，使他们具有了概括的典型的意义。“《妈妈和中子弹》是以大胆的诗体写成的——诗是站在危险的散文的边缘上的”，但是由于有“形象的丰富性、不断地紧张的联想的弹簧支撑着诗的磅礴的气势”，⒁因而长诗才富有强烈的魅力。
　　《妈妈和中子弹》这部长诗经历了坎坷的命运，一度为苏联某些刊物编辑部所否定。叶夫图申科怀着坚定的信念，将它直接奉献给听众，他曾先后到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古比雪夫等七座城市的工人和大学生中间朗诵全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时又有人持怀疑态度说，假如叶夫图申科在台上朗读电话簿，以他的“朗诵才能”也会博得掌声的。诗人不顾这些揶揄，一面朗诵，一面对长诗进行修改，后来他承认说，“实际上听众本身成了我的长诗的编辑。”⒂长诗《妈妈和中子弹》终于以其思想本身的深邃意蕴和韵律荣获一九八四年苏联国家文艺奖金。诗人怀着实验成功的喜悦心情感触良深地说：“文学作品不是按照已经构成的规律创作的，而是它自己为自己创造规律。”⒃
　　叶夫图申科一九三二年出生于伊尔库茨克州济马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在他幼年时便已离异。他本姓汉努斯，有拉脱维亚血统。一九四四年重返莫斯科时，始从母系白俄罗斯族姓氏叶夫图申科。由于办理更改姓氏手续时，生年误写为一九三三年，此后各种材料均以讹传讹，以致连诗人自己也默认了。
　　叶夫图申科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间曾就读于苏联作家协会附设的高尔基文学院。现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和格鲁吉亚文学委员会主席，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
　　他曾获得一九八一年苏联加·塔比泽文学奖金和一九八四年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叶夫图申科诗选》，苏杭等译，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①　斯·兹洛宾《世代与世代的友谊》，苏联《文学问题》，一九六二年第九期。
　　②　鲍·鲁宁《一篇诗人传记的教训》，苏联《文学问题》，一九六三年第二期。
　　③⑥　见尤·维尔钦科的文章，苏联《共青团真理报》，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
　　④)引自《自传》。
　　⑤　列·奥沙宁《谈“时髦的”名字和革新》，苏联《文学报》，一九五九年十月十日。
　　⑦⑧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第410、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⑨　叶夫图申科《我们是伟大的诗歌的继承者——迎接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苏联《青年共产党人》，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⑩　转引自叶夫图申科《支点》(政论集)，第6页，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八一年。
　　⑾　叶·西多罗夫《时代的声音》——关于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诗歌的札记，《叶夫图申科作品选》(三卷本)卷一，第10页，苏联文学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八三年。
　　⑿　叶·西多罗夫《时代的声音》，《叶夫图申科作品选》卷一，第5页。
　　⒀　叶·叶夫图申科《思想的音乐》，见诗人为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叶夫图申科诗选》中译本写的序。
　　⒁　弗·奥格尼约夫《诗歌就是行动》，苏联《真理报》，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⒂⒃　叶夫图申科《创作的目的是自我奉献》，苏联《文学报》，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