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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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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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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时代和权威
作者李洪林
期数1985年01期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论权威》。他用不可辩驳的逻辑证明了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如果没有权威,最起码的联合行动都不可能,更不要说日益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了。恩格斯写道:
  “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3页)
  这一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尤其重要,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规模更加需要权威。这权威不是别的,只能是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得到群众拥护的共产党。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正确理论和路线以及优秀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权威。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
  但是,这个权威后来却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绝对权威”,排斥了党的权威,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混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恢复或重建党的权威的过程。由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个过程非常迅速。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经过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全中国各族人民已经牢固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四化的路线走下去。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继农村改革成功之后,一个全面的改革高潮已经兴起,党中央正在稳健地领导全国人民大步前进,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现在的党中央是成熟的。换句话说,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已经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中确立了。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保证,是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关心中国富强的人们的一大幸事。因为大家都亲自体验过,当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遭到破坏的时候,中国陷入多么痛苦的境地。
  但是对于权威的认识,往往并不一致。有人反对一切权威,向往无政府状态;有人很重视权威,却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事实上权威有多种,我们不能够见权威就崇拜。权威也没有永恒的,新旧交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同样在读书,而且在读同一本书,得到的东西却不一样。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恩格斯的《论权威》并没有被人遗忘,不少人对它都很重视。但有人只从中看到个人权威,并且总是落实到自己身上,要别人都服从自己。这种理解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吗?难道批判无政府主义,就是为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吗?难道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不是民主的权威吗?个人的权威当然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也不抹杀个人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更强调民主集中制,更强调集体领导的权威吗?
  这些问题我想过很久。一九八二年春节时在家里翻书,读过恩格斯这篇《论权威》,顺手写了几则札记。其中的一部分,题名为《民主的权威》,当时就发表了。这一部分,题名为《时代和权威》,还没有来得及发表,一直放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了。写这些札记的时候,新的权威正在建立当中。今天的情况和那时已经不同。当时所盼望的“使新的权威更快地确立”,如今已经成为事实。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作者识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针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论权威》。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着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个转折的一项内容,就是新权威的确立。
  使新权威更快地确立,是完成历史转折,使中国这艘大船沿着新的航线开足马力前进的关键。
  不过,到底什么是权威,我们今天需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权威,这些问题又很值得思索。
  一
  有人很喜欢权力,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权威。其实不一定,权力并不等于权威。
  西汉初年,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吕家的人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吕后一死,刘邦的老臣周勃陈平等人立刻发动政变。这时,权威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当时统率“北军”(首都警卫军)的,是吕后的侄子吕禄。但是周勃闯入“北军”军营,大喊道:“为刘氏者左袒!”全军士兵都把左臂袒露出来,服从周勃指挥。首都警卫军站到周勃这一边,局面就定下来了。这件事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说明周勃有权威。吕禄虽然有军权,但是缺乏应有的权威。当然,周勃到“北军”军营,是“持节”去的。“节”是权力的凭证。有了这根“节”,当然可以增强周勃的力量。不过,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周勃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如果换上另外一个无名氏,拿上一根“节”杖进入军营,将士们能听他的吗?
  一九七七年我去华北某大工厂调查。有一个“革委会副主任”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她什么也不懂,厂里就让她分管环境卫生。但她连这项工作也管不了,因为没有人听她的。她发动大扫除,谁也不动手,于是只好自己拿一把扫帚,一个人在院子里扫地。厂里的群众先是讨厌她,瞧不起她,后来又有点可怜她。她自己也很难堪,觉得是在活受罪。这件事也说明,权力也好,职位也好,不一定能带来权威。
  二
  权威这种东西,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不过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力                   量,而是使人必须服从的一种精神力量。换句话说,权威以服从为前提。没有人服从,权威就等于零。这样,它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它应该拥有某种惩罚手段。或者,虽然不直接拥有此种手段,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权威,必然要承担不幸的后果。比如,在大海上航行,船长不必用武力强制乘客来服从,就有足够的权威,因为失去船长的权威,轮船就有沉没的危险。所谓“学术权威”,大体上也是这样。没有掌握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权力,然而掌握了真理,就有权威,因为它符合客观规律。谁要是违背了权威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违反了客观规律,因而必然受到惩罚。共产党的权威就是这样。党决不可以强制群众服从自己,而只能靠真理、靠正确的路线来吸引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因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谁要是违背了正确路线,也必然受到惩罚,但不是由党来惩罚,而是由客观规律来惩罚(当然,党组织对违反党纪的党员是能够处分的,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人们必须了解权威的意义,和拒绝服从权威的后果。也就是说,权威必须树立在人们的心中,或使人尊敬,或使人恐惧。尊敬使人自愿服从权威,恐惧使人被迫服从权威。服从的人越多,权威就越大。不论自愿服从或被迫服从,一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了解权威。如果人们都不了解某个权威,当然也就谈不到服从。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权威”也就没有意义。比如,一个乐队的指挥,在一群不懂音乐的人们面前,便没有权威可言,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他的手势和那根指挥棒的意义。“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个形象的比喻,也包含着这个道理。虎为百兽之王,那权威是无可置疑的。老虎大吼一声,百兽无不逃窜,因为大家都知道老虎的爪牙有多么厉害。但是初生的牛犊尚未了解此种厉害,就不懂得害怕,所以虎威对它毫无意义。当然,那代价也是可怕的,牛犊要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生命。但是在此之前,虎威在牛犊心目中并未树立,却是事实。经过许多牛犊被吃之后,经验终究会使活下来的牛懂得老虎的可怕,但那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三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权威。这不是某个伟人的发明,而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即使几个人共同劳动,也得有人喊叫一声,以便同时用力。这一声喊叫,可以说是权威的萌芽。事实上在任何组织当中,只要牵涉到公共活动,不论是机关、工厂、商店、学校,不论是生产或生活,是工作还是学习,都需要某种权威使大家都来服从。否则,连起码的秩序都没有,更不要说大规模的协同动作了。
  权威有个人的,有集体的。比如党中央就是一个集体。个人的权威有时也不仅是个人的,而是集中体现了一个集体或阶级的权威。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因为它神化了个人,不符合实际。我们就吃过个人崇拜的大亏。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不过对这种作用给以科学的解释,并且把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摆得恰当而已。事实上,个人在历史上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推迟历史的发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都需要权威。一些杰出的权威人物,常常是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个时代的象征,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骄傲。
  在战争中,权威的作用尤其明显。一支军队不能没有统帅,统帅也不能没有权威。一个卓越的统帅本身,就是克敌致胜的重大因素,因为他的权威足以使敌军闻风丧胆,而使自己的将士信心百倍。如果换上一个昏庸无能或是刚愎自用的统帅,同样的军队就会是另外一种士气,不但战斗力要大大降低,甚至会全军覆没。战国时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不是把四十万大军全部断送在长平吗?
  四
  每个领域都可以有自己的权威,比如学术权威,水稻权威,象棋权威。外国还有什么“汽车大王”之类的垄断权威。这些权威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权威。
  原始社会就有领导公共事务的权威,然而不具有政治的性质。政治权威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的。
  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现有的生产方式,必然运用国家机器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总要指向现存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政治上的权力,为巩固或反对一种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就是政治。所谓政治权威,就是统治阶级借以团结本阶级并威慑被统治阶级以便巩固现存社会秩序的那种力量。当一个统治者失掉权威的时候,便会有另一个人通过某种方式来代替他的位置。当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威已经丧失了的时候,这个政权就要灭亡了。
  任何政治权威,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强大,不管它的代表人物多么显赫,归根到底,是经济在起决定作用,它决定着一种政治权威的命运。能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权威,尽管代表少数人的意志,也能为多数人所接受。对生产力起阻碍或破坏作用的政治权威,最后必然被经济的力量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当一种生产方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在旧经济制度上产生的政治权威,不管统治者多么英明,必然没落下去。有时候,一种生产方式并没有走到尽头,甚至还处在上升时期,但是统治者犯了严重的错误,也会使他丧失自己的权威。这时,纵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挽救不了这个权威的没落,因为它和经济的运动背道而驰。原来服从它的人民,已经不再服从了;对这个权威的尊敬或惧怕,已经被冷淡或愤怒所代替了。这时,能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权威,必然要战胜旧的权威,成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力量。秦朝的灭亡和汉朝的兴起就是这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他本来可以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国事办的很好,但是他没有弄好,使“天下苦秦暴政”,结果使自己的政权崩溃了。
  五
  社会上不可能出现权威的真空。不是这种权威在支配,就是另一种权威在支配。
  历史上有过这种情形:老的权威崩溃了,能够代替它的新权威暂时还没有形成,或者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强大的程度。这时就是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群雄,就是可能代替老权威的各种力量,所谓“群雄逐鹿”,就是新权威形成的过程。
  当旧权威没落的时候,社会便产生了对于新权威的需要。在这个时候,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利益莫过于新权威快些建立。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越快越好。相反,如果该灭亡的旧权威迟迟不退出历史舞台,新权威迟迟不能建立,将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痛苦。天下大乱的时候“人心思治”,就反映了这种社会需要。
  封建社会中间,为什么农民往往盼望“真龙天子”出世?能怪农民落后吗?不能。社会生产要进行,总不能没有秩序。当新的生产方式尚未产生的时候,客观上只能照样是封建主义的秩序。而所谓“真龙天子”也就是好皇帝,无非是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代表一种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治权威而已。改朝换代虽然并不改变封建制度,但在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成长以前,不同的封建统治者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确有不同的作用。当旧的权威已经没落的时候,破旧立新的过程确实是愈快愈好,这对社会是有利的。
  上面说的还是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新旧政治权威的更替。至于旧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时候,代表新生产方式的政治权威就更应该快一点代替旧的权威了。然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往往拖得很长,因为旧的权威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社会往往要为这个过程付出高昂的代价。
                                      六
  六
  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要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威,并且使它永远保持下去。当然,一种权威的兴起和衰落,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拿中国的封建王朝来说,有的延续几百年,有的只有几十年。强大的秦朝,传到第二代就灭亡了。按照秦始皇自己的设想,是要“二世”“三世”地传下去,一直传到千秋万世的。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威。这不是为了把政治统治永远保持下去,而是为了消灭阶级,从而消灭政治权威,使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有权威,那将是和政治统治根本不同的另一种权威。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一,就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权威。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在中国人民中间拥有极高的权威。然而按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发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自下而上来破坏这个权威。代替这个权威的,是“左”的指导方针。在十年当中,这种“左”的东西具有极大的权威,简直成了神物。然而正是这种“权威”,以破坏为目的,以致弄得天下大乱。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才扭转了混乱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政治上的安定,这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从此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教训:以后切不可再去破坏自己的权威了。
  七
  我们现在正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左”的东西是“旧”,三中全会路线是“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权威有兴替,这是历史的规律。
  有人说现在存在着“信任危机”。这是只着眼于过去,而没有看到现在和将来。这种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对于导致我们民族经历了十年灾难的那种“左”的权威,人们不再信任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一个国家,支配全局的政治权威只能有一个。某种权威的衰落,意味着另一种权威在兴起。人们对于“左”的权威不再相信了,就表示大家正在转向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什么?就是制定了三中全会路线的新的党中央,就是坚决纠正过去错误的新的党中央,就是认真平反冤假错案的新的党中央,就是决心领导人民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的党中央。
  党中央从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是在实践中重建党的权威。不过也不单纯是重建。更重要的是在前进中树立新的权威。历史在向前走,重要的不是回顾过去,而是面向将来。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权威并且一定会产生出这种权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要现代化,人民要富裕,要过幸福的生活,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是时代的要求。纠正了“左”倾错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党中央,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路线。这条路线不但在新的时期给群众带来现实的物质利益,而且使大家能看见光辉灿烂的前途。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目前普遍有一种“怕变”的心情,它说明群众对党的路线的热爱和拥护。群众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党的权威之所在。群众对三中全会的路线是这样欢迎,对坚决贯彻这条路线的党中央是这样爱戴,哪里有什么“信任危机”?
  当然,新权威的确立要有个过程,何况现在党风不正的问题还严重影响党的威信。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过去遗留的问题太多了,党风只是其中的一个。新的党中央连“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都纠正了,难道对于不正之风还不敢下手吗?看问题不单要看现状,还要看趋势。中国这艘大船过去走错了路,几乎沉没,现在已经拨正船头,驶上正确的航线。因为刚刚启航,所以离目的地还远,有人还心神不定,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舵掌的稳,大家齐心,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
  一九八二年二月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