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维也纳的回声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的声望是在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中建立起来的。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写道：德国历史学派对于历史法学派一无所知，“历史发展是非意图的后果”。为了论证“非意图后果”这一并非设计而是演化的概念，门格尔提出必须将社会当成自然的有机体来看。门格尔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发扬光大，现在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除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之外，与马克思的思想也有过交锋，当然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学派也有影响。但奥地利学派冲击了“劳动价值论”，将所谓的客观价值论彻底扭转到主观价值论的思路上来，从而动摇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石。一八七一年，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分别以不同形式使用“边际效用”的概念，史称“边际革命”。之后，门格尔最有才华的学生庞巴维克扩展了老师的说法，认为价值是由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和欲望的强度所决定的。按照“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和欲望的强度”，实际上是按照“边际效用”在评价物品，而越是稀缺物品其边际价值就越高。
　　庞巴维克在其三卷本《资本与利息》中引入了“时间偏好”这一概念，庞巴维克发现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为同等价值的现货比期货要值钱，若要使得期货与现货相当，则必须加上利息或利润。从这个角度，庞巴维克指出资本货物不仅仅是所谓“凝固的劳动”，也是“凝固的时间”。只有至关重要的时间因素和时间偏好，才能对利息和利润做出解释。这极大推进了经济学对资本的分析，迥异于李嘉图和马克思，庞巴维克认为资本具有某种结构，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络，使得生产迂回程度加深，后来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解释了分工迂回程度加深和市场规模扩展之间的关联。按照罗斯巴德的说法，正是庞巴维克的三卷本《资本与利息》标志着奥地利学派已经成熟。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的成熟是米塞斯的功劳。奥地利学派的研讨班继承的是柏拉图学院的口述传统，一九○○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在庞巴维克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为最出色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米塞斯很快认识到庞巴维克以及门格尔等师者先贤在分析上还留有余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依然留有空白。
　　空白主要是在货币领域。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没有将微观分析方法拓展到对货币的分析，造成了所谓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张五常将微观与宏观的差别概括为“宏观多了一个货币”，自此面貌截然不同。一旦当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就即刻陷入了某种虚幻的总量分析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里，诸如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等脱离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概念，甚至误导了欧文·费雪。费雪精心阐释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但对个体行为依然忽视，而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裂的局面，弥补微观与宏观的鸿沟，米塞斯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就让庞巴维克刮目相看。
　　米塞斯揭示了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给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紧迫程度(即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此货币单位的“价格”或者说购买力，也是由同样的市场过程决定的。比如说一元人民币可以购买的“商品”是一元钱的“价格”，如果没有背后的购买力作为支撑，那么一元人民币与废纸无异。所以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有任何好处，只能稀释货币的购买力而已，也即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货币，如果是大家都同时得到等量的货币，那意味着个人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多发的货币量首先到了政府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手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又行之有效地获取好处，代价是牺牲民众的利益社会的福利，让他们去承受通货膨胀的恶果。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米塞斯详细阐释了这个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就难以避免，米塞斯的药方是，首先要停止货币扩张，但不必要急剧紧缩，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投资，让经济自行清除那些垃圾，从而走回正轨。这些见解仿佛是专门为今天中国的经济情形写就的一样。米塞斯更进一步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将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推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后来被米塞斯杰出的学生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发扬光大。
　　哈耶克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经济波动的永久化将会对经济造成损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维也纳，发生严重通胀，这座古老城市的许多著名咖啡馆被新的银行分支机构给挤跑了，咖啡馆的服务员们失业了；但通胀被治理后，咖啡馆是搬了回来，但这次轮到银行职员加入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因此在哈耶克看来，凯恩斯提出的依靠多发行货币来增加短期内就业的方案，其错误在于会造成经济的内在不稳定，使波动永久化，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要给货币下个“锚”，多发的货币没有坚实的商品基础，是不可能从根子上增加就业的，虚假繁荣在通胀破灭之后也会烟消云散。那么，到底怎么下“锚”呢？哈耶克举了个例子，一枚一八六三年铸造的英国便士，在一百年后，也就是一九六三年还在伦敦的公车上使用，这就是“锚”的形象解说，表明了长期币值稳定的含义。但在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不足三十年时间，其货币的购买力就下降到了不足国有化之前的四分之一。哈耶克由此指出，政府控制货币数量是极其危险的。哈耶克的理由是既然货币那么重要，那么为什么非要由政府来控制货币的发行？
　　从自由的逻辑而言，政府可以发行货币，私人同样也可以发行货币，应该允许一种自由的货币体系，让各种货币之间相互竞争来决出人们相互承认的下了“锚”的货币，而不是天然接受政府控制发行货币的权力并把这个当成正确的现实。哈耶克凭借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表明：货币发行也可以由私人提供，竞争将会挑选出最佳的货币。事实上，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一个脚注中已经提到：保护个人自由的最有效措施可能是制定一部宪章，禁止和平时期对任何货币(或贵金属)交易施加任何限制。
　　也许是因为他的思想超前太多，人们暂时还不足以理解他的深刻吧。但哈耶克通过《货币的非国家化》表明了一种以一贯之的态度，即个人拥有发行货币的“自由”。这也促成人们去进一步思考：还有什么是被国家以各种借口垄断在手，但原本却应当是属于个人的自由。
　　从“主观价值——个人自由——演化秩序”这一框架，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基础。其明显的特征是秉持自由主义。其思想基础就是门格尔所指出的“并非设计而是演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奥地利学派天然对政府干预抱有警惕，几乎任何支持政府扩张的建议都遭到了这一学派的痛斥。米塞斯的《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哈耶克后来与弗里德曼等人成立朝圣山学社，被后世公认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有没有效率的问题上，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师徒二人与马克思的继承者奥斯卡·兰格相遇了，两派思想再次展开了交锋。一九二○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头一次旗帜鲜明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不可行之处。而且为了完善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基础，米塞斯选择了与实证主义分道扬镳，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米塞斯写道：实证主义是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根据这种方法，发展出的社会工程学是一种新兴技术，按照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来有计划地处理“人”。这是米塞斯无法接受的，与此针锋相对，米塞斯提出了“人的行动科学”的一般理论，这在他的巨作《人的行动》得到了详细阐释。罗斯巴德说庞巴维克时期奥地利学派就已经成熟，有点言过其实了；但到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出版，说奥地利学派臻于成熟，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人的行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演绎的、逻辑的和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深受李凯尔特、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的影响，同时米塞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也对他有较大影响。米塞斯认为人并非原子式的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世界上行动的人，因此人类行为不可能总结成为历史规律，因此经济学试图通过统计来找出所谓的规律是徒劳无功、误入歧途的。对于米塞斯来说，人类行动的基本公理是：个体具有具体目标，个体有时间偏好，个体采用行动必然在市场过程中进行。
　　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是一本综合性的经济学著作，在他的作品里没有所谓的微观和宏观分野，而是将经济学视为一个整体。这可能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真正的综合性著作。但由于使用德语写作、战争、流亡，米塞斯曲折的生涯使得他的思想被学界遗忘。从方法论到对货币和经济周期的论述，米塞斯一以贯之，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被奥斯卡·兰格的盛名淹没，他对经济周期的深刻洞见同样只能委身在如日中天的凯恩斯主义照不见的角落，观念竞争被虚幻的声誉掩盖，这或许是米塞斯的悲哀。当然米塞斯自己并没有气馁，尽管流亡美国，没有正式的教职，但米塞斯持之以恒开设研讨班，传一炷奥地利学派的香火。除了哈耶克之外，米塞斯在纽约的研讨班上也涌现了罗斯巴德这样的大家。罗斯巴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深情回忆米塞斯及其研讨班，称之为“捍卫自由、传承奥地利经济学”的“灯塔”。罗斯巴德写道：如果我们确实站在了自由精神复兴的起点上，那么这场复兴运动就是为米塞斯的生命和思想树起高大的纪念碑。
　　今天，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思想在哈耶克及其当代追随者的努力下，正处于复兴之路上。布坎南、弗农·史密斯等都将自己的思想渊源归结于奥地利学派，正如雅克斯·吕厄夫所说：米塞斯一直在捍卫一种理性的经济科学的基础，通过他的学说，他播下了重生的种子，一旦人们开始更多地接受揭示真相的理论，而不是献媚的理论，这种子就会结出果实。但这一天来临之时，所有经济学家都将认识到，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值得他们赞美和感激。
　　(奥地利学派译丛，冯兴元主编，新星出版社二○○七年十一月版：《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卡尔·门格尔著，姚中秋译，32.00元；《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冯克利、姚中秋译，23.00元；《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德维希·冯·米塞斯著，刘亚平、戴忠玉译，33.00元；《货币的非国家化》，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姚中秋译，25.00元；《权力与市场》，穆雷·罗斯巴德著，刘云鹏等译，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