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封信引起的感触

　　一九八四年年底，《人民日报》国际版登了我的一篇《北欧的斯诺》。在谈到挪威作家诺达尔·格里格的生平时，我写了这么一句：“三十年代后期，当欧洲知识界攻讦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时，他也仍坚定地站在苏联一边。”
　　拙文发表后不久，即收到邵燕祥同志一封信。信中指出：“……唯文中说到三十年代末西方知识分子‘攻讦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一语，因为斯氏确实犯有这个错误，而国际舆论中，啧有烦言的未必都出于对苏的敌意，……似不宜笼统目为‘攻讦’，如将来成书时，斟酌易为一中性动词或更好些。”
　　燕祥同志此信，不但使我由衷地感激，并且引起我的一些深思。
　　无论如何，这绝不仅仅是个用词不当的问题，它涉及到对过去那段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认识。对于那段历史，燕样同志的态度是鲜明的，说明经过了漫长的一段痛苦教训，他的思路是清楚的，对重大问题是明察的，而我至今在历史面前，态度还是暖昧的。
　　倘若我仅仅是出于无知，那还情有可原。事实并非如此。八二年九月我在《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中就曾写到三十年代共运史上的那一段，在四十年代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在该文中，我追忆年轻时，苏联在我心目中曾经是“正义和许多美好理想的化身”。及至读到一些描述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书之后，“天堂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上，五十年代上半期，每听到冤案，就联想到苏联那场悲剧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自然热切地希望能避免。
　　我提这些，绝不是为了表示我有多么高明。正相反，这只能说明我用“攻讦”一词，是自相矛盾，言不由衷的。
　　句句都说真话，这我不敢保证；但至少总也应做到不说假话呀。为什么我大模大样地使用了那个包庇性的词儿，就象运动中某些“见证人”睁大眼睛扯谎呢？
　　这不能不迫使我对自己的灵魂深处进行一次扫描。我发现自己是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对于高层领导几年来广开言路，解除对创作的桎梏的宣言，我都是认真地相信并且热烈地拥护的。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我说什么写什么，总也忘不了梁效先生的存在。当然，梁效先生肯定已经不姓梁了，他的面容也由狰狞而和善起来。可我有时仍怕他的心肠未必那么容易变软。这个雷厉风行了那么久的影子，有时还在我灵魂深处晃来晃去。一望到它，我就哆嗦，就言不由衷起来。
　　燕祥同志这封信对我是个及时的、有力的提示。我需要从自己内部来一次解冻。我得象烧符咒驱邪鬼那样，把这个粘粘抓抓的黑影从心头请出去。不这样，我就别打算继续写作。
　　这封信还使我感到，在读书界、创作界需要提倡一种良好风气：同行之间切磋琢磨，互相关心。也正为了这点，我才这么小题大做。
　　书评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都是不景气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倘若写得十分好(或者非常非常适合气候)，会有人夸奖一番的。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倘若离了谱儿，也必有人出来严加批判。然而占绝大多数的书或文章，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即既不出色到值得大声叫好，也并未惹出乱子。等待这样的书或文章的，往往只是冷漠。就是出了点小疵，也不会有人“多事”，指了出来。
　　我同燕祥同志只有点头之交，而我写的又是一篇至为平常的小文。然而他看到了毛病，就不惮其烦地写此信，友善地为我指了出来。我感到一般同行之间的温暖。
　　如今，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翻译界与创作界搞的都是文学，却恍如隔行；甚至无形中，还有个高低之分。至于创作界，写诗、写小说或杂文的，也仿佛各搞一门，互不相干。评点作品似乎已有专人(评论家)负责。很少看到这位小说家谈谈那位小说家的作品，象台湾的欧阳子那么去谈白先勇的《台北人》。什么时候我们除了各自埋头写作，也来关心一下周围的同行，我们的文艺界就会更加热火起来了。
　　这也是文艺界春天来临的一种征兆吧。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