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读《英美文学散论》有感

　　我与朱虹同志并不认识，但她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英美文学研究的论文，为一些新版、再版的译著撰写的前言、后记等，凡能找到的，我都以极大的兴趣读过。前不久，偶然从朋友的书架上看到刚从国内捎来的《英美文学散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油然而生，我当即借下，仔仔细细地拜读了一遍。
　　《散论》中的近二十篇文章，除《西方关于哈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是二十年前的旧作以外，其余都是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虽然大部分文章我是重读，却依然觉得象初读那样清新和亲切。清新，当然是指这些文章见解独到，再读仍给人以新意；而亲切，则还有另一层意思。来到国外进修文学，我对当今英美文学批评的状况多少增添了一点感性认识：批评家的声音震耳欲聋，大有盖过作家之势。在哈佛书店，文学评论书架与小说书架相对而立，两类书籍的比例将近是一比一。评论著作数量之多实在大出我意料。这一现象的其他意义姑且不论，我由此而想到的是，我们国内的外国文学论著与已出版的翻译作品的比例，恐怕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太落后了。唯其稀少，弥足珍贵。此时此刻看到这本我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的论文集，又怎能不使人感到亲切呢？
　　我常常感到，对于生活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人来说，要从事一种文化背景相去甚远的研究，要克服的困难是很大的。然而，读朱虹同志的文章，你却不能不为她高屋建瓴的理解力和进退有度的分寸感所折服。在她的文章中，你绝不会有我们常见的那种对“异己”文化的敌对感，有的是一种迫切希望理解对方、并相信能够理解对方的同情心。就以她的早作《西方关于哈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来说，作者不是从某一既定的概念出发，硬把一个自己心目中原有的哈姆雷特强加给读者，而是用抽丝剥茧的办法，从浩如烟海的大量材料中，引出哈姆雷特这个文学典型形成的来龙去脉。作者的意思很明确：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绝不仅仅在于他体现了十七世纪英国时代精神的某些特征，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唤起世世代代的读者思考和共鸣的魅力。围绕文学典型性的讨论，长期以来一直为文学形象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纠缠不清。朱虹同志跳出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扎扎实实地从事第一手材料的研究，用充分的论证对这个棘手的理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理解和同情还包括注意克服自己的偏爱。她虽然“素来喜欢现实主义的古典小说”，却“经常提醒自己要注意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艺”。(第327页)正是出于这种难能可贵的同情，她近年来孜孜不倦地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处女地上开拓。詹姆斯·乔伊斯，荒诞派戏剧等这些不少人感到头痛的现代派作家和作品，都是她研究的课题。对于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她也并不满足于驾轻就熟，而是不断努力使老树开出新花。前两年，报章上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评论不少，但《<苔丝>——现代人的创痛》一文的读者一定会同意，她对《苔丝》的理解明显高人一筹。那种“作者描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的俗套，本来是很容易把一部《苔丝》打发的，但她却与众不同地指出，《苔丝》是一出异教传统迷信与现代“文明”冲突造成的悲剧；哈代“超越了一般资产阶级男子欺骗无产阶级女子的故事中通常的社会、道德批判的含义”，目的在于揭示“一个损毁的星球”的“普遍真理”。(第93页)
　　朱虹同志对《苔丝》的这番评价，并不是故意立异鸣高。能见他人之所未见，固然因为她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对作家的创作思想有全面而正确的理解，然而，能言他人之未敢言，真还需要一种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长期以来，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遭遇是够可怜的。过去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给自己搬来了不少绊脚石；四害肆虐时期，搞外国文学更无异于自掘坟墓；即使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由于“左”毒一时未消，研究外国文学仍不免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来个“行政干预”，弄不好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前年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介一位当代美国作家。我所接触到的西方评论几乎都称他“现实主义”，可是，现当代西方文学中“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已经早已不同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更不同于我们通常赋予“现实主义”的意义。莫里斯·狄克斯坦就曾指出，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兴起，美国作家的注意力也逐渐从客观社会转向个人内省感受，到了六十年代，即使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也并不遵循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简·奥斯丁的那种反映现实的传统，而是因袭了这个传统中由亨利·詹姆斯开创的一种抑或可以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的变体……。①我觉得，实际情况的变化，需要我们找到表达相应概念的批评语汇，而不能无限地扩展某一现成术语的内涵，当一个词汇什么都表示时，它就什么也不表示了。为了避免误解，我决定在介绍这个作家时将这个术语“弃之不用”。文章发表前，一位好心的编辑(我绝无责怪之意)找到我，劝我注意用辞，现实主义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最高峰，怎能“弃之不用”呢？“文章千古事……”。言外之意我已神会，只好将这些有犯忌之嫌的语句统统清除付排。这个例子虽小，但我想它足以说明，“现实主义”在人们心目中已经被神化到了不可侵犯的地步。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总摆脱不了为作家加头衔定性的习惯，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学生也是开口只问“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我并不绝对地反对定性，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早一点从这种“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跨入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领域呢？我想是的。在这方面，朱虹同志已经为我们带了一个好头。她不仅敢于公开宣布“把现实主义奉为至高的文艺批评准则在理论上是缺乏根据的，是对反映论的一种过于偏狭的理解”(第327页)，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论》，则是她“试图突破窠臼、摸索评论工作中一条更宽路子”的实际成果。(第326页)
　　很明显，认真学习和研究文艺理论的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对于外国文学工作者来说，这里包括知己知彼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贯文艺思想，什么是他们对某些具体作家、作品的当时当地的看法和评价，两者虽不能截然分割，但毕竟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又应加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西方文艺思潮对文艺创作的反作用愈来愈大，许多文学作品都有一种自觉不自觉地纳入流行文学理论思潮的倾向。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对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会有自己觉察不到的片面性。也许是我对朱虹同志的苛求，但我确实认为，这一方面是《散论》的一点缺憾。《散论》中的《对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几点意见》、《从特罗洛普想到的》、《后记》以及几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都涉及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但是，问题大多以怀疑和否定的方式提出，既未来得及展开，更缺少正面的回答。从一九七八年的《意见》到一九八二年的《后记》，在理论探索方面没有明显的进步。在《从特罗洛普想到的》一文中，朱虹同志已敏锐地觉察到“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往往从认识价值着眼”的偏向(第286页)，意指对文学的“美学价值”应给予必要的重视。但这一点也可能正是《散论》本身的局限。对《简·爱》、奥斯丁、霍桑的评论中，如谈及作品的艺术价值，仍不免流于我们一般常见的就人物性格刻划、语言技巧的泛泛而谈。为两部英国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偏重于说明选材的“可读性”，其中关于莫泊桑和契诃夫的艺术风格和影响，还是直接沿用了毛姆为《短篇小说两百篇》所写序文中的论述，显得缺乏独立研究的深度。这些在我看来的缺陷，似乎多说了几句，其实，这些议论并不只对《散论》而言，主要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若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从加强文艺理论修养入手。文学作品的质地有“跑”与“飞”的区别，而文学批评本身又何尝没有“跑”与“飞”之分？我想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论深度的不同。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才对朱虹同志如此坦率地苛求。
　　一九八五年元月写于哈佛
　　(《英美文学散论》，朱虹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1.25元)
　　①莫里斯·狄克斯坦，《伊甸园之门》，纽约Basic　Books，一九七七年，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