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出版社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它是一八九六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的，后来迁回德国莱比锡，又迁到耶那，一九四七年才迁至科隆。因为起家于意大利，所以至今出版社仍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雄狮形象为徽记。它原来只出版经典性、学术性、资料性的社会科学著作，是一家以文化积累为己任的趣味比较高的出版社，但后来受社会风气推动，也出版少量的小说等文学读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曾一度成为德国的四大出版社之一，但目前，它只是西德众多的中型出版社中较小的一家。 当我登上出版社那栋其貌不扬的小楼、走过狭窄阴暗的甬道时，我眼里不时闪入楼壁上所悬挂的一些纪念性照片，耳内不时听到嘎吱嘎吱的楼板响，这家出版社悠久严肃的历史和它现在所表现出的坚韧气概，立时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位身材修长的女编辑接待了我和陪同我访问的马汉茂(HeImutMartln)教授，她那间工作室，面积大概不足十平方米，而且不成形状，只有一侧有窗，窗外却是其他楼房的侧壁和坡顶，望不见多少天空。在马汉茂先生帮助下，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我首先坦率地说出了我的“第一印象”：这里非常雅致。这的确不是恭维。我已去过许多的西德书店，几乎从门外的橱窗和旋转书架开始，就是一派花花绿绿的景象。进去以后，摆在最醒目位置的，往往是消遣性的通俗小说，封面即使不直接呈现色情与暴力，也非妖即怪，要么便通体是甜腻腻的小市民气，给人一种俗艳的印象。而我们所到的这个德得利出版社编辑部，两面墙壁全是自下而上的书架，插满了书，工作台和另外的桌子上也全摊着他们已出版、待出版的书籍、版样，这些都传达出一种醇厚的文化气息和高雅的艺术趣味。
女编辑也坦率地向我们诉说了他们的困难与对策。他们现在整个出版社包括老板共有四个编辑，一年大约编发出版三十种新书。因为他们坚持只出严肃的著作，不出那种只赚钱却无价值的消遣性读物，因此他们财政上相当拮据。也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以俗养雅”不行么？即出一点准色情准暴力的畅销小说(尽量出得比别的出版社更“正经”一点、更“艺术”一点)，赚了钱，再拿来印必然赔钱的有价值的著作。但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不那样作。那么，现在他们如何维持呢？他们手里真还有两张“王牌”，这是上一辈给他们的遗产——《世界童话全集》和《世界宗教丛书》。这两套著作，至今在德国乃至于西欧仍亨有盛誉，成为各类图书馆和各类知识分子乃至于各类自命风雅的藏书家的必备书。他们不断修订增补这两套书，销路始终稳定，这是他们出版社得以赢得薄利足以维持的根本因素。对于其他的书，他们可就全无把握了。他们每考虑一本书的出版，心情都很复杂：他们当然看重书稿的学术或艺术价值，但也要一再地估计它的销路和赔赚。“我们不能胡闹”，女编辑以十分郑重的口气对我说：“不要以为我们面对一部有不得了的学术或艺术价值的书稿，会忘乎所以地孤注一掷；我们绝不能赔得太多，我们不能自杀。”马汉茂教授随即对我补充解释说：现在德国有几家大出版公司，雄心勃勃地俯瞰着中小出版社，随时想把它们吞并掉，德得利是个“老字号”，早在它们觊觎之中，如一旦“胡闹”而破产，必沦为某大公司的子公司，它将被指定仍用原字号出书，但那时必然是“名存而实亡”了！ 由此我们谈及了该出版社所出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女编辑说，他们目前正考虑将有关的书逐步发展成为一套丛书，与《世界童话全集》和《世界宗教丛书》并列，形成支撑该出版社的三只鼎足。但眼下条件尚不成熟，主要是怕赔钱太多。所以他们暂时只搞了一小套关于《易经》的书，内中包括卫礼贤译解的《周易》两种和三种西方人研究《易经》的论文集。据她说西德的《易经》热经久不衰，今天上午她还接到电话，有一个地方索购八千册，这是他们所出的书籍中少有的畅销现象。说着，她把最新出版的一册《易经》论文集拿给我看，封面上是三位西方研究者的照片，这样一些当代的西方人对我国三千年前的《易经》有如此深入的钻研，令我感佩不已。不过，我总觉得西德乃至整个西方的汉学界和出版界再不能总是对几千年前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应当把眼界、兴趣和译介出版工作部分地转向当代中国和中国当代文化，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在内，这其实也是我在西德所接触到的不少西德民众的渴望。 谈到这里，女编辑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到我手中。原来都是他们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化的书，一册是唐代诗僧寒山的诗选，一册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诗集，一册是西方人介绍中国禅宗的书，一册是西德青年汉学家Marianne Bevchert编著的豪华本《中国园林》，还有一册Wolfram Eberbard编的《中国乡镇辞典》……我在赏玩之余，不禁感叹地说：“印制得都非常精美雅致，只是没有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女编辑听了立即又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精装的袖珍本递给我，笑着说：“我倒忘了先把这个给你，这是我们今年刚出的，第一版印了五千册，很受欢迎，目前正准备再版，一过六千册，我们就要开始赚钱了！”我接过一看，封面是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两只彩蝶飞舞的图案——原来是上海老作家赵清阁创作的历史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德译本。见到这本书，我当然非常高兴。 这回到西德，我到处搜集他们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德译本。我发现，似乎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后，西德的出版社才开始译介一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我见到的有：巴金的《砂丁》和《寒夜》(是由西柏林一家比较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的)，包括《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在内的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中国短篇小说选(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舒婷的一个诗选和张抗抗、张洁的一个合集(同由另一家小出版社出版)；此外有一套红皮袖珍本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包括一册《中国的当代政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所选大都是“干预生活”和在国内引起争议、受到批评的作品，一册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的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和一册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的三十年短篇小说选，这一套书近几年在西德影响较大，是由在西德影响很大的Subruamp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九八一年由Luchterband出版社出版的《风筝飘带》，发行后各方面反应不错，目前已由一家名为“猫头鹰”的出版社买去普及本的版权，印成袖珍普及本在全德国发行，这似乎是迄今在西德读者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选，内收五，位作家的五篇作品：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国凯的《我应当怎么办？》、刘心武的《如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高尔太的一个短篇。除此之外，我所见就有限了。请教十分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在西德被译介情况的马汉茂教授，他能补充的也不多；不过，马汉茂教授对我说：“自从中国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以后，特别是自从一九八四年秋天西德总理科尔访华之后，整个西德充盈着认识中国、向往中国的气氛，因此，很自然地，对中国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了解兴趣也大大增强了。据我了解，慕尼黑一家有影响的出版社已接受了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译稿，巴金的《随想录》、《真话集》选辑，刘宾雁的报告文学集，北岛的诗选和你那一度遇到出版困难的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的译稿，这些都可望在最近交付出版……” 那位女编辑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她朝马汉茂伸出手说：“把你准备好的书稿交给我吧——我们难道甘心在这股‘中国热’里落后吗？我们原是最早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啊！” 马汉茂便把所携来的一大叠书稿从皮包里取了出来。马汉茂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主持编译了一本中国微型小说(即“小小说”)选，主要取材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的《微型小说选》，此外又从其他中国文学刊物上挑选了一些，最后共得三十余篇，其中王蒙的作品最多，约占四分之一，其余尚有从维熙、蒋子龙、陈国凯、孟伟哉、中杰英、叶文玲、许世杰……等许多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短小，却涉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中国人的形象，各种中国的人情世态，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时代风貌，在这个集子中都有所反映，所以当早些时候马汉茂教授把他这项工作告知我时，我就大表拥护。马汉茂带我到德得利出版社来，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我的出现，能增强德得利出版这本书的兴趣。尽管他同这家出版社早有书信、电话来往，但登门造访，也还是首次。出版社对出版这本中国当代微型小说选虽然早表示过浓厚兴趣，但直到我们去访问前，却毕竟没有向马汉茂宣布最后拍板。 没想到我们同女编辑谈到最后，中国当代微型小说选书稿的出版事宜终于瓜熟蒂落地敲定了。女编辑风趣地说：“刘先生这个活生生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光临，使我们意识到必须向我们的读者介绍活生生的中国。”这当然只是一句客气话。事实上他们出版社的四位编辑在我们到来之前进行了反复研究，一致决定要冒一次出这本书的“风险”，已作出了正式的业务决定。不过，我宁愿相信我的出现对那位女编辑增加了一些良好的心理因素。 这里不得不讲一个插曲。头几天，是个星期六，在鲁尔区的波鸣市，我在圣诞节市场上买热甜酒喝，卖酒的据说是大学里理工科的教师，他卖酒主要不在赚钱，而是追求一种休假日的特殊乐趣，他开头自然以为我是日本人，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人，他便问我的职业，我告诉他：“我是中国作家，写小说的。”他竟耸耸肩膀，坦率地表示他的惊诧说：“写小说的作家？中国也有这种人？！”当时我很气愤，但没有发作。后来见到我国在西德电台工作的同志，他们对我说，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对当代中国完全没有概念，就在一九八四年春天的狂欢节上，人们扮出了一个“中国人”形象：头上戴着斗笠，梳着清朝的长辫，身着宽袖黄袍，黄袍上绣着三个汉字：“大中人”。他们这样作并非出于有意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而的的确确仅是出于无知。因此，我虽然知道自己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在只是才疏学浅的一员，但既是一人独访联邦德国，我便也就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中国当代不仅有作家，有作品，而且，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并无愧于同他们的作家与作品平起平坐。 正欢谈中，出版社老板来了，原来这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好高的个头，好宽的肩膀，好厚的身板，好大的嗓门，好一圈络腮胡子！他同我握手，我真有如陷熊掌的感觉。他乐呵呵地自我介绍说：“在下是科隆赫赫有名的野蛮出版人！”马汉茂遂向我解释说：他原是科隆出版界一个“道德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出版界知名人士组成，专门对付诲淫诲盗的出版物，虽是个非官方机构，那些拆滥污的出版社倒也不得不惧怕三分，这位年轻的老板原是其中最积极最有力的一员，但前不久爆发了一场古典名著中的所谓“黄色段落”算不算色情文字？该不该一概删除的争论。他主张古典名著一概照印不误，不得删节，被委员会其他委员所不容，他退出后，便被戏称为“野蛮出版人”。由此可以印证他这家出版社所特有的既严肃但又固执的出版作风。 马汉茂原选用了王蒙的一篇微型小说作为书名，这位老板不同意，因为他觉得那没有吸引力，会影响发行。最后他定下来，就按中国话死译，把这本书译成“小的小说”，因为德国本无这个称谓，所以他断定反而会产生特殊的吸引力。封面他们决定选用中国天津作家冯骥才的一幅漫画自画像，那样德国读者一眼望去便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书。马汉茂早就建议由我来为这本书写个短序，这时更“趁热打铁”，竭力向他们推荐。倘在国内，我是断难应允为这样的选集写序的，因为我实在不具备那样的资格，但在西德，彼时彼境，我倒觉得也不妨一为。于是，从出版社告别之后，我便打上了腹稿，当晚灯下铺开白纸，挥笔而就。这就是我一篇小序的由来。现将此德文《中国小小说选》的短序抄录于后，以结此文：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我应邀到科隆“西德之声”接受采访。刚在椅子上坐下，只听“劈啪”一声，椅子竟被我坐破了，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采访我的马汉茂教授便对我说，他所主编的《中国小小说选》里，恰好有篇小小说就叫《椅子》，并立即拿出复印稿来给我看。我用一分钟看完以后，又大笑起来。我觉得这篇《椅子》写出了一种人的心态，真妙！ 在中国，这种短小的小说被称作小小说或微型小说，还被称作“一分钟小说”，因为读完一篇顶多只需要一分钟。它们被印在报纸或杂志上时，也只占一小块篇幅，常被称作“豆腐块”；豆腐在中国是一种营养丰富而又价钱便宜的食品，一般都切成手掌般大小出售。用一分钟时间吃一个“豆腐块”，真是又经济、又可口啊！ 马汉茂教授所主编的这本小小说集，可以使德国读者用最少的时间，读最小的故事，而知道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希望德国读者能够喜欢这本书，犹如喜欢到德国的中国餐馆里吃一盘“麻婆豆腐”或“家乡豆腐”。 好了，不写了，因为我怕椅子又被我压坏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