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读者。《人和书：旅行纪事》去年九月号开始在本刊发表，断断续续，迄今已过了一年，虽则旅行笔记本还是一大堆放在那里，可是作者正在从事另外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读者一定也看腻了，因此发完这一篇它就不再占本刊的篇幅了。谢谢读者对这一组文字的热烈反应，也许将来可以写成一部小书，印出来再同诸君见面罢。
一九八五年九月初，作者。
布达佩斯
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多瑙河在中间流过，七座钢桥把两边联结起来，——这就是现今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朋友说，这个“古”地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只是在一百多年前(一八七三)这里才成为有名的大都会。布达主要是城堡——王侯的宫殿所在地，而佩斯则是上个世纪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政治、商业、文化活动中心。现今，这个都会住着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两百万)。当火车从辽远的东方，横穿茫茫西伯利亚，进入中东欧这个古国的边境时，我想到了很多很多。倏忽之间，几十年的往事，都从我的大脑记忆库中涌现出来：我这才猛然发现，虽则我是暮年才亲自踏上这个国土，可是它从我童年时代起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彼多菲的著名小诗(《格言》)——“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白莽的翻译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九三三)而使我们这一群青年陷入激情的状态，那时，正好我们失去了年轻的战友陈黄光，他为民族的自由“抛”掉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中学生的我每天下午捧着一部字典，跟偶然从苏联来到南国小住的匈牙利电气工程师费多察克学世界语口语。接着，尤利·巴基的充满伤感却并不绝望的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通过巴金的翻译连同世界语原文吸引住我这个“小资产阶级”，我带着希望，同时带着那种忧伤参加了火热的斗争，直到二十年后我同尤利·巴基见面时，匈牙利才摆脱了那种忧郁的局面。然后是十月事变——离开布达佩斯前一天，当我去民族学博物馆参观时，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细细观看了那个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特别陈列：“我们的生活和道路”(Utunk，életünt-1944-tǒl napjainkig)，一进门是战争中的一个平民的地下室：煤球，劈柴，煤炉，破椅子，帆布床，简单的“古拉希”汤，多么熟悉的战时景象呀，陪同我去的匈牙利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年轻数学家(今年才三十七岁)显然也被吸引并且激动了，他好象是自语，也好象是对我说：这一切多么陌生，又多么使人不能忘记，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呢……这个陈列展示了四十年的活的历史，都用实物形象，而不是空话——我留心观察，没有展示十月事变。这也许是有深意的，虽则事变后两年我在黑海边碰到死里逃生的美术家N君，他给我描绘了使我终生不能忘怀的图景：政策的荒谬会导致悲惨的后果——在十年浩劫中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意。也许N君还活着，也许他也不想在展览中再现十月事变，也许他不以为然。我忽然又想起了在欧战未起时来到香港的匈牙利朋友B君，他富于正义感，他是个商人，是个技术家，远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十分憎恨日本侵略者。在一个圣诞节中他同我还有朝鲜朋友U君会面，他捐出纸张和印费，他自己主编一个叫做《东方使者》(Orienta Kuriero)的杂志为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寇的暴行而尽他“人类一分子”的责任。在那个面目极似《读者文摘》的大型杂志中，我们几个人都用化名(用英美人的名字)在香港这英国殖民地向日本军国主义开火。我不知道香港沦陷后他的遭遇，我甚至不知道他此刻是否还在人间，但我却因他的高尚行为，深深想念着他的故乡——我从未到过的匈牙利……
此刻我住在布达，住在布达最边远的郊外——我住的大楼是匈牙利有名的电子开发公司(számalk)所拥有的，一楼就是电子计算机中心。我同耐伊曼学会的学者以及来自十六个国家的信息论学者朝夕相处，天天都在“信息”中过日子，信息，信息，生物信息，语言信息，以及种种无所不在的信息。
耐伊曼学会是匈牙利为纪念当代伟大的信息科学家封·耐伊曼(John von Neumann，一九○三——一九五七)而创立的团体，它的任务是普及信息科学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知识。凡是接触过电子计算机的人，无不知道耐伊曼的名字，因为人们把迄今为止(第五代以前)的计算机，都称为耐伊曼式计算机。耐伊曼于一九二六年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一九三○年赴美布里斯顿大学任教，一九三七年即大战前夜入籍美国。如果说申农和维纳是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奠基人，那么，耐伊曼就是博弈论(theory of games)的奠基人。耐伊曼在发展当代高速电子计算机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世人甚至说，他的许多数学设想和计算机设想，导致了一九五二年美国可能制造和试验氢弹。
住在这个大楼里，天天同信息打交道，也未始不是有兴味的生活；在这当中，有两件事值得一记：
一件事是在国际讨论会上爆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术争论，而这场学术争论却是近年来讨论人工智能和第五代计算机时经常发生的。有一位匈牙利女博士做了关于控制论若干哲学问题的学术报告，她认为电子计算机可以作曲，但所作的曲子决不是艺术。有些学者不同意她的意见，说她对第五代计算机的前途过于“悲观”——他们说，现今电子计算机根据程序编出的曲子之所以不是“艺术”，因为那个“程序”本身还没有艺术性，这只能说明编程序的技术和艺术还不够高，而不能证明电子计算机所写的曲子将来永远不能到达艺术的高度。有学者反驳说，电子计算机可以识别语言，可以根据语言信息程序处理各种语言问题，但是机器永远不知道它的对手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除非它的对手预先告诉了它)，所以机器不可能在人机对话中向它的对手使用符合对手地位的语言(如日本语中的敬语)，它只能够使用一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机器语言。有人举出美国计算机科学的权威，明斯基(Minsky)教授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机器能思维吗？”，文章说三岁小孩很容易搞搭积木游戏，叫电子计算机去搭积木可是太艰难了，在这一点上，机器同人脑确实不同。而人脑这个“黑箱”那一百亿神经元的活动细节还没能弄清楚。这一类争论无非归结到“机器能代替人吗？”这样的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老问题。在讨论这类问题时，我以为科学家们常常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类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有时(不是时时)会讲得玄之又玄，神乎其神。
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匈牙利学者在信息论语言学分组会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据他的研究，匈牙利语在结构上(不是语汇)和日语几乎是一致的。他论证说，他赞成这样的一种假设，即匈牙利人、芬兰人和日本人本来都是“一家人”，曾聚居在中央亚细亚，后来芬兰人往北走到斯干的纳维亚，形成了芬兰语；匈牙利人走到中欧，发展了匈牙利语；日本人迁徙到东方扶桑三岛，受汉语的严重影响，采取了汉字加假名的日本语，用汉字表语义，用假名表词与词的关系(语法关系)；但就结构说，匈、芬、日语是一致得十分特别。他举出这样的一句话：
两种语言的结构竟这样类似(不过匈文没有受汉语影响，表语义和表语法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都用拉丁字母，所以看上去显得完全不一样)，我过去确实没有想到过的。至于从中央亚细亚如何迁徙出来，这当然是个历史—考古—社会问题，我更加一无所知了。
会上得到了一本《国际电子计算机》(IK－85)85年第1期，它所标明的“焦点”(即“特辑”)叫做“可靠性”，专门讲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犯罪活动，以及如何去做“保卫”工作。去年年底在布达佩斯开过一个叫做“数据保卫，数据安全，数据管制”的国际学术会议，有两百多个专家与会，因为这个问题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受到各国重视。这里有几张图漫画，提供了这方面的心理状态。图1是电子计算机算错了，发了灾难警报(在美国，常常是洲际导弹入侵警报)，人们破“机”而出，仓惶逃遁的怪相。图2是说，现在各国银行都采用了自动电子取款机，高级强盗藏在公共电话间，拨弄他的遥控键盘，使隔壁银行的电子计算机按照他的密码“命令”，把金库中的金币一批一批地“倒”出来。图3则是一个秘密保安人员，他要保卫的就是这么一大堆数据，——这样的保安人员可真难做呀！书中又说，现在已经出现了摧毁电子计算机的事件，正如产业革命(或者西方叫做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西欧各国手工业工人捣毁纺织机器那样。机器的出现，在人类不平等的社会，或者说在千疮百孔的社会，引起了诸如失业等等的社会问题，拉开了贫富两极的距离，所以在汉堡有人遭受到计算机的“灾害”，把整瓶啤酒投入计算机，使它不能工作；美国也有人被激怒，掏出手枪向着他的“敌人”——计算机——开火。
技术的发展会给社会的成员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是技术家原先想不到，而当代的科学家却理应想到的。
多瑙河
从匈捷交界的爱斯脱哥姆(Esztergom)城，乘游艇沿着多瑙河南行几小时，才回到布达佩斯，这几小时的航程，是愉快的，因为能饱览这条著名大河两岸的风光，何况游艇还一直播放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多瑙河全长二千八百六十公里，其中只有四百一十七公里在匈牙利境内。这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国际河流。每一条大河，都会引起艺术家们的激情，史特劳斯为多瑙河谱了人所共知的《蓝色多瑙河》，虽则多瑙河一点也不蓝。冼星海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上谱写了《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唱出了黄河子孙屹立于世界上的精神。俄罗斯人民谱写了《伏尔加船夫曲》那样感人的凄凉的歌曲，画家列宾(Репин)为此绘制了不朽的伏尔加拉纤夫的名画。马克吐温以密西西比河为背景写下了他的小说。我记得从前曾经看过传记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尼罗河传》，把河写活了，确实围绕着大河曾经发生过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呀！如果有人写一部《黄河传》，熔历史，地理，社会，文化于一炉，那么，它将不只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而且应当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记录和见证。我期待着。
提起“多瑙河”，现代汉语已经定型了——曾经有作“多恼河”，或是误写，或是戏写，现在已不那么写了。用汉字译外国音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这因为汉字是表意符号，一望，会产生某些联想，比方一看见“多恼”，立即产生“很多烦恼”的思想活动；换了“多瑙”，却又是一番境界，那时不但没有引起烦恼，却联想到很多美玉了(瑙往往引起人们联想到例如玛瑙)。如果写作“多脑河”，则又会引起别的感觉，很多脑子，——不得了！这是说用汉字译音惹出的麻烦，至于我们提倡的地名译名要“名从主人”，可也谈何容易。这条河匈文叫Du-na(音译是“杜那”)，英文叫Danube(音译该是“丹努(伯)”)，俄文叫Лунай(音译为“杜乃”)，只有德语称为Donau(音译为“多瑙”)。因此，我怀疑这个地名最早是从德语音译过来的——不过我对地名学一窍不通；没有认真的考察过，不知对不对。
从爱斯脱哥姆到布达佩斯的旅途中，经过一个有名的古城，叫做申吞德列(Szentendre)，此地有著名女雕刻家柯瓦希·玛格烈(Ko-vács Magrit)的博物馆。女雕刻家以泥雕著名，十分大众化的，而且一看就被吸引住了。博物馆出了一部微型纪念集，只比火柴盒略大一点，收载雕塑彩图近百幅，我得到的是编号本(162号)。雕刻家的前言写得特别感人，第一段写道：
“这几行字是为了表示我的敬意：我向那些进入这间可爱的老房子的人们致敬，他们不久就会同我的作品结识；我也向那些参观完要离开的人们告别。我希望他们会记得我们见面的若干情景，或者还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永远的回声，人与人之间互通的心声。”
作者说，“我将会告诉你这些泥塑陶器和它们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些黏土是我的每日之粮，是我的快乐和我的忧虑。我第一次接触它，它就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成分。从那时起，这个成分就进入了我的血流，席卷着我前进，一时把我抛到快乐的浪尖，一时又将我抛落悲哀和失望的谷底。我想这些波浪的升降，将伴随着我直到我最后的一息。”
作者深刻地道出了陶器的社会意义——这是很多艺术家不大说到的。她说：“这古老的技艺自然是十分神奇的。在造物的最初时刻，人的手就拿着这黏土。当第一个陶器成为他第一件有用的器物时，他一定既欣赏它又使用它，两者都会同时发生；所以他在那上面雕刻了一些什么，或者是吉利的东西，或者毫无意义的东西。从那时起，这技艺就从这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人不仅制作用具，他还刻成形象或浮雕。……每一个人把他自己的灵魂注入他的作品里，注入了他的欢笑，他的快乐和他的忧愁。”
说得多么好呀，多么真挚呀，多么亲切呀，这位女雕刻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她留下的是人类文明的财富。我在多瑙河畔看完这些表达普通人生活的陶器艺术，我感到了十分满足。
一九八五年八月，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