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小说与文学

　　年只四十左右的作家诺曼·斯宾拉德(Norman　Spinrad)谈话时一开首就很气愤。他说，“我才不管科学小说与非科学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在孕育一个故事时，并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只有出版商才对这些区别有顾虑。在法国就不同。我在那边比在这里(美国)更出名。我一到那里，法国全国性的大报就发表新闻。在法国，一个写科学小说的可以成为一个重要作家。可是在这里呢？我的名字在《纽约时报》一共只出现过二次。”
　　你不能怪斯宾拉德要气愤。他于一九六五年开始出版小说以来，一共已写了九部，其中只有三部不是科学小说。他是美国科学小说作家协会的本年度主席。可是他在美国文坛上还是默默无名。他当过记者，写过影评，可是他的主要兴趣还是科学小说，而且他的科学小说还曾得过奖。美国科学小说作家协会不过是一个小型的组织，会员只六百人，任何人只要写过三篇故事的即有入会资格(以其他美国文人组织为例，美国作家协会就有会员九千，所关心的是版权问题及言论自由问题)。
　　斯宾拉德有他所心爱的文学作家，诺曼·梅勒便是其中一个。他特别欣赏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他认为梅勒的本行其实应该是科学小说的写作，“可是他本人还未理会到这点呢！”
　　那末他对另一大作家寇特·冯内戈(Kurt　Vonegur)的看法怎样呢？他说，“冯内戈不应矢口否认他是一个科学小说作家。”
　　冯内戈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科学小说作家？这就涉及科学小说是不是文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刊物中，大学教室中，文人家里的客厅中，都引起过一些热烈的争辩。大概的意见是科学小说只注重情节，借助于作家的科学知识与其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与创作力，因此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不朽的；哲理性的；注重性格刻划的；借一个生活片断解释生活意义的；暴露生活黑暗面的或是歌颂生活光明面的……换一句话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科学小说在品质上不过是文学的私生子。而冯内戈仅仅是借用科学小说的技巧来写文学作品。他的主题不是辉煌奇特的未来世界，而是对现实世界的黑暗面与残酷面的讽刺。他的作品与其说是科学小说，不如说是黑色幽默的文学。他的名作《第五号屠宰场》(Slaughter　House　Five)便是一个例子。在这部小说中，他虽然用太空船、星球、未来世界来做背景描写与故事叙述的工具，而他的实际主题是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无情。他所暴露的是人生黑暗面，读者如果将他这部小说当作描写未来世界的科学小说看，那完全是错解了作者的原意。
　　科学小说是不是文学？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自己已有一个固执的成见，而是要将这个问题作一个比较详尽的客观的分析。我也要在这里预先表明，本文中所提出的讨论诸点，并不是出于我个人主观的想像，而是根据各方面观点与材料。
　　科学小说是不是文学？这句话的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科学小说(或任何作品不论好坏)乃是文学的一个形式。这个简单的问题又引致了其他的问题，例如：科学小说是不是世界文学中一个站得住脚的形式？科学小说有没有产生过一些相当伟大的文学作品？科学小说对世界文学有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目前文学界中，科学小说的地位与所谓“主流”小说相比又如何？(当然，所谓“主流”二字也很难下一个定义。)
　　在回答上面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先对科学小说的定义确定一下。科学小说与其他一类小说的不同点在哪里？如果要将科学小说目为对世界文学有贡献，那末对科学小说的评断应定下哪些水准？
　　确切的科学小说定义很难找。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曾说，“科学小说是一种关于科学未来与科学家未来的小说。”另一科学小说作家西奥陀尔·斯德尔金(Theodore　Stur－geon)说，任何故事如果除去了它的科学内容便不再是科学小说。这两个定义似乎都太简单一些。美国科学小说作家协会主席斯宾拉德说：“科学小说联系了外部的环境与内部的心灵。”
　　一般的定义似乎将科学目为科学小说的主要成分。可是广义的科学小说定义近来则又不一样。作家，批评家，出版商，编辑，似乎都有他们自己的定义。这个“意见不能一致”的情况其实是出版商所造成的。由于近年来科学小说的销售与流行，出版商随意的将各类小说戴上“科学小说”帽子。例如，一部西部牧童小说也可指为科学小说，秘诀是请牧童弃坐骑而乘太空船。出版商越是因要赚钱而指定作家们写作符合科学小说方式的所谓方程式小说(Formula　Novel)，科学小说在文学价值上的地位就越低。
　　甫在英国出版一部《科学小说百科丛书》的编辑彼得·尼柯尔斯(Peter　Nicholls)觉得要给科学小说下定义很不可能。尼柯尔斯是英国科学小说基金会总干事，他的意见当然有点份量。可是科学小说的定义是不是这样的难下呢？
　　科学小说与非科学小说(或实生活小说)之间有一个区别是很显明的。非科学小说是根据生活与环境的已知事实而创作。但是非实生活小说不一定仅仅是科学小说，它也包括幻想小说；前者有科学的根据，后者是纯粹的幻想。(这样一来，“科幻”小说这个名词本身就有点不清楚。)
　　用图表来解释，就应该这样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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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实生活为根据的：　　　　│以非实生活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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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小说，　　　　　　　│科学小说：幻想小说
　　或　　　　　　　　　　　　│
　　“主流”小说　　　　　　　│
　　或　　　　　　　　　　　　│
　　实生活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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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极端，是完全以生活知识及已知事实为根据的小说。在中间是以已知的科学知识为根据而作推断的有关未来世界的小说。幻想小说是在另一个极端，既无事实知识的根据，也无科学知识的根据。它的故事，它对未来世界的预测完全是凭作者个人的想像力。
　　一个极端是已知的生活事实，另一个极端是无限制的幻想，中间就是科学小说。科学小说也需幻想，可是它的幻想必须以科学知识为根据，它的故事的发展便必须符合逻辑。《封神榜》中的天神大战的描写是出于无限制的幻想。美国电影《星球大战》中太空船互斗就要相当的符合科学知识的逻辑。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学小说便不是向壁虚构的幻测。他的小说在现代青年人眼中也许已是陈旧一些，因为他的创作是根据十八、九世纪的科学知识。可是他以科学知识为根据预言了潜水艇、飞机、太空船。现代的青年人对这些科技的结晶品已是司空见惯，而十九世纪的读者对凡尔纳的想像力却是惊异万分。
　　H·G·威尔斯的作品更进一步的替科学小说开展了一个新局面。凡尔纳“创造”了太空船，而威尔斯“发现”了其他星球上的生物，使读者首次理会到我们(地球人)并不是宇宙中的唯一智慧生物；在其他的星球上也许有比我们的智慧超过了千百倍的生物。这样一来，一个科学小说作家的想像力也可以无限制的发展。就哲学思想上而言，深奥、严肃的科学小说作家可以像科学家一样的试探人类更美好生活的机会，求索宇宙的真理。可是这样的期望似乎太理想化一些。美国一般科学小说家的当前目的不过是写一部情节曲折，处境奇特，引人入胜的小说销售盈利，使本人可在当前世界中有一个美好生活而已。
　　科学小说的创作技巧与实生活小说的创作技巧有所不同。我们如要研究科学小说与文学间的关系，这个认识是必要的。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小说的行动并不是由故事中的角色所决定，而是由环境所决定。科学小说的情节不是角色所造成的故事，而是环境所造成的故事。读者的注意力不是被角色性格刻划及角色行动所吸引，而是被一个完全所不熟悉的世界环境所吸引。对科学小说读者看来，“不熟悉的”(无论是人是物)才有意思；“熟悉的”(即人类生活与现世界)就变为味同嚼蜡。当然，小说的内容如是日常生活所熟悉的人类行为与事物，便不成为科学小说。在科学小说中，性格的描写是次要；主要的是新奇环境的描写。
　　传统的文学批评，在论及科学小说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般批评家往往批评科学小说对角色性格的描划不够深切。其实这也是科学小说的一个特点。科学小说作家要将精力化费在新奇环境的描绘上。在科学小说的情节中，个人的性格并不重要。角色是一个类型。角色并不决定情节的发展。相反的，情节的发展系由新奇环境而决定，然后再来创造角色，来决定某一角色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举一个例子，阿西莫夫故事中的主角往往是机器人，而机器人又有何种性格可言？
　　第二次大战之前，美国科学小说多在杂志上发表，故事简短，根本没有所谓性格刻划可言。到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科学小说作家慢慢增多，有的也要一试性格的描绘。一九六○年所出版的瓦尔特·密勒(Walter　Miller)的《李波维兹的赞美歌》(A　Canticle　 of　Leibowitz)便是一例。这部小说的主题是未来世界的宗教。作者将核弹大战以后所遗留下的世界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宗教现象。密勒就在这类气氛下叙述故事，描写各个角色性格的心理深处。由于这类深切的性格分析，这一部令人寒心的科学小说就特别的增添了富于人情味的温暖。科学小说能做到这一地步，便可悄悄的挤入文学作品之林。
　　可是一般的科学小说由于注重情节，写来便如惊险小说，正反主角往往黑白分明，正角都是英雄，反角都是歹徒。这类机械性的写作就给了科学小说在文学上一个低劣的地位。另一个高人一等的科学小说作家是欧尔苏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她的小说《被剥夺的》(The　Dispossessed)的主题是二个相互抵触的不同文明。她创造了不少富于人情的角色，在相互冲突局势中必须解决问题。她将这些角色个人化，每一性格各有特点，读者容易指认，读起小说来便更津津有味。(勒·古恩夫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值得其他科学小说作家深思：“科学小说应避免荒诞而遵守逻辑。”)
　　因此，慢慢的，科学小说作家也分为两种流派。一种流派主张环境控制角色；另一派也开始重视了性格描写。后者是少数，而且他们也不能将重心放错，不然科学小说便不成为科学小说。
　　写作科学小说的技巧与实生活小说的技巧间另一个不同点便是环境的描写。在实生活小说中，环境是“背景”，读者既有生活经验，对这类“背景”当然很熟悉，便可专心注意于角色所创造的故事。可是在科学小说中，环境是“前景”，是读者所未有经验者。这在叙述故事时，便很需要解释。凡尔纳的小说中仅仅将科学家的论文或百科全书的知识搬出来作解释。这样一来，情节发展的速度便因而缓慢。十九世纪的读者可以等，今日的读者就没有这类耐心。后来的威尔斯就聪明得多，尽量的避免科学说教。继威尔斯之后，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于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奇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成为沙漠中一朵奇葩。现代科学小说作家的写作技巧当然更有进步，尽力不将故事的叙述与科学的讲解混在一起。
　　第一个鼓励美国年轻科学小说作家努力于写作技巧的重要人物是约翰·康培尔(John　Campbell)。他于三十年代后期，以科学小说杂志《惊人的》(Astounding)编辑的身分，开始着手督促新作家提高科学小说的文学水准。在他培养下的目前科学小说名作家有西奥陀尔·斯德尔金、莱斯德·台尔·雷(Lester　Del　Rey)、威尔逊·塔格(Wilson　Tucker)等。
　　科学小说作家所要考虑的另一个技巧问题便是如何将科学作为小说的中心。市上的科学小说滥竿充数的很多，不少根本没有将科学的成分尽量的求其精确。这就要引起批评家的蔑视。科学小说作家，正与实生活小说作家一样，也有严肃认真的与庸俗平凡的之分。认真的科学小说作家对科学的成分力求其精。例如《奇妙的新世界》就是完全根据作者当代的生物学知识。可是近年来科学发明知识的进展速度很快，作家们往往跟不上。一个作家开始写作一部小说时根据科学知识逻辑的对未来的推断，很容易的在几个月中就变为过时，他的思路便要探索新径。这类困难当然是实生活小说作家所没有的。
　　科学小说是不是世界文学上一个站得住脚的形式？如果惊险小说、罗曼史之类是文学上一个形式，科学小说也是文学上一个形式。
　　科学小说有没有产生过一些相当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很难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托麦斯·摩尔(Thomas　More)于一五一六年所著的《乌托邦》(Utopia)是一部真正的科学小说，在四百余年后的今日还在重印出版，还拥有广大读者。
　　科学小说对世界文学有没有特别贡献？它的贡献是在小说故事的环境，气氛，物质形状，思想等方面供应了一个异常的内容与形式。科学小说作家的想像力可以展开于通常作家的范围之外，无限制的飞翔，——虽然这种飞翔必须合乎科学知识的逻辑。(所谓科学知识的逻辑，大概可以这样解释：《封神榜》中神仙的腾云驾雾，《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神通广大，一跳可达千里之外，都是出于作者的出奇超常的想像力，但是不合科学知识的逻辑。现代科学小说中的太空船、千里眼、顺风耳等就都可用科学知识来推论，因此可以说是合乎科学知识逻辑的。)
　　可是，科学小说仍然不能在文学上与所谓“主流”小说相提并论。过去四五十年来，科学小说的文学水准与文学地位已经大有提高。但是，在一般正统文学界的眼中，科学小说仍不是一个正统的文学类型。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
　　一九八一年三月五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