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康帕内拉和何心隐

　　中世纪的思想专制，一定会产生“异端”，这已经是思想史上的常识了。凡是被统治者宣布为“异端”的思想家，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悲剧命运，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同是“异端”，时代有先后，国别不相同，其间的差别也很悬殊，不能笼而统之给他们来个“一刀切”。中国晚明时期一批“异端”人物，就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被宗教裁判所定为“异教徒”的思想家。李贽不同于布鲁诺，同样，何心隐也不同于康帕内拉。他们思想理论上的建树不一样，人格理想上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标也不相同。如果说前者还有他们各自的天赋和个人条件上的原因，那么后者突出反映的就是彼此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了。何心隐和康帕内拉这两位历史上东西方“异端”的思想和经历，可以作为典型的一例。
　　何心隐(一五一七——一五七九)原名梁汝元。三十岁以前，他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道路，以后才跟颜山农学“心斋(王艮)立本之旨”，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黄宗羲说，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明儒学案》卷三二)他们在当时表现了惊人的叛逆精神。但何心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幕僚，先后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讲学，学生很多，传人却极少。万历七年(一五七九)，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杀害。临刑那一天，“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李贽《何心隐论》，《焚书》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贽一样，是明代思想史上轰动一时的冤案！
　　康帕内拉(一五六八——一六三九)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何心隐遇害时，他才十一岁。当他在科森萨市教堂同圣芳济会教士进行辩论的时候，还只有十七岁。与那位完全靠了权威言论支撑自己论点的圣芳济会教士不同，康帕内拉诉诸经验，从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中确立自己的理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愈深入，康帕内拉离宗教就愈远。一五九一年，他二十三岁时就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入狱。从此以后，直到一六二八年，他先后六次被捕，最后当他走出牢门时，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除了中间几次短暂的释放，康帕内拉有三十三年的时光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刑讯、水牢、饥饿、寒冷……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都不曾使他屈服。在狱中他先后写了《西班牙君主论》(一六○○)、《太阳城》(一六○一)、《被战败的无神论》(一六○五)、《论最好的国家》(一六○九)、《形而上学》(一六一○)、《捍卫伽利略》(一六一六)等十几部著述。其中《形而上学》总共写了三稿，前两稿都被监狱检查时没收了，一六一○年写成的是第三稿。出狱以后靠了别人的帮助，康帕内拉到了法国，一六三九年在那里病逝。
　　何心隐和康帕内拉，一个为理学正宗所不容，一个为宗教神学所迫害。他们犯的都是思想罪，思想史上都可以称之为“异端”。除了这一点，他们之间就很难相比附了。单从思想理论上讲，康帕内拉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太阳城。这是个没有剥削，没有战争，没有偷盗，没有暴行，安定富庶的太阳国。人们在太阳国里，每天工作只要四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学习、娱乐或休息；艺术、科学和体育，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的业余爱好。这样的思想固然带有空想的性质，但它却超出了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呈现出社会主义的光芒。何心隐也曾在家乡江西永丰试行过一套乌托邦，“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明儒学案》卷三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只写在纸上，何心隐的萃和堂却已建在地上，行动上早已领先了，可惜思想上却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的框架中。萃和堂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建构的，它和那些数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在它的内部多少有点平等的意味，那也不过是把封建宗法关系给田园化了。它对明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然有对照、批判作用，但并没有扯断封建的脐带，“齐家”的目的还是想“治国”。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乌托邦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它可以是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页)。何心隐的萃和堂与这种乌托邦都沾不上边，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相去就更远了。
　　我们无意要何心隐也提出太阳城那样的乌托邦，但探究一下为什么历史上同时出现的“异端”，中国和西方竟有这样的不同，对我们或许会有昭示意义。
　　“异端”思想家对现实都是不满的。他们思想的花朵，植根的土壤是肥沃的。但这花朵不是社会昌盛繁荣的标记，土壤的肥沃倒是说明，封建制度到了晚明，已经是它的垂暮之期了。“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一《答储柴墟》〔二〕)王阳明说他那个时代已是“病革临绝”，是不是危言耸听？当然不是。时隔不久，它就成了社会的普遍呼声：“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骎骎宋元之弊”(《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自万历以上，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故其治犹为小康；万历以后，法令存而教化亡。”(顾炎武《日知录》卷九《人材》)所谓“纪纲颓坠”、“纲纪凌夷”、“教化亡”，和王阳明说的“波颓风靡”，实际都是指的一件事：当时社会普遍的道德实践、道德风尚，越出了封建纲常的规范，封建道德观念已经动摇和贬值。这在以忠孝等纲常伦理为思想统治的封建时代，绝不是个简单的社会风气问题，而是说明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传统的是非标准、价值观念、思想规范全都动摇了。从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无定论”，到顾宪成说的“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说明当时理学的思想专制已经崩解，封建上层建筑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痕。晚明一批“异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他们批判理学的专制僵化，揭露朝政的昏庸腐败，思想界出现了生机蓬勃的活跃局面。
　　但是，晚明思想界那么轰轰烈烈，曾经震动整个社会，却没有展现出新世界的曙光。我不同意晚明思想“启蒙运动”说，是因为那个时代封建社会机体“病革临绝”，不是新世界降生前的躁动，旧的思想规范、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虽然都动摇了，却不能产生代替它们的新思想、新规范，思想家们从理学禁锢中解放出来，还只能停留在历史意识的反省，所以“三代”是他们憧憬的黄金时代。他们对理学专制，对传统观念都展开了批判，可是人格理想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标上却又没能跳出封建的门槛，圣贤依然是他们心目中崇奉的偶像。
　　“圣人，人之至者也。”“圣”“贤”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连以狂放著称的李白，心目中也向往着这个目标。可是晚明时代，“圣”“贤”的形象已经被道学家们践踏得不成样子了：“平居无事，只能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李贽《焚书》卷四《因记往事》)李贽不但揭露道学的虚伪，还嘲笑世人尊奉孔子，不过如一犬吠影，群犬吠声，根本不明白“孔夫子何自可尊”(《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但是，他们批判道学也好，甚而“排击孔子”也好，谁都不曾想要真的推倒孔子，否认圣贤的偶像。他们只是把成“圣”成“贤”的方法给简化了。“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韩贞语)，“圣”“贤”是“人人皆可共学”，即便“农工富贾”也不例外。所以，要当“圣”“贤”可以“不费些子气力”(王艮语)。何心隐还承认从伏羲到孔子有个一以贯之的“道统”，“道统”相承都是“圣人”，而孔子则集其大成，“且万世而万乎其世于不世之世，以学以讲以统以传者，亦莫非赖孔子其统其传”(《何心隐集》卷一《原学原讲》)。可见尧、舜、周、孔这些人依然是圣贤的表率，何心隐及泰州学派诸人，把“百姓人伦日用”升格为“明道”“成圣”的捷径，否定的只是圣贤偶像崇拜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偶像本身。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同样是成“圣”成“贤”。
　　何心隐被杀害以后，思想界一时议论纷纭，肯定和否定的都有。李贽在《何心隐论》中说，当时肯定何心隐的有三种说法，(一)“凡世之人靡不自厚其生，公独不肯治生。公家世饶财者也，而直欲与一世贤圣共生于天地之间。是公之所以厚其生者与世异也”；(二)“公诵法孔子者也。世之法孔子者，法孔子之易法者耳……公既独为其难者，则其首出于人者以是，其首见怒于人者亦以是矣”；(三)“公独来独往，自我无前者也……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焚书》卷三)这三种说法集中到一点，就是何心隐以孔子为仪范，在思想和行动上和那些道学家们形成鲜明的对立。他的济世厚生的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胸怀的人道主义理想。但他却不容于社会，被目为“异端”，最终残遭统治者的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人格的悲剧！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宣扬人生来就是一种罪恶。它只许诺人们通过戒修可以进入天堂，却不许打破上帝和众生之间的鸿沟壁垒。天国只是神的世界，并没有人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也把“圣人”高悬于众人之上，但“圣人”和众人并没有绝然的界限，“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从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王阳明“人胸中各有一个圣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儒家一直把通向“圣人”境界的大门敞开着。虽然实践上并没有保证人们成圣的可能性，但努力追求这个目标的必要性则是确定无疑的。一般知识分子以“君子”自律，以“圣人”自期，表现了道德上高度自觉的理性要求。西方中世纪僧侣知识分子同样有许多戒律训条，这种神学上的献身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和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知识分子人格理想中的道德自觉相比拟，但是他们没有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兼济天下”(孟子语)，“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这样强烈明确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姆》)，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民胞物与”(张载语)，主张把个体的自觉和群体的荣衰联为一体，把政治伦理的规范准则，具体化为人的感情心理，强调的是群体的自尊自立，进而将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和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思想感情沟通起来，凝淀为社会共同的文化心理。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泰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理想的这种人格，在国家兴亡，民族大义的时刻，成为许多志士仁人恪守的原则，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宝贵生命力。中国思想史上那些“异端”思想家，他们理论建树不同，个人经历各异，但都有把个人的生死荣辱，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在一起，甘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身的精神。他们“以身殉道”，保卫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生命；“为民请命”，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他们的思想和事迹，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光彩夺人的篇章。
　　历史有时象是一幅讽刺画。孔子是封建社会崇奉的偶像，圣贤是统治者肯定的人格理想。但是，推尊真孔子，追求真圣贤，反倒被当作“异端”。何心隐、李贽等人的悲剧结局说明，孔子的偶像，圣贤的权威，不可能挽救晚明封建统治行将灭亡的命运，更不用说提出超越传统文化模式的新思想了。理想人格有各种类型，以孔、孟为表率的圣贤偶像，儒家各派描绘的都不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特质却又是一致的，所谓“圣贤”都是道德上的最高境界，“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济世”“致乎”都被当作外在的功业，只能从属于内在的道德修养。晚明一些人匡正理学的流弊，强调“经世致用”，从文化史角度来看只是儒家思想形态的自我调节。用什么来“经世”，怎么样去“致用”，还在传统思想中转圈子。“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易》、《礼》、《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这样的“圣人”，从知识结构、思想方法到行为特征，都是传统文化的模式，充其量也只是实际才干较强的书生，他们可以对现实弊端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也会大胆抨击时政，但绝不能充当批判旧世界的战士。至于何心隐和泰州学派诸人，说普通老百姓连圣贤的书也不用读，都有可能成为圣贤，办法倒简捷，结果可能更不妙。他们把“成圣”“明道”归结为乐天知命、安贫乐道：“且饮三杯欢喜酒，不争一个皱眉钱”；“人生安分且逍遥，莫向明时叹不遭”；“进前担子千斤重，退后阶梯老大宽”，韩贞这套说教，连对黑暗社会现象发些牢骚也都不允许，遑论反抗现实，改造世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泰州学派有不少人都是布衣平民，他们安天乐命，固然符合“独善其身”，不会危害社会，但同样却也不能造福社会，改造社会。他们把希望捆在圣贤的理想人格上，那只能唱出封建末世的挽歌，谱写不出未来时代的新声。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批判理学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时，提出过一些与传统思想相背离的说法，有的甚至与近代思想仅有一步之隔，可是这一步是谁也跨越不了的。他们不可能象康帕内拉等西方文艺复兴那些思想家那样，吹奏起新世界降临的号角，充当着高扬近代人道主义的先锋。
　　马克思说：“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文艺复兴时代，是人的主体意识从中世纪沉睡中觉醒，当人走出神学的牢笼，独立在自然和社会面前的是自由的主体。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是他们共同的要求，也是多少实现了的。康帕内拉就坚信：“世界上任何镣铐也剥夺不了他的精神自由”；“一小把脑髓却比士兵有力，比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有力，比刑手有力。”(〔苏〕施捷克理《康帕内拉》第63、244页)他精心设想的太阳国，不是为一个压迫者代替另一个压迫者，而是和宗教统治的中世纪国家相对立的新世界。“一个人深信所从事的事业是正确的，他就能战胜任何苦难。……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一事实更好地证明意志的自由吗？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内心永远是自由的，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他。”(同上，第245页)康帕内拉系狱三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翱翔在自由的太阳国里，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战士！
　　思想不能跨越时代，有时不完全是时代的门槛太高，而是思想没有装上新的翅膀，缺少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板结的社会土壤，贫瘠的知识系统，闭塞的文化信息，僵化的思想模式，这就是晚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怎能开出春天的花朵？
　　时代，时代，难道你真的是思想不能跨越的门槛？如果那样，社会又怎么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