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文字狱，一般的意见都以为到了乾隆时才盛行，自然，以数量而论是如此。九辑《文字狱档》差不多有八辑都是说的乾隆一朝事。但以质量论，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雍正的处理方法也是很独特的。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反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但这最后一着却终于失败了。雍正一死，嗣皇帝乾隆就立刻处死了案犯，并且将雍正颁布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乾隆为这一翻案活动找到的理由是，“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到底也没有说得明白。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象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关于曾静一案处理的另一破格之处是宽恕了现行的曾静而狠狠地惩办了死去多年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亲属。雍正自己的解释是，如不经曾静投书，“则谣言流布，朕何由知之，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在曾静亦未为无功”，而吕留良则“谤议及于皇考”，是不能宽恕的。这解释不用说也是支离的，就连他给亲近的大臣的朱批中，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出奇料理”。其实他是看出了思想上的叛逆比具体行动尤为危险的。而要彻底清除思想上叛逆的根源，不能不抓住一个有代表性的靶子来大做文章。吕留良搞过结社讲学，又大量批点时文，在读书人中有颇高的声望，又正好碰到刀口上，被他抓住了。他的这一思想被乾隆接受，贯彻下去，就成了此后办理文字狱的原则、基调，也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制的契机。而雍正则是它的奠基者。
《大义觉迷录》四卷，现有重印本。所据底本有雍正内府刻本与雍正刻本两种，前者是御制的原本，后者则是地方上的翻刻。当日既要使之“家喻户晓”，那翻刻就不只一种两种，印数也必然可观。但被乾隆宣布为禁书之后，就变成罕见本，成了藏书家的宝贝。本来是人人必读的政治教科书，转眼竟成为“防扩散材料”。在浩瀚的禁书目中，因此而出现了仅有的一种本朝皇帝的御制书。凡此种种，都增添了它的神秘性。但要了解曾静一案的真实情况，它却不及文字狱档中所收材料之原始而可信，它略去了案件发生初期种种有趣的事实，曾静的口供虽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按照雍正的口径进行的自我批判，口口声声“罪该万死”，与“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写过的交代和思想汇报没有什么两样了。这一切又都经过御览，整理修饰，成为典型的认罪八股，看起来只能使人昏昏欲睡了。
此案的发露是“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向陕西总督岳锺琪上书，这时曾静和张熙用的还是化名，投书的封面上写的是“天吏元帅”，书中“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从岳锺琪的奏折中透露的零散材料，可以知道投书大致内容是反清复明和攻击雍正的种种失德。雍正的反应则是故作镇静，声称“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时指出岳锺琪的秘审、用刑是“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还替岳设计了诱供的手段，言词。岳锺琪照办了，对张倬予以优待还“与之盟誓，伪为激切之言”，这样，张倬果然上了圈套，供出了真实姓名居址和一切关系人。雍正满意极了，肯定了岳的做法，朱批说，“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这种灌米汤手法是雍正的拿手好戏，对年羹尧早已使用过了，它也真的有效，立即使岳锺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雍正又有朱批云，“朕生平居心行事，惟一诚实二字。凡谕卿之旨，少有心口相异处，天祖必殛之。朕之诚卿必尽知，而卿之忠赤，朕实洞晓。朕惟朝夕焚香对天祖叩头，祝愿祈我良佐多福多寿多男子耳。五内欣悦览之。”为了收买臣下的忠心，不惜赌咒设誓，这在历代皇帝身上也是少见的表现，但恰好反映了君臣之间的猜疑、危惧。岳锺琪的审问张熙，一定要拉一个满洲大员陪同，也是为了撇清嫌疑。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矛盾与合流，在这里是表现得如火如荼，好看极了。
曾静给岳锺琪的原信一直没有发表过。开始时岳锺琪是不敢冒昧呈览的，因为内容实在太露骨了，但雍正却说，“犬吠兽啼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览之”。态度似乎颇为从容，但当他看到原件之后，却不能不惊呼，“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这确是由衷之言。他又庆幸曾静、张熙的自首是一件好事，并表示“此书一无可隐讳处，事情明白后，朕另有谕。”这是下决心作“出奇料理”的开始。雍正经过明察暗访，知道“逆书”中指斥的情节，并非出于投书者自己的捏造，而是流布已经十分广远的公论，加以掩饰将是毫无意义的。他分明感受到了舆论的压力。即使是在封建社会里，舆论自也有它的力量，这正是一个好例。按照惯例，曾静也将雍正的罪恶归结为十条：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具体内容从雍正自己的辩护词中可以约略窥见，这是清初著名的公案，有不少学者都曾加以考证论定了，总之，这里说的是雍正做皇帝是否够格的问题，到底还是次要的。《大义觉迷录》中所载第一道上谕的主要内容则是有关夷夏之防的辩论。
雍正说，“在逆贼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盛德乎？”
他把少数民族的问题说成是籍贯问题，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今天看来，这已完全不成问题，而且他的说法也含有不少合理的成份了。何况他也并未完全回避异民族的事实。“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拒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骂乎，骂人乎？”这里就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是“外夷”，晓晓争论，有如小孩的相骂，这样的上谕也是少见的。
雍正又推论华夷之论，盖起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还指出中国幅员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事实，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
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雍正还举出了圣经贤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说明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这样，就接下去顺理成章地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等所说的昏恶了。当然还免不了指天罚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看来他的处理此案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挥泪书此”这些话都说明他确是感到了反对派的强大与自己的孤立与无力。不能不说出这些极话来了。
岳锺琪在审问张熙时曾盘问“平日往来相与之人并其所祖述师承之具”，据供，“我辈同志之人素所宗者，系吕晚村，号东海夫子。我曾亲到其家，见其所著《备忘录》并《吕子文集》。惜其子孙不肖，忽背先志，贪慕荣利，已作仕宦，可为痛恨。今行李中所有抄录诗册，即晚村作也。”这是此案率涉到吕晚村并引起雍正注意的开始。所说不肖子孙是指吕留良子、考中进士的吕葆中，此时亦已死去。文集是指《吕晚村文集》，雍正初刻本。晚村诗集没有旧刻，只留下一些传抄本，张熙所抄大抵就是这一类。
《大义觉迷录》卷四差不多就是批判吕留良的专卷，方法是首先打掉吕留良明遗民的头衔。清朝对待明遗民的态度是既防范也尊重的。固然希望他们出来为新朝帮忙，可是对真的降顺过来的又加以鄙视，修“二臣传”就是一种表示。这种看来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只能用封建道德标准的忠字来解释。统治者需要的是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恨的是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角色。二臣既然背叛了前朝，那就不可能是新朝的可靠帮手。为了统治者的利益，是不能不表彰前朝的孤忠，正是为了效力新朝的榜样。清初的隆重为明遗臣赐谥予祭，做的就是这个题目。也就是说，主子虽然换了，奴才固有忠的道德是不能变的。而吕留良却是考中过清朝的秀才的，一入黉门，君臣之份就定了，再行反复就将不齿于士类。雍正说，吕留良“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之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
雍正接下去又对吕留良著作中的“悖逆狂噬之词”，举例加以批驳。雍正当日接触的吕留良著作，除日记已经消失外，文集还留下了雍正初南阳讲习堂原刻的《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后附“男公忠谨述”的《行略》。少加比勘，就知道雍正当日是颇为细心地通读了原书的。也确能摘出一些反映作者思想的词句。如文集中“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等等，其实这样的词句在文集中是所在多有的。文集卷五有“秋崖族兄六十寿序”一文，看题目大约是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的，然而不然。文章一开头就说去常熟为钱牧斋庆祝八十寿辰的事。这钱牧斋就不是清的统治者喜欢的人，他自己的著作全部被禁且不说，任何文字只要牵涉到钱的名姓议论，也得一律抽毁。钱牧斋对吕留良说的一段话更是皮里阳秋、意在言外，他说，你算了吧，要为我祝寿无过于引用彭祖的先例，但彭祖又怎样呢？“八百年内享升平，歌暇豫，轩眉皤腹，开口而笑者，固无几也。”这一通牢骚又引起了吕留良的一大段议论。他说，照彭城的旧例，为吕姓家族祝寿，“必以蒲州也，……言长生家必明为宗。然吾数其后，未四十年，遭金统之难，区宇糜烂，又五十余年而阴山微种，开门揖盗，燕云以南，无复人理。数不满百，五朝八姓十主，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酷也。宋德□长，东罢于耶律，西躏于拓跋，完颜蒙古，相继甘人。磨刀吮血，腥闻过百年。是蒲州所阅历，固有倍蓰于彭城之八百。……则变乱之奇，自今日以迄不可推测，抑又烈矣。湘潭岳鄂，汴淮吴越之墟，耳断鸡犬，目断爨烟，……狐狸叫嗥，鼷鼠厹迹。城郭如故，寂无人声。”结论是这种世道，即使有长生之术怕你也不情愿吧。这一大段议论，可以说明吕留良对清初政治形势联系历史旧事作出的完整估计。在雍正看来，应该是极端狂悖的，但却轻轻放过了。
雍正又摘引行状中的话，“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查原文前有“甲辰岁”三字，后有“己酉葬于南屏出石壁下。”这正是说的张煌言，也暗示了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不好明说而已，雍正似乎并未能觉察这一节。又文集卷四有“答徐方虎书”，是留良落发为僧后所作，中有云：
“有人行于途，卖糖者随其后，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皇遽无措。回顾其人曰，‘何太相逼’！弟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这里很巧妙地说明了他对清政府剃发令、推举山林隐逸等一系列措施的态度。逼到无路可走时只能用落发来招架一阵。心事说得十分清楚，雍正也看得明明白白，在摘引了若干条文字后，下结论道，“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阎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在雍正看来，曾静是“山野穷僻，冥顽无知”的人，他的谤讪只是因为误听了流言，又看到吕留良著作的结果，结论是“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至于吕留良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恣为狂吠，坐致盛名”，使读书人“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甚至地方官吏也怵其声势与徒党之众，不能不加意周旋。“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再看吕公忠所作的“行略”：
“时同里陆雯若先生方修社事，操选政，每过先君，灵左请与共事。先君一为之提倡，名流辐辏，玳延珠履，会者常数千人。……人谓自复社以后，未有其盛。亦拟之如金沙娄东，而先君意不自得也。”
可以看出，吕晚村并非只是一个批选八股文的专家，实际上已俨然成为一方社盟的宗主，一言一行，都为人们所信服、景从，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声望，使地方大官也不得不敷衍周旋。如果这样的人物平日发出的都是“狂吠”，而“狂吠”又立即转化为公论，对统治者说来实在没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事了。“行略”中又引录了吕留良的一首遗诗：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吕公忠说此诗“人莫测其所谓”，当然是打掩护的话。这哪里瞒得过雍正，，看不出是一首明明白白的政治异己者的宣言呢？
《大义觉迷录》卷末附有曾静的“归仁说”，是一篇悔过书与讲用稿。从中可以窥见曾静被宽免以后奉旨往各地宣讲的某些内容。其后半主要也是批判吕留良的。这种现身说法的方式是得到了雍正的肯定的，“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为感格之人”。对自己的“出奇料理”是很得意的。
雍正的政治敏感与魄力都是少见的，他又很精细勤奋，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英雄，不过曾静在《知新录》里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即谚所谓光棍也。”曾静说的是迂阔话，但他指出雍正是光棍却是不错的，光棍也就是流氓，流氓皇帝在历史上有不少先例，但象雍正这样的却极少。看他对付读书人的手段，从吕留良到钱名世，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他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终于转移了一代士风，大大加强了奴性。流风余韵，至今还没有消歇净尽，这一点是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