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写了一篇《真正的短篇小说艺术家》，介绍了美国一位声名不广但极受文坛内行尊重的短篇小说作家安德烈·杜勃斯(AndreDubus)。到今日，他还是一位不愿出卖自己的艺术家，穷苦得很，某次被汽车轧断了腿，医药费用还是由梅勒和冯尼格那些名家捐集的。可是他的名字将永存，因为他的作品不断被收入《最佳短篇小说选》一类的集子。所谓“不朽”的作品，我想就是这个意义。
最近重读自己那篇论作(收在今年台北圆神出版的《西窗拾叶》中)，我不禁想起早已故世的另一位美国短篇小说名家秀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她去世已二十三年，而她的名字不断在美国大学校的文学课程与创作课程中提及。这就证明她的名字“不朽”。而在她的所有作品中(甚至在美国所有作家的短篇创作中)，最常被教授们在课室中提及的便是一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小说名《抽彩》(The Lot-tery)，正如J·D·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Catchwe in the Rye)一样，是美国现代文学中一篇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它已无数次被收入各种选集中。
三十余年前，我在纽约“新学校”的一门创作课程中，因为欧尼·赖特教授的推荐，读了《抽彩》，读后感到的震惊无法用语言形容。一篇仅仅五千字的小说对读者有这么强烈的冲击，简直难以相信。在今日，虽然我已熟悉故事内容，重读之后，仍然感到激动。真正的艺术就有这种影响力。一件艺术品的高超在于它的独创性。秀莉·杰克逊就是这么一位异乎常人的创作艺术家。
她生于一九一六年，死于一九六五年，一共不过活了四十九岁，写有六部长篇，二部回忆录，一部短篇小说集。而在这些作品中，短篇《抽彩》最为人所称道，盛行不衰。原因乃是杰克逊的创作特点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最为集中：她的独创性完全不能归入通常的类别；她有超乎常人的大胆的想象力；她的作品溶疯狂，恐怖于日常生活中；她的描写是平心静气的；她使读者在开始阅读时不觉有异，但在读到结局时好像被突然打了一下闷棍，震惊不已。
我向读者逗弄了这么久，是不是要把故事内容先讲一下呢？我的女儿最讨厌我在她读小说或看电影之前，把情节透露；她把我的热心目为不可宽恕的罪行。不过我们是在这里谈论创作艺术，故事的情节只占次要。何况要了解我在讲些什么之前，读者至少须有一些头绪。《抽彩》的故事内容其实很简单：背景是新英格兰一个小村镇，每年一次，镇民履行传统的习俗，于春季在镇中心集合抽彩。(这是他们历代祖先所遗下的惯例。)彩票都是空白，只有一张涂了黑点。抽彩仪式完后，一个名叫赫金逊夫人持了这张黑点彩票。其他镇民立即名正言顺地、慎重地、保持尊严地手持石块向她丢去，把她击毙。
故事当然不是实事，而只是象征。可是作者的写作技巧却是非凡的。她不说废话，不铺张；她只是冷静地、简单地述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她毫不夸张，毫不作解释，毫不渲染，毫不感情用事。效果便是使读者感到寒气刺骨似的颤抖。象征性的故事指出人的本性都藏有残酷的成分；“传统习俗”可以麻木人的常性。如果以为这个故事太不合实际、太不可置信了，我们有“文革”时期成千成万件人性残酷的例子。
今年八月，纽约普特南书局出版了一本杰克逊传记，书名《私人的魔怪：秀莉·杰克逊一生》(Private Demons:The Life of ShirleyJackson)，作者名裘迪·奥本哈默(Judy Oppenheimer)，在书稿中形容了杰克逊如何得到灵感，孕育这篇惊人的小说。我不妨在这里重述一下：
一九四八年晚春一个明朗早晨，秀莉身怀有孕(第三次)，推了小女儿座车上街，她的大女儿已进了幼稚园。因为秀莉是个作家，她在这样散步时，头脑里的思索也仍在进行。她于最近刚读过一本有关古代部落将活人当作牺牲祭品的礼节的书，印象很深，就开始想象在现代世界中，这种传统如仍继续，将会如何进行；在她所住居的新英格兰小镇中，这样的事情将会如何发生。到她购买了食品，取了邮件，回了家后，她的灵感已迅速形成一个具体概念。她立即将二岁小女儿放在玩具围栏中，坐在打字机前，开始将她的泛滥的思潮写下来。在两小时内，她毫不费力地、非常自然地打出一篇不到五千字的短篇小说。《抽彩》成为一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就是因为它的外表是日常的、合乎人情的。从此以后，秀莉·杰克逊之名，永远与这篇名叫《抽彩》的杰作连在一起。
她把这篇小说写得这么快，到她大女儿自幼稚园回家用午餐之前，已经完成。在当时她当然不知道她在短短时间中已完成二十世纪欧美短篇小说中一篇不朽之作。后来她这么形容她的感觉：
“我写这篇小说时，觉得很快，很容易，从头至尾，从不停顿……只有一、二次停下来作小修改。我写下后，没有重打新稿，次日即寄给文学代理人。完全是一字不改的原稿。当然，任何作家会告诉你，这是很不平常的。”秀莉又说，这并不是她以为所写的已是十全十美，“只是我深深的相信，不应再去搅扰它。”
秀莉·杰克逊的丈夫是文学评论家兼佛蒙州宾宁顿学院文学教授史丹莱·埃德茄·海门(Stanley Edgar Hyman)。两人的结合真可说是门当户对。夫妇都是以能饮善食而肥胖闻名。为了要把他们形容得更为确切，我不妨引述伯纳·马拉默德对他们的印象(采自《马拉默德回忆写作生涯》)：
“……海门精于神话与文学的理论。他的幽默令他显得年轻；他的胃口也一样。有次我妻请他与他的夫人秀莉·杰克逊到一家餐馆一起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史丹莱叫了香槟酒。他与秀莉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和舒适——我想他们自以为生活不错，几乎毫不遗憾后来的青年早天。某次他们到乔治亚州去探访弗兰纳里·奥康诺(Flannery O’Con-nor)时，她把他们形容为一辆小汽车内两个巨人……”
秀莉有四个儿女，实是个忙于购物煮菜，照顾儿女的家庭主妇。可是她精力十足，智力高超，讲话富有讽刺意味，从不隐瞒她的好恶。她在生活中常有一种恐惧心理。她利用这种心理来创作。而同时，她在文坛的成名，似不影响她在佛蒙州小镇的日常生活；她还是对外界有恐惧感。除了文坛友好之外，她是孤独隔离的，成为关在自己家属中的囚犯。
她夫妇俩经常招待外地的来客。在文学写作方面他们自律甚严，可是在生活饮食方面，正如马拉默德的形容，他们极为放纵任性。他们常向朋友声言，他们并不想活过五十岁。果然，秀莉于四十九岁逝世；史丹莱逝世时五十一岁。秀莉·杰克逊的性格是很复杂的：她一面很具自信，善于挖苦讽嘲，一面又显出胆怯恐惧。她的长篇小说《鸟巢》(The Bird Nest)就是探究多重性的人物性格的。她一生对于巫术，魔法，符咒，看相牌等一类东西很有兴趣。鬼怪神话常常使她神往。她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名《幽灵出没的山坡屋子》(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相当畅销。据她的儿子说，她自己相信出生之后即与神怪、幽灵、以及妖精等有接触。这种迷信虽不能解释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天才，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抽彩》的独特与成功，就是因为作者这种有异于常人的特殊想象力呢？
《抽彩》完稿后，史丹莱立即看出了故事的力量。他告诉一位诗人朋友道：“秀莉写了一篇令我吃惊的故事。那真是一篇杰出的作品，我不知她从哪里得来的灵感。”说此话是远在世界公认《抽彩》为杰作之前。那位诗人宾·毕立特(Ben Belitt)读了之后也同意：“这是一篇纯粹的东西。她可以写得有趣，她可以写得令人发笑，可是这篇完全不同。我可看到史丹莱的惊奇：他竟在自己家中意外得到了这件不朽的真货。这种灿烂、奇幻的东西，你只能在希腊文学中找到。写了《抽彩》，她完成了一篇不会毁灭、不可改变的东西。”
三十余年来，我数次重读这篇小说，每次都不免有很强烈的反应。我相信任何读者在初读这篇故事时(即使已知道情节大概)也不会没有强烈的反应。正如前所述，故事的力量出于平心静气的口吻，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最后却来一个震撼性的高潮。我猜测《纽约人》杂志编辑也受了这样的震惊。他们立即购买了小说原稿。主编哈罗·劳斯甚至派编辑打电话询问杰克逊，她的作品是否另寓深意。据说，秀莉答道，这不过是一篇小说，并不含特别哲理。不过劳斯还是把它当作寓言(Allegory)，才予登载。
《抽彩》发表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一期《纽约人》，它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在《纽约人》杂志整个历史中(包括至今为止)，它所发表的东西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巨大的读者反应：愤怒，恐怖，激动，憎厌，惶惑，着迷等等各种情绪。读者们并不把它当作仅仅是篇寓言。他们读后的感觉好像炸弹在面前爆炸。在二十世纪的现代美国，秀莉·杰克逊的一篇短短的小说竟引起这么前所未有的骚动。她好像对人们道出了有关他们自己本性的真理，而人们不敢、也不愿接受。大批读者来信要求作者解释她的原意，也有许多信件充满愤怒的诅咒。他们说他们看不懂这篇故事，不过他们这种强烈的反应却表明读者们是在试图掩饰自己，表明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理解作家所揭示的人的本性的。
有读者来信这样表示：“请告杰克逊小姐勿来加拿大。”“我要作者向我个人道歉。”“我将永不再购读《纽约人》。”他们把《抽彩》形容为“令人
心”、“可憎”、“不登大雅之堂”、“代表人性最低卑的恶毒”。有一读者写道，他的妻子读了后心烦意乱，数天后未曾复原。有的读者则把秀莉·杰克逊称呼为“性反常的天才”。读者问：一本正经的文学刊物《纽约人》怎可刊载这类东西？
文坛名家对《抽彩》的器重与一般读者(起初的)的恶感，只表明评论家与读者大众之间的距离。这种现象并不稀罕。大众所寻求的东西与行家所寻求的显然不同。美国电影仑波片(《第一滴血》之类)极受观众欢迎，却遭有识的评论家挞伐。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极为畅销，美国文坛则不屑一评。纳布考夫的《洛丽泰》与劳伦斯的《查泰利夫人的情人》被某些人目为色情诲淫，文学评论家则备加赞扬。真金不怕火炼。一件真实的艺术品终会受到历史的珍视。《抽彩》出世四十年以来，今日我们仍在写文章纪念它。
杰克逊自己后来在一个作家会议中发表演说时提及：“那个夏季，读者来信大致有三种态度：困惑，揣测，诅咒。”她说也有些读者来信竟信以为真，问她在那里有这种抽彩现象，他们可不可前往旁观？除了信函外，《纽约人》编辑部也收到不少电话，有的要停止订阅，有的要求解释道歉。有一甚至指控《纽约人》赤化，成为斯大林的工具。这些书信与电话内容都转给杰克逊。杰克逊把它们保藏下来。作一番研究后，她不信这些意见代表《纽约人》全部读者。她说不然她会停止写作。这类攻击终于慢慢息止，但是直到她逝世时，十七年来仍有读者写信要求她作解释。后期的来信已由诅咒的态度转变为敬仰。《抽彩》曾被多次收入选集，译成各国文字，曾被改编为电视剧、歌剧、芭蕾舞。它是一部现代的经典作品。
甚至在秀莉自己的朋友中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丈夫史丹莱的许多同事，以为故事恐怕起源于他。我们不是在上面读到马拉默德的回忆：“……海门精于神话与文学的理论”？他很可能在与秀莉谈论神话、巫术之类时，引起了她的灵感的苗头。但也有人相信，秀莉写了小说后，自己也不了解；据说史丹莱就是这么想法。他虽不能写小说，只写文学评论，但是他的口才很好，讲故事头头是道。他们所住居的新英格兰这个小村镇却有另一个传说：秀莉在街上推童车而行时，曾被镇上顽童丢石块(因她身体肥大，脾气怪僻，装束奇异)，回家后就马上写此小说。
秀莉自己的说法也众多。某次她告朋友说，故事起源于她所遭遇的反犹太偏见。另有一次她说故事中的人物都根据于她所住居的北宾宁顿。又有一次，她的大学老教授写信向她致贺，她回信说，她的故事起源于他所教授的民俗学课程。
事实是，《抽彩》乃是秀莉自己的创造。她自幼即有的认为人类本性邪恶的认识。她对神话的知识，她在小村镇的生活，她历年所遭遇的反犹太歧视等等经验都成为《抽彩》的根苗。一九四八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头：世界大战结束刚三年；美国决意要忘却所有人类的邪恶；详细分析纳粹大屠杀的书尚未出现；德军日军的残忍尚存在人们记忆中……这样，秀莉·杰克逊一下子把人的疑虑写在一篇不到五千字的小说中。她所引起的骚动是不能避免的。秀莉并不是一个大声疾呼的政治人物，可是她身为犹太裔，了解战时大屠杀的意义。这种心情就不免在著作中流露出来。
因为裘迪·奥本哈默的传记，令我回忆三十多年前初读《抽彩》时的震惊的感受。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这位文坛怪才，奇怪的是在行文时不断想到中国“文革”时期的多种惨剧。我自己也感到不解，难道这两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