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想起汝龙先生

　　前些时河南一家《中学生阅读》的女编辑来访，要我推荐几位翻译家，以便她们在刊物上向小读者介绍。我当时几乎要脱口说出“汝龙”这个名字。接着记起她说过还要请翻译家自己写文章“现身说法”，那自然是得健在人世的了。于是又想了想，另换了几位。
　　回想我自己当中学生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文学翻译家时，念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汝龙先生的译文了。平明出版社那时一本本出汝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我几乎是出一本买一本。像“糟心透了”这样的北方口语，我是第一次在汝龙的译文里读到的。我后来听说汝先生当过中学教员，总之是个普通人。由这样一位熟悉普通人心理的普通人来翻译写凡人小事的契河夫，的确很传神。后来我见到汝先生，大脑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条缝，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他与傅雷先生是不一样的两种类型。傅先生号“怒庵”或“怒安”，曾因见解不同从某学院拂袖而去。五十年代傅先生来京，《世界文学》编辑部曾请他来座谈。他一个人侃侃而谈，根本没想到在座的也可能有个把高人，是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这种性格在一定场合下是会把口凑到煤气管上去的。
　　话头还是回到汝龙这边。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都要求进步，散在社会上的一些专业翻译家坐不住了，也希望有个地方能“管管”他们。作协把这件事交给了《译文》编辑部。于是每隔一两个星期，便有几位翻译家来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我也因此而见到了汝先生，一起来的有高植，是不是有芳信或别人，不记得了。会上他听人念文件材料、听大伙儿发言，自己很少讲话。他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是在钓鱼台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工地上扛木料与清除碴土。汝先生当时怕有四五十岁了吧，我印象中他体力与劳动态度是不错的。
　　在休息时，他点燃了烟，我和他闲聊。他说他是苏州人，只不过在外面时间久了，　所以惯用北方话。他是姓汝，叫及人。当时出了一本《契诃夫论文学》，也是他编译的，我买来读了。他说，里面有些地方看看没什么，仔细咂摸还有点意思。当时流行的是苏联摆出架子、板起面孔写的文章，像这类文字便显得“没有理论性”了。但汝先生也是在认真学习。不久后作协召开一次契诃夫纪念会，会上汝先生念了他写的一篇纪念文，那里面也有理论，但跟苏联论文比起来，人情味强多了。此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
　　汝先生告诉我他住在达智营，是在西单西面。后来这里拆了旧房盖起民族文化宫，他搬迁的新址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达智营是小胡同，他原来有意在香山(还是西山？)脚下买一个小院落，在里面安安静静多译些书，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这总是跟当时的形势不合调有关吧。
　　我跟汝先生说除了喜欢契诃夫小说，我也很喜欢他收在集子里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旁人回忆、评论契诃夫的文章。他说他为收集这类文字很花了一些功夫。我自己后来也注意收集有关别的作家的同类材料，现在想来也与中学时代读书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有关。
　　汝先生注意到我爱喝浓茶，红茶叶总占大半个杯子。他问我为什么不用宜兴茶壶。我说机关里捧着把小茶壶嘴对着啜，像遗老遗少，像苏州人。他听了眼睛又是笑成了一条缝。
　　几位翻译家参加了几个月的学习后，便不来了。可能是因为机关里又要搞运动，有些事总得“内外有别”吧。那以后，整个翻译界也是一片沉寂，这种形势要到七十年代末召开广州外国文学会议时才有所改变。
　　我不了解汝先生“文革”中的境况如何。从《契诃夫文集》一直出了十卷来看，他历经磨难后还是能够工作下去的。我想这与他的性格与地位有关。他不是头面人物，也许正因此躲开了更重大的打击。一九九一年七月他因病去世。外国文学界似乎有点冷落了他，我想是。他没有“帮派”，不是哪家出版社的老班底，也没有从莫大、列大学成而归。他原来从英文译俄苏文学，后来才学的俄文。这样的人往往处在“阴阳两界”之间。倒是萧乾先生常在文章里提到他。最近我又见到巴金先生在《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里感情强烈地说起汝先生：“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是巴老的这一段话，促使我写下了以上的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