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生活，职称，逆淘汰及其他

　　“摩卡(Mocha)”，不知为什么，美国人理解成是“加了巧克力粉的咖啡”。书上说，阿拉伯人把咖啡从埃塞俄比亚带回东方，也门于公元第六世纪开始种植咖啡，到了公元十五世纪已成为世界咖啡之都，从也门的港口城市——摩卡，咖啡开始了它进入欧洲的“西行漫记”(一六一六年自摩卡传入荷兰)。不管怎样，自从本地炮制法国碳烧(French Roast)最出色的咖啡馆(Coffee Manoa)被星巴克连锁店(Starbucks)挤垮后，“摩卡”便从我为自己物色的“替代品种”的单子里凸现出来，成为我的“次”爱了。
　　譬如眼下，上午十点四十分，“火山岩浆”碳烧咖啡专卖店——Koko Crater Coffee Roaster(“Koko”是夏威夷语，意思是“鲜血”；“Crater”即英语“火山口”；Roast，碳烧，咖啡豆的一种焙制方式)，如冷却的岩浆般铺开的狭长的石板店面的尽头摆了一张小方桌，旁边是一座爬满温带藤科植物的假石泉山，水流潺潺，桌上摊开着一部《认知科学基础》，还有一杯泛着新鲜泡沫的本地“摩卡”。咖啡，为了新鲜，与比利时巧克力一样，最好是本地的。夏威夷的本地咖啡豆，名气最大的当属“柯纳(Kona)”，出自夏威夷诸岛中叫做“夏威夷”岛的活火山脚下仅三十公里长的柯纳种植园——这就是为什么柯纳豆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与“蓝山”比肩。柯纳豆搀了巧克力粉，按意大利方式焙制，过滤之后再分若干次从高压壶中挤压到杯子里，便浮出一层泛着醇香的泡沫。那香味让我想起小时候不会抽烟但喜欢闻别人吸食的大烟袋丝的味道，厚重的香味随烟雾缭绕升华，透过烟雾，对面的老人讲述一个永远不老的故事。
　　不难想像，在如上所述的那些来自嗅觉、味觉、视觉、听觉的丰富刺激下，大脑的两个半球的表面必会蒸腾着五花八门的意境、联想、回忆、灵感、思绪、观念……直到这开了锅的“力比多”终于被表达出来，洋洋洒洒于文字墨迹之间，酣畅尽兴之后，戛然而止，去得无影无踪，再度沉潜到“无意识世界”里。
　　我得承认，这是我能够想像的最现实的生活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浪漫关系常常会被现实世界的关系搅乱，如同高山湖泊那宁静清澈的水面突然被落石击碎，湖底美丽的彩色贝壳便从视界里消失了。为保持思想的纯洁，维特根斯坦去当园丁，海德格尔住进黑森林，笛卡儿变卖全部家业走入一片麦田，“老人与海”，“瓦尔登湖”，“第九条真知”……思想注定了要对现实说那永远的“告别”。
　　在我自己的永远告别不了的现实生活里，和在我的许多同龄人的现实生活里一样，存在着一种被社会半真半假地定期推出来以便“复制自身”的社会关系，就是我这篇随感题目里的叫做“职称”的那个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它的“现实性”——社会根据“职称”来配置稀缺资源，不仅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水平”密切依赖于职称，而且亲戚朋友老师学生记者书商街头巷议广播电视为我们贴标签的时候也务以“职称”蔽之。职称，与其他的标签——官职、级别、学位、文凭、学历、学校铭牌、企业名称、家庭背景……堆积起来，在我们无法面对面地有血有肉地被人了解时，便如夏天骑自行车汗水淋漓赤膊闯进吊死鬼毛毛虫柳絮成团的树丛般麻烦。这里所谓的“麻烦”，其实是对我们这些“非正常(abnormal)”人类而言。如果一个人无比正常，以至于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当作正常人类的典范——不仅是“正常的(normal)”，而且简直就是“正常(norm)”本身，那么，社会给他贴上去的一切标签，在统计意义上应当就是现实中的“他”，从而他不会感受到标签有什么麻烦。
　　顺着上面的思路走下去，一个社会越是鼓励人们过“正常”的生活，一个鼓励“正常生活”的传统越是悠久，“正常”与“非正常”相比越是强大，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正常”，从而标签也就变得越来越不麻烦。当然，标签也就显得越来越没有必要——“标签”的意义全在于把“非正常”现象标示出来，这与大家见面互相介绍的时候绝不解释说“他是人”是同一个道理，因为那意味着在场的有“不是人”的主儿。另一方面，风险分摊的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生活越是单一化，这个社会应付未来风险的能力就越低。用北京话说，这叫做“一棵树上吊死”(即：大家别吊在同一棵树上等死)，或者，“把全部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总而言之，顺着这一思路说，一个社会越是正常，它就越不正常。写到此处，突然想起最近有人在网上批评我“爱说黑话”——黑格尔式的话，就此打住。
　　关于“职称”，我可以说的另一感受是，这东西很折磨人。我周围许多朋友都饱受折磨，即便他们本人不在乎“职称”，他们还是要饱受那些在乎“职称”的亲戚朋友老师学生记者书商送牛奶的烧锅炉的修管道的看大门的等等熟人的折磨。这东西当然也很折磨我，因为常有朋友惊讶地发现：“你怎么是‘副教授’？”“写错了吧？”“北大瞎了眼睛！”……遇到这种场合，我不能解释北大评职称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看教课量或行政工作量等等方面的表现，也不能解释我天性懒散贪图享受讨厌竞争等等。可是如果不做任何解释，按照我们这个社会通常的情况——即“非正常”情况，我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或“得罪了什么人”，或“不务正业”，或……总之，“不正常”。好在折磨我的，毕竟只有这些我猜测别人会有的关于我的猜测。而折磨着我那些朋友们的，都是例如工资、住房、婚姻情感这类远比“猜测”大得多的事情。这些“实打实”的折磨，如果存在足够长的时间，就必定有它的道理。这道理，或许一经说出来便显得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利奥·斯特劳斯告诫说，有些理论说给大伙儿听是很危险的。或许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非要组织成秘密团体不可。
　　“职称”之起源，不外于“计件工资”之起源。只不过，简单体力劳动容易测量，故实行“计件”，而学术思想活动，其质千差万别，难以量化，故实行“专家评定”。但是时至今日，“新经济”、“知识资本”、“观念创新”……几乎处处是难以量化的劳动，而缝纫服装之类的简单工作早已由机器代劳了。于是，专家评定制度的优劣对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
　　讨论一个制度的“优劣”，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句话：“制度的关照是人。”这是我讲“制度分析基础”时最先交代出来概括全课程的五句话的第一句。既然五句话可以讲一个学期，这第一句话自然无法在这里展开来说。简单地“展开来”说：制度是人际博弈的结果，同时又通过人复制它自身。典型的制度如“语言”，它既是人际交往(一种社会博弈)的结果，又作为“本体”塑造了适合自己的人群。
　　如果制度可以视为人的外化，那么实证地研究制度就可以揭示人的特质。于是实证地研究中国的专家评定制度就可以揭示出中国的专家群体的特质。写到此处，真想立即给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家，例如孙立平，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帮他找了个上好的研究题目，不仅可以当作研究题目，而且专家研究专家评定制度大有“西西里人说西西里人都撒谎”的味道。
　　在中国的大学里面评定职称，就我所知——必须指出，我所知甚少以致可以称为“无知”——其总的“分数”大约三分之一来自教学，三分之一来自科研，三分之一来自行政管理。似乎还应当考虑被评定者的“工龄”、“年龄”、“家庭负担”、“党派属别”、“现职称”、“人缘”、“关系”、“影响”……不过这些因素按照先后顺序离“明文规定”越来越远。这马上让我联想到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一次在大会上公然声称：“中国的事情，最要紧的都是说不出来的，可以说出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引起几百人满场喝彩。
　　据此，我猜测，我们这类人被社会分工在大学里面做的专门工作大致是科研、教学、行政管理，虽然我很不情愿把这三方面的事情联合在一起叫做“分工”，我觉得这种联合简直就是“反分工”。但这不是大学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例如，最近的经验研究表明(见北京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网页)：中国社会里面，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只有百分之五左右。就我所知，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各行业里面回报最低的了。教育、科研以及其他与“现金流”距离较远的社会活动，在一个“短视”的社会里(转型期社会的特点)，总是处于回报最低的位置。因此为了养活“科研”，我猜测，大学不得不把科研和教学与行政管理扯到一起。首先，教学是可能创造一部分“现金流”的，尤其是在学费上涨的时期。其次，更重要的猜测，行政管理是与“现金流”距离最近的社会活动之一。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才刚刚或还远未走出“职权经济”的中央计划制度传统。在这一传统里，权力与职务紧紧纠缠在一起，而经济资源的配置完全由这样的“职权”体系决定。君不见，为了“加强”对重点大学的扶持，我们不得不把若干所重点大学定为“副部级”？
　　接下来需要一一考察的，是我们在上述三个方面工作成绩的评价标准。“科研”，包括学术的和思想的，但是必须要量化处理，才显得公平。汉语的这个“平”字真真了得！“平均”、“均贫富”、“平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平二调”、“大公无私”、“平庸”、“中庸之道”。这是按照弗洛伊德“自由联想法”从“平”字联想到的各种语词，它揭示我们语言的“病症”。接着说“科研”的量化问题，所以，每年必须有若干篇论文在若干等级的刊物上发表，若干著作在若干等级的出版社出版，若干“成果”在若干等级的科研项目中完成……总之，是要被某个“等级”认可的意思。于是专家的科研评定问题马上转化为“等级”的科研评定问题。例如在某学术刊物发表文章，这文章的质量如何显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这刊物的质量如何。办刊物难道容易吗？这当然不是或不主要是刊物的问题。走笔至此，恍然意识到“最要紧的都是说不出来的”道理所在。可惜，由于要紧，所以我无法把它说出来。
　　再说“教学”，如何评价呢？学生自有对老师的评价，这评价的一部分可以通过期末每人填一份调查表揭示出来，但主要的部分必须等到学生感受到了所学内容的后果时才见分晓。另一方面，课程质量本身亦有内容设计、讲授方法、时间投入、态度、神色、语调等等方面的评价。这些评价确实很难量化，因为授课是一门艺术，是师生之间交互作用以及相互调整各自影响力的方向和结构的结果(参见我写的《探索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研究》二○○○年十二月)。既然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它就必须是独特的，是标新立意从而能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引发深入思考的。如果硬要量化，并且把量化的评价当作评价的主要标准，那就很难不扼杀了教学艺术的创造性。结果是把原本年轻鲜活的老师和朝气勃勃的学生一股脑改造成“正常”的照本宣科的老师和死记硬背的学生。
　　最后是对“行政管理”的评价，我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那是怎样执行的一个过程。但对于学校管理的基本原则，总可以说出一些或许又是“说不出来”的话。照我的看法，我们的大学管理者首先应当了解的，哪怕必须经过考试核准的，是教育的哲学。没有教育哲学的教育管理者无异于没有脑袋的苍蝇。不过，一旦我们要探究管理者的教育哲学，事情马上会变得危险起来。学校管理是照章办事，章程是有的，章程的宗旨是有的，至于那“宗旨”指到什么地方，能讨论吗？
　　所谓“逆淘汰(adverse selection)”，经济学里面指的是类似“劣币驱逐良币”这样的现象。这在人类社会里比比皆是：普遍的腐败导致企业家的能力从生产领域的创新转而从事“关系”、“权力”、“黑帮组织”的创新，普遍的质量问题导致生产优良品种的厂商转而生产伪冒品种，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比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多生孩子导致孩子的教育质量越来越低，持假文凭能够找到好工作的人越多则持假文凭找工作的人就越多，买医疗保险的病人比例越大则医疗保险就越贵从而买医疗保险的病人比例就越大(健康人比例就越小)……逆淘汰的后果有两类：一、造成逆淘汰现象的社会经济关系最终“崩溃”，因为成本太高，难以为继；二、参与逆淘汰过程的人群被划分为若干“类别”，任一类别内的任一个体都不愿意为改变自己的类别而继续努力。例如名牌大学的文凭，如果企业雇佣名牌学校毕业生的主要用途是“公关”，那么学习能力差但公关能力强的人持假文凭找工作是高度理性的行为，学习能力强同时公关能力也强的人持真文凭找工作也是高度理性的行为，但是那些学习能力不强但通过努力学习可以从名牌大学毕业的人，(这难道不是大规模教育的目的吗？)不论公关能力如何，其努力学习本身很可能成为“非理性”的行为，从而这些人将被淘汰，加入持假文凭找工作的类别(从而公共教育便丧失了它的目的)。
　　广义地说，只要社会根据某种“平均原则”来评价个人的或个别事物的质量或意义，就必定会出现一些均衡的类别，把“个体”划入这些类别。这样做的经济上的好处在于节约了对“个性”加以“判断”的费用，弊病在于浪费了“个性”，而个性泯灭的后果绝非经济成本核算可以弥补的。在教育领域里根据“平均原则”来评价老师和学生，不仅违背了我们自己“有教无类”的传统，而且与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况且这样做的后果，对中国在“个性化”和“创新导向”的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里的位置，更是灾难性的。
　　写到这里，我嗅到了从海边吹来的湿润雨丝的清甜味道。风，被云压低了眉头，从门前扫过，带起一只白色食品袋，飘飘然，亦舞亦蹈，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