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籍岂可想当然

　　大家知道，按照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中没有数学奖。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是根据加拿大数学家菲尔兹的建议，由四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颁发的菲尔兹奖。中国旅美数学家丘成桐获得一九八二年度的菲尔兹奖，成为得到这项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丘教授获菲奖时，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校教授，现在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于是，一些作者“想当然”地把他说成是美籍数学家。其实，直到一九八七年赴哈佛任职时，丘教授都未曾加入美籍，并不持用美国护照。一九八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明侠等人的《旅美华人悲欢曲》称，“一九七八年，只有三十来岁的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把偏微分方程引入微分几何，推进了微分几何的发展，…”。新近，上海的知识出版社出版《数学家小辞典》，又称丘为美籍数学家。本来，是否成为某国公民，持有何种护照，属于个人隐私，不宜大事张扬。但是，明明是旅美中国数学家，却硬被想当然地写成“美籍华裔”数学家，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作者所应该做的事。人民日报在这一点上十分准确，称丘为旅美中国数学家。北京大学是聘丘成桐为客座教授的大学，“我校客座教授，著名美籍数学家丘成桐”的说法却出现在北京大学一九八五年委托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印制的供国际交流的《北京大学》画册中，实在与北大的学术地位太不相称。
　　“想当然”常常会出错。如果说没有明确的文字资料时“想当然”者的思维逻辑还可以理解的话，个别作者的“想当然”甚至发展到了“修正”历史文件的地步，却实在令人费解。翻开任何一本载有诺贝尔奖获奖名单的权威的工具书，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九五七年的物理学诺贝尔奖是授予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的。不料却在《广东图书馆学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中，看到有人在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教授名字后面都加注“美国”二字。不错，两位教授后来都加入了美籍(例如参看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三联书店版)，但诺贝尔基金会一九五七年的文件却并未(当然也不会)那样修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还能够按照变化了的现实情况或现实要求去修改历史文件或历史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