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次酩酊大醉

　　七月号的《读书》上刊载了梯姆(Timothy？)先生的《纽约传真》一文，里面提到美国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国内通用译名)对福克纳的帮助。梯姆文中用的字眼是“发现”。这两个字的份量似乎重了些。在考利写文章推荐福克纳与编辑《福克纳袖珍集》(一九四六)时，通常认为福克纳四大力作的《喧哗与骚动》(一九二九)、《我弥留之际》(一九三0)、《八月之光》(一九三二)与《押沙龙，押沙龙！》(一九三六)都已出版多年。在法国，“对青年人来说，福克纳是一位神”。①考利的主要功绩是让世人看到，福克纳是一位写出了一整部南方世系的大作家。当然，考利对福克纳在美国重新受到重视无疑是起过很大作用的。福克纳遇到这样一位知音，确是他前生修来的福气。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批评家与编辑有时也能对作家及其创作活动起积极的作用，他们不总是“吃”作家的水蛭。
　　福克纳的研究者不会忘记一九四四年二月的某一天(原材料没有交代清哪一天)，就在这一天，考利写信给福克纳，表示他想写一篇论福克纳的长文，希望能与福克纳谈谈。三个月后，一向复信疏懒的福克纳在抽屉里找到了这封信，并且作了答复，从而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双向往来，要是没有这一交往，福克纳作品的传播以及对他的评价肯定会沿着一条更崎岖的道路前进。
　　梯姆先生的文章里还说：“在二十、三十年代他(考利)与海明威、福克纳……这些名家为伍。”“为伍”这两个字至少用在考利与福克纳的关系上是不恰切的，因为考利和福克纳是在一九四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