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什么是新历史主义

　　哈佛校旗的颜色是种稀罕的绎紫绯红，人称Crimson。新生进校，难免要琢磨这校色的由来。便有老生一本正经地注释到，它原先底色乃纯正之“贵族蓝”，后因掺入过多的“左派红”方有如今变色。拿母校的尊贵象征编织笑话，是新左派学生幻灭期的发明，一届届传到我入学时依然令人捧腹。此项分析精彩之处，在它一语切中时下学术殿堂中流行的症候，即传统庄严与激进时髦的中和混淆。其实何止哈佛，那些欧美名校谁家不靠左派教授及“课堂马克思主义”吸引学生，维护声望？
　　中国学生初入这号大观园，见课表上密匝匝的绛色选题，难保不丢了爱红的毛病，心中惴惴。譬如文理研究院通讲大课，自然列出马克思经济思想，社会主义革命。三千号以上博士研究班，更多以左派名家住持，专题切磋如欧美共运、西马文论、马克思与第三世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诸项尖端。拿不准货色路数，我便先向一位导师讨教(他是左翼文化史权威，师母又因参加美共而受过迫害)。老师讲了新老左派差别，及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生发大势，嘱我悉心体察左派同学的生存感受及反抗动因。又说发达资本主义对我不亚乎一头陌生怪兽，要认识它须将调查与批判并举，否则会犯唐·吉诃德式的错误。那位唐官人我晓得，不正是望见奇怪转动的风车就挺枪硬撞的呆子么？联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觉得老师指点尚可接受，至少老先生劝学本意是好的。
　　于是选课、读新书、交朋友。左派同学无非与红卫兵同龄——我插队他们嬉皮，我上大学他们开始雅皮，西服革履杀奔上层扬言要接管。不同处是哥儿们至今相信造反有理，逢我嗤笑，倒怪我缺少革命同情。研究班上他们的经典功底也不让人，逼得我重温家教六本书，又自悔德俄文上不能亲近原著，亟需补课。一晃八年过去，我平安回家，没被风车撞晕，也未落下一凡·赵之类毛病。为感念那老师的施教雅量，这篇札记特写成他喜欢的活泼样式，又名“风车探访一录”。
　　 幽灵袭扰美国文论界
　　八十年代末，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最明显的动向，是所谓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崛起扩张。在学术领域，这一“新兴马克思主义式批评”径直向踞守正统的解构学派挑战，迫其承认已面临六十年代“语言学转向”以来最重大突兀的一场“历史一文化换轨”。社会舆论方面，它的激进意识触发了保守派惊恐指责：从联邦教育部长到《华尔街报》、《哈泼斯》等右翼喉舌竞相警报“红色恐怖、幽灵回归”。此辈因智商有限，难究其里，但也看出新历史主义促动反叛，威胁到“美国文化传统”。
　　作为一路批评方法，这种强调对文学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的新历史主义早于七十年代末初露锋芒。其先驱者多为古典英文专家，如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莱特与路易斯·蒙特鲁斯，英国渥尔伯格—考脱德研究所成员。八十年代初，他们引发了两国文艺复兴研究的突破与改造，典范作品如《文艺复兴历史主义》、《政治莎士比亚》等论文集，以及格林布莱特的奠基之著《文艺复兴中的自我造型》(一九八○)。此时该派仍无确切称谓，常混同于美国文化符号学、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以至法、意新历史学派。一九八二年格氏应邀为《文学类型》学刊撰写集体宣言，定称新历史主义。此名随后在美英加澳新流行。
　　至一九八七年保守派鸣笛预警时，新历史主义业已养成跨国　气候，幽灵直入哈佛哥大等七级浮屠。甚至在浸透早期美国文学、英国浪漫主义、拉美文学研究等毗邻学科之后，依然呼风唤雨，其势汹汹。扩变中，它不免变得庞杂含混：一面号召力渐增，追附者日众；一面又从内部滋生出歧见派系，形成与解构派、左派及女权主义融汇下的自身裂解。在首部推出的文集里，二十位专家各陈己见，或喜或忧。喜者列举进犯各座世袭城堡的济济斩获，称自家营盘已成四方义军争相入主的中心。忧者却抱怨运动一无系统理论基础，更乏支配性制导力量，前景犹如累卵之戏。身为盟主的格教授(S·Greenbaltt)苦于左右夹击，竟为申辩他不是赤酋或保皇党，公开放弃新历史主义专利，说他已改习“文化诗学”了(见H·A·维萨编《新历史主义》，纽约伦敦，卢特里奇公司，一九八九)。
　　见过格教授的中国学人多会同意：他真地没一丝斯巴达克思式骁勇，又未继承新左派思想领袖的冷峻刚毅(如二十年前令青年倾倒的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不错，这位书香染人的美国学究七十年代初曾在柏克科校园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算得一段革命经历。后因学生悲观烦躁，当堂起哄，他只好改授较温和的巴赫金式文化诗学。不期绝望中遇到希望，由“西方知识抵抗中心”的巴黎，飞来一尊名唤福柯的大佛。格教授与其不得志的左派同仁在福柯数次来访讲学期间，亲聆真谛，参悟大乘，得以越过学术泥沼，走上再举之路。
　　可这毕竟是经院深处举动，中国人美其名曰大雅小雅的。何以谈虎色变，说成是赤祸横流，要倾覆如珪如璋的四方之纲呢？
　　再看一位叫作凯瑟琳·伽勒尔的女强梁。她是新历史主义理论刊物《表征》(Representations)主编，地道的左派老兵女权斗士。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中，她从左派学者的集体角度，缕述其内部思想调整经过。先是新左派高峰期，年轻如彼的他们苦读卢卡契、布莱希特和法兰克福学派，藉以增进分离意识与反叛性文化实践，并以精神解放、文艺自治与现代主义形式为法宝，推动对发达资本主义的革命批判。七十年代美英新保守派卷土重来，左派的乐观自傲变成了沉痛反省。告别阿道诺式文艺自治观，他们转向本雅明、马歇雷文学生产论以探究资本主义交换律；又请出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马大师，抉发当代社会的物化隐秘和罗网状意识形态控制技术。八十年代，已臻成熟的美国新生左倾理论界在西马与后结构思潮的双向牵引挤压下，开始艰难地走出低谷，去追寻早年鼓舞过他们的宏大改造理想。新历史主义因而既是“左倾理论的幻灭”，又从中“获得启示和延续动力”。其特点是积极机动地借用拼合欧陆新学，同时关注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文化工业的生产规律，依此去发展抵抗战略，合并使用“文本分析与历史研究”这两件批判武器。
　　然而连左派们自己亦未料到，欧陆新学在美国大熔炉内遇热增温，激荡变形，凭着杂交优势聚集起大批受压抑的边缘学者，汇成强大的学术反教规潮流。不仅要补正“美国文学研究长期遗忘历史”的过错，而且可能造成又一轮波及整个人文教研制度的范式革命。尽管历史已证明新左派没有能力挑起西方政治革命，这场学术变局也够让大老板们莫名慌张几日了。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谱系
　　说到思想渊源与生发背景，专家举出三组因素：西马理论，后结构思潮，及针对这两股当代超级理论势力必须有所反应的美英经验主义实用传统。以地缘观念论，新历史主义在美英兴起，亦呼应反衬德法思想的冲突演进。因有评家视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福柯式移位”，或喻为“马克思和福柯在美国的奇特结合”(F·兰特里夏《水精灵与警察》，威斯康星大学，一九八八)。
　　该公式有助于我们粗略设定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史座标，但不足说明其间复杂的血缘关系。关于思想谱系，阿尔都塞有段名论。说所有被认可的科学理论，都是从其晦暗难辨的史前期脱胎而出的产儿，降生过程是一持续痛楚的“认识论断裂”。史学家对这“没爹的孩子”通常是图省事地“编造一份正式家谱”，为安抚孤儿或据它为己有。然而先进的发生学谱系分析表明，孩子的父亲基本上无法认定(见《保卫马克思》，巴黎，一九七三)。
　　据此我们似可预设，新历史主义虽受欧陆理论争夺影响，它终归是美国土产(母系确认)，而外来观念经场地更换和断裂变异已难察其宗(父系悬置)。所以切忌大而划之，直呼它为马克思主义学派(颂扬后据为己有？没必要)，或咬死它是后结构孽种(挞伐过度岂不将屁股坐去资本家一边？也犯不着)。凭中国人三千年文明通达，满可以不变应万变，对人家事笑作槛外观。至于这孩子如何得风雨熏染并长成簇新变种，下面略点出几处关节。
　　第一是其生发大前提，即“历史主义危机”。历史主义一词来自德文Historismus。美英左翼早年矫枉过正，硬译作Historicize(历史化)的转义名词。同时输入的马恩唯物史观也染上机械论和经济决定论色彩。左翼运动失败，附加的弊端却反过来加剧了知识界对马克思史学的片面质疑。由于战后社会畸变，同源于德国哲学的黑格尔理性史观亦遭广泛抨击诘难。两方因素合力推动了结构一后结构主义针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持续瓦解改造。这一理论危机线索，由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经列维——斯特劳斯《野性思维》(向萨特唯物史观挑战)和德里达《论文字学》(粉碎逻各斯中心)，直到美国解构批评家德·曼等人深入考辨历史叙事——致使“反历史化”趋势愈演愈烈，不但动摇了历史主义的基石，如目的论、因果律、阶段说与理性进步史观，而且指向思辨、意义、人文主体等元哲学命题，危及历史知识的合法存在。
　　结构与解构派的历史批判一度富有变革启发性，即在肯定历史库藏可供发掘意义、参鉴今后的前提下，尖锐指出其人为虚饰，是杜撰修辞构成的共时体，饱受思辨的整合支配，因而须予以剔解澄明。但作为对“历史化的世界”的深重幻灭，批判说日趋悲观，失掉平衡。在解构派眼里，历史已被其叙事陋习剥除了合法性，而人文主体既无本体论真实，又不能归约再现散乱世界的意义。以德里达的名言概括，乃“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至此，后结构历史批判分裂成两支：由德里达执首的语言中心论以文本为疆域，耽于符号差异分析，否定历史叙事却又暗中用它为己服务。而福柯引导的文化批评派则致力于历史差异研究与话语权力分析，展示出较宽宏的政治性文化阐释前景。对此，美英左派大呼响应，借重福柯对德里达派的微词(“非历史化游戏”)，起而攻击解构批评遗忘社会责任，导致人文学术的“思想文学化”严重蜕变(见J·G·默克瓦《布拉格到巴黎》，伦敦新左派书店，一九八六)。
　　新历史主义由此喜获反攻机遇，重提历史化、，意识形态化要求以制衡文学化偏差。自然这种重建历史主义动机非它一家独有。历经三十年大拆解，也该有某种左派史学西山再起。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肖的《马克思历史理论》，英国社会学家A·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便可视为文论之外的创新努力。
　　第二关于新历史主义与福柯联系。如上述，后结构两强相争，各领东西：德里达理论同耶鲁学院派高层杂交形成解构批评，而福柯西岸宣教，吸引激进势力促发新历史文论。然而不可忘记，双方都与后结构思潮有染，其历史改造观都始于尼采“创造性破坏”精神，及海德格尔“人的思想受语言制约”这一著名知识局限定理。福柯在哪些方面给予美国人影响呢？
　　主要是他的知识考古学及相关的话语分析、文化档案、知识场、权力知识复合观。因为我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文中(见《读书》九○年九期)已作介绍，此处只讲美式接受。
　　福柯宣告，“为发掘西方文化的深层构造，我将使我们平静而显然不变的地表上现出裂豁、动荡与缺陷”。新历史派以此为纲，辅以差异与断裂法则，展开对传统史学整体模式的冲击，打乱其目的演进程序，瓦解由大事和伟人拼合的宏伟叙事，以消除人们对历史起源及合法性的迷信，重现它们被人为掩饰的冷酷原貌。其间，福柯的话语分析技术具有示范作用，帮助左派学者深入探查西方社会组织由观念向制度化衍变的潜在规律。他的档案与知识场概念，教会追随者界定并筛选杂异状态下的话语冲突及形成模式，通过对“社会文本”综合考察以获得大文化批评视野。至于福柯晚年对知识权力恐怖整合的强调，以及他有关知识进步完善社会控制技术的偏激思想，美国左派不甚理解，或许真懂了却受不了那份欧洲式凝重悲观。他们搬用福柯的考古工具箱并乐此不，又将它同西马武器混合试验，火力成倍加强。
　　第三涉及西马理论，内含意识形态与文化生产两种新说。所谓意识形态说是指卢卡契、葛兰西以下的西马研究新模式。鉴于西方文化工业发达，商品化与信息方式日益主宰社会生活，左派诸家在总结革命挫败的基础上纷纷延展改写马恩意识形态学说，借以批判对抗资产阶级当代意识形态霸权的物化、制度化、日常化、合法化及语言异化等“窒息性压迫性质”。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相悖，上述西马新说重在揭露抨击资本的渗透型精神统治，强调其发达管理的软硬兼施、自愿与强制双重原则。尤其指出其中由家庭、学校、文化传播等软性非政治机制合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暗中支撑资本主义政权的特殊功用。对此，新历史主义者视为攻击和批判的主要任务，即运用西马与后结构复合型“意识形态话语分析”手段，深入拆解各类学术教规(Cano—ns)，以期从资本主义文化机器的内部策动改造。
　　西马批判理论分两路挺进。意识形态研究之外，尚有一路专攻资本主义基础部分。它由本雅明、马歇雷到戈德曼、布迪厄诸子，目标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原理，贯通阐释当代经济再生产(Reproduction)与文化表征(Representation)两大范畴间的交换互动，考查资本的生产律在精神思想领域的变形再造能力。这一路西马文化生产说高举恩格斯名言“历史过程中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并坚持经济先决条件，要求对所有文学、文化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作出“与社会和经济生活相关联的通盘考察”。受其启示，新历史主义学者倡导自我批评，重视艺术的生产交换及其在后现代条件下的表征危机症状，呼吁推进左倾综合性文化批判，以抵御资本对精神的空前扭曲与致命腐蚀。
　　批评实践中的特色与问题
　　吸收借用了以上的新进理论(还有巴赫金、吉尔茨等人学术影响)，新历史主义在美英批评界足以独树一帜，显现它较为进步的政治社会色彩。它在批评实践中的特色与问题，目前似可初步归纳如下。
　　恰如美国左倾学术领袖杰姆逊、萨伊德的赞许评价，新历史文论“重返历史和意识形态阵地”，直面“权力、控制、社会压迫与种族歧视问题，促使人们更主动地从历史残酷血腥的对抗中把握文化”——这正是它首要基本特色，即一反自由派的中庸和形式派的政治冷漠，主动透析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话语矛盾，着重揭示“正史”掩压下的另一性质，并刻意破除人文学术传统教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代名词)。因装备了西马与后结构混成分析利器，他们的批判意识及操作能力显著提高，方法多变的拆解再释层出不穷。笔锋所向，震动频起，墙倒屋塌，满目疮痍与赫然暴露的历史骸骨：例如关于英国古典特务政治与大剧作家马洛之死的调查，美国西部垦殖文化中的暴力传统及印第安情结的再分析，教育小说和儿童作品对幼稚心灵的桎梏规约及其社会塑型功能，传记、科幻及通俗文学的政治性释读，等等。
　　由于大批年轻专家改用新历史眼光看待文化思想史课题，致使正在修编的五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成为重建运动中心。其主编人哈佛教授S·勃克维奇宣称：由传统通史所代表的成套文学理论教规与美国文化合法化概念业已从大一统局面崩溃到地。“向历史的幸运跌落”好处是揭发众多矛盾，拓展研究纵深。但争论全面铺开后，绝难收拢，新文学史可能沦为“既非美国、又非文学或历史”的杂拌(见《意识形态与经典美国文学》，一九八六)。
　　勃教授言及的修史困难指向新历史批评的第二特征：泛杂多样性。成员组合方面它印证了巴赫金的杂语对话观，即空前激发美国混溶文化中的各种矛盾，鼓动次文化代表群起蚕食正统学术独白主义，各自体现局部认知与群属利益，组成色彩斑驳、嗓音各异的文化狂欢。理论拼集则加剧了运动的多向泛滥与裂解张力。实践中，它集文学、历史、政治、经济与符号研究于一体，带有鲜明的“后理论”难以通约性质。理论导师遍及欧美苏联，到底主次何分、从谁而进，是以文学文化研究为本还是建立新史学或新政治经济学？是反叛到底走向社会，亦或退入文本变成又一种新教规？用中国成语比附它的困境：新历史打破了“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学合法律，但却面临“山中无老虎，群猴乱称王”的可笑局面。
　　新历史批评主导不明的理论泛杂性亦导致另两项次要的学术混淆变型(Blurred　Refiguration)特征。其一为文化生产论引入文学批评后派生“经济变种”。它兼备文论与经济科技史两重性，专向市场、工艺、出版、传播等边缘地带开拓，形成了对现当代文艺“上下文”考察的有效引导，并提供整套经济学工作语汇，解答文学艺术的社会生产流通。如格林布莱特在《莎士比亚讨价还价》书中所示，他们的交换律研究不止于生产资料、知识产权及产品，更涉及社会影响、政治权利、阶级角色等象征资本的流通买卖，及文艺作为产业商行的制度沿革。
　　其二为“文化人类学变种”。这方面新历史派颇受普林斯顿的人类学教授克利夫德·吉尔茨方法指教。后者将艺术、意识、符号和话语行为并入文化系统，施以突出事件的临床式深描(ThickDescription)释义。效法之下，新历史批评家推出大量类似吉尔茨《巴厘岛斗鸡调查》的文学案例分析。这种本土式的文化多元论及经验乐观主义，在实践中部分抵销了欧洲文化批判(Kulturkritik)严峻色泽，可能成为美国新历史派退隐求安的方向。
　　总而论之，新历史主义作为左派学术重建之举，既非旧历史主义的原样回归，也不是马克思史学的单纯复兴。准确说，它应是“解构后世界中的历史主义”。其新颖处，若以符号变异显示，即由大写单数Historicism(含元话语及整体论)变成了小写复数historicisms(多项混拼与差异方法)。
　　我那老师见此评语，可能会说我太少同情。其实毕业那年，我目睹新左派老生回校举行“校园起义廿周年祭典”。见他们衣冠楚楚，朗诵《资本论》警句，自比当年巴黎公社最后捐躯的烈士，重申“今日改造哈佛，明天将变革世界”之誓言，我当场一点没有窃笑心情。天晓得，我晓得，他们毕竟生在那一边。
　　一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