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柏拉图式的爱溯源

　　世人翘盼了半个多世纪的《飘》的续集《斯嘉丽》终于出笼了，而且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续集里，天不怕地不怕的白郝斯嘉碰上了大麻烦：被控杀人。这可比亚特兰大大火，饥馑，丧夫丧母丧女还可怕，证据确凿，百口莫辩，法官只是例行公事地传讯几个证人，就要送她上绞架。证人之一是白郝斯嘉的管家，他和法官有以下的对话。
　　法官：当您进入被告，也就是您女主人的卧室时，见到被害人衣冠不整仰卧在床上，胸前插着一把刀，是否属实？
　　管家：属实。
　　法官：当时被告满身血迹，躺在床前的地板上，昏迷不醒，是否属实？
　　管家：属实。
　　法官：被害人生前经常造访被告吗？
　　管家：常来。
　　法官：就您所知，被告和被害人的关系是否柏拉图式的？
　　管家：……(愕然久之)请问，什么是“柏拉图式的关系”？
　　法官怎么让管家明白，他问的是被告和被害人有无性关系，我们不必管；白瑞德会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出现，把斯嘉从绞刑架上救下来，也是编剧的事。和我们有点关系的倒是管家的问题：什么是柏拉图式的关系？
　　柏拉图式的关系又称“柏拉图式的爱”，在几乎所有的现代语种中都约定俗成地指精神恋爱，是人们都最勇于和乐于承认的一种恋爱关系。“我和他(她)的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说得多么光明磊落。查《柏拉图对话集》，谈到爱情的有Symposium等篇。源于希腊文的“Symposium”一词的意思是“聚而饮酒”，朱光潜先生将其译为“会饮”，至当。古希腊贵族中盛行这样的聚会，这类场合也备有丰盛的食物，不过参加者总是在入夜时分迅速吃完，然后直奔主题——酗酒。这是有组织有领导的酗酒，参加者民主选举出一位主席，授权他连续提议干杯，一般按从左至右的顺序。这样的宴会往往通宵达旦，以所有参加者酩酊大醉，沉沉睡去而告终。
　　话说一群历史学家、诡辩家、诗人，加上“马路哲学家”的始祖苏格拉底聚在一起喝酒，时在诗人阿伽通第一部悲剧获奖的次日。头一天已经举行过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现在再邀三五至交好友畅叙一番。照例没有女人参加。当快要转入正题的时候，连无权发言的吹笛女伎也令其退下。本次会饮的中心议题是“爱神颂”。不过在我看来，斐德若、泡赛尼阿斯、厄里什马克和阿里斯托芬的发言应该更准确地称作“爱神谱系考”、“爱情唯物辩证论”和“神人与爱情之关系论”，真正称得起颂词的只有主人阿伽通的发言。他也有同感，宣布要说明“爱神的本质”。
　　这位悲剧诗人谈到爱神的时候竟然出奇地乐观。他认为爱神的福气最大，他在所有的神们之中是最美而且最善的。他是最美的，因为他在神们之中是最年轻的，他遇到老年就飞快地逃跑。爱神不但年轻，而且永远年轻，惟其年轻，所以娇嫩，他的形体也柔韧，相貌秀美，无坚不摧、无孔不入。以上为爱神的美。爱神的善则表现在既不施害于人神，也不受人神的伤害，暴力与他无缘，因此是正义的化身。大家都公认爱情是世间最强烈的快感，而爱神是快感和情欲的统治者，既然如此，爱神本身也就是节制之神。俗话说，“连战神也抵挡不住爱神”，克服者总比被克服者强，爱神既然能克服世间最勇敢的神，他也就必然是勇敢无比了。说到这里，阿伽通不忘本行，补充说爱神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凡是奉爱神为师的艺术家都有光辉的成就，凡是不曾承教于爱神的都黯然无光。总而言之，“爱神在本质上原来就具有高尚的美和高尚的善，从美的爱好就产生了人神所享受的一切幸福。”(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第249页，下文引文同此)
　　古今中外的爱神颂都没有超出以上范围，阿伽通的概括能力不可谓不高，难怪苏格拉底说在如此堂皇典丽的颂词之后难乎为继了。更上层楼既然不可能，征得阿伽通的同意之后，苏格拉底提出了几个不相干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可以简述如下。
　　“爱是有对象，还是没有对象呢？”
　　“有。”
　　“那么这爱的对象是什么？”
　　“是美和善。”
　　“那么在爱情中钟爱者(the lover)和他的对象(the beloved)关系是什么？钟爱者对于所爱的对象有没有欲望，或者换句话说，在爱情中，钟爱者想不想他呢？”
　　“想。”
　　阿伽通上当了！因为，如果爱的主体不占有其对象，而爱的对象是美和善，那么爱的主体不仅不美不善，而且是丑和恶的同义词了。尽善尽美的爱竟然会变得十恶不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答案恐怕只能到阿里斯托芬那里去找。可是这段最有名的发言从混沌初开一分为二之后不见清晰，反而越来越让人糊涂，闹不清他说的“另一半”究竟是同性还是异性；“寻找”的活动究竟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婚内还是婚外；找到之后其关系的性质究竟是精神还是肉体；到最后那初始状态究竟是不是阴阳同体也闹不清了。如果快刀斩乱麻，似乎可以理解为自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美与丑，善与恶的对立从此产生，“寻找另一半”就是追求美与善。
　　可把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相对照是我这个读者的阐释，本文中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提阿里斯托芬，而是向在座的朋友们转述了曼提尼亚国的女祭司第俄提玛的话。第俄提玛说，爱神的特点是“介乎二者之间”。作为贫乏神和丰富神的儿子，他介乎美与丑之间，有知与无知之间，神与人之间，是人与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宇宙间的大精灵。不过爱神在神人之间传递的信息本身却让人泄气，这就是“生殖冲动”。尽管她一再声明，“生殖冲动”不限于传宗接代，还包括精神的提升和艺术创造，尽管两千年后叔本华、尼采把“生殖冲动”大加发挥，从而跻身于柏拉图的“脚注作者”之列，可这篇总结性发言毕竟包括“无后为大”，则将后世以“柏拉图式的爱”自豪的人们置于何地？
　　尤其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苏格拉底把一个女人扯进来干什么，不是说了是男人的聚会么，苏格拉底再“无知”也不至于非得引述“妇人之见”不可吧？难怪别的发言之后都有评说，惟独这一段被醉汉敲门打断。醉汉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来，是不是柏拉图的有意安排，避免无言以对的尴尬？不要忘了，《会饮篇》颂扬的爱神不是后来罗马神话里的女神维纳斯，而是男神厄洛斯(Eros)。可见爱情本是男人与男人，男人与男神之间的事，与女人无关。
　　但是爱情迟早是要和女人发生关系的。随着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严厉，男人逐渐把爱的对象转向女人。如果说，女性在漫长的年代里保持沉默给男性提供了随意塑造“他者”的机会，那么男性制造的最大神话之一，就是爱情是女人的需要，而且是惟一至高的需要。女人一旦有了发言权，即便通过几个男人的多重转述，说的无非是两句话：母性的伟大和不谈爱情。从第俄提玛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到王安忆、池莉、徐坤，说的都是这两句话。对此，男人的策略是，把前一句话接过去，解释为和传宗接代殊途同归；对后一句话装聋作哑置若罔闻。
　　母性的伟大和传宗接代同属“形而下”的范畴，异同容易比较。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伟大母亲，不论是历史还是小说，不论出自男性作家之手还是女性作家之手，都是没有丈夫的。因此，母性的伟大只有在父亲“缺席”或“退场”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父母双亲对子女的关系中，母性与父性同样伟大，但母性并不突出的伟大。“形而上”的爱情本属于“不可说”的范畴，但如熊伟先生所说，“不可说，曰说之不可，非不说也。”尤其是当沉默为“他人”提供了任意涂抹的机会，要想走出“地狱”就非说不可。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爱情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先接受苏格拉底的诱惑，从钟爱者和他的对象说起。这对象原来是男人，现在换了女人。莫里哀说，“女人最大的愿望是被人爱。”这句话其实应该反过来读：“男人最大的愿望是爱人。”一般认为，爱情生活中的风险是由主动者承担的，首先暴露了感情，接受与否的主动权还掌握在对方手里。这个角色传统上由男性担任，是因为男贵而女贱，“贵人”遭到拒绝不过是小事一桩，大节无亏；“贱人”本处下贱，再输一场就堕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各国淑女教育的基本原则也是接受女性的被动地位，以静制动，争取化被动为主动。可是从参加会饮的衮衮诸公到莫里哀等世界级作家，及其两千多年来的各国男性读者，如此配合默契积极主动地去抢占这个爱人的位置，不免让人怀疑：这恐怕不是吃小亏的问题，而是想占大便宜吧？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不论是谁，他人还是自己，何种性别，一旦作了爱的对象都要倒霉。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纳克素斯爱上自己映在水中的影子，也只好投身水中淹死，化为水仙花。这里的奥妙《会饮篇》也早已作了交待。苏格拉底转述完第俄提玛的话以后闯进来的那个醉汉并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在雅典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亚尔西巴德。既然如此，他的“酒后真言”也就不免有许多行军打仗的内容。不过，苏格拉底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远兜远转冠冕堂皇地说了一大篇，其主旨无非是吃醋，和后世歇斯底里的嫉妒女人一样可悲可笑。我们从亚尔西巴德的叙述中知道，相貌奇丑无钱无势的苏格拉底以爱人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面前，一如既往，自称无知。可等亚尔西巴德一步一步意识到，自己的高贵门第青春美貌文学武功在苏格拉底的智慧面前竟然一钱不值，恨不得像奴隶一样匍匐在他的脚下的时候，苏格拉底却巍然不动，全身而退，怎么也奈何他不得。到头来是亚尔西巴德落人笑骂。这就是古今中外一切被爱者的下场，同性异性婚前婚后精神肉体的爱，概莫能外。
　　女人并不都是傻瓜。即便在淑女教育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有女人反其道而行之，成绩斐然。可是这又是以碰上傻瓜男人为条件的。如果两个聪明人碰到一起，彼此互为“对象”，爱情就变成了一个悖论：爱情的存在以爱的不能实现为前提，反过来说，爱的实现之日也就是爱的死灭之时。全世界的读者观众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斯嘉和瑞德到底好了没有”的问题其实不需要续集来回答，《飘》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们两人的爱情本是以“不可能”为必要条件的。对这两位爱的追求者来说，“好就是了，了就是好”，二者的结合就是爱情的终结。续书作者也只能把他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再“持久”几百页，把“战场”从美国“运动”到爱尔兰，最后还是回到玛格丽特·米西尔停止的地方。
　　阿伽通说爱神的本质尽善尽美，实践检验的结果怎么一点“福气”也没有呢？他以及别的爱神的信徒说的都是爱的主体，天之道损不足补有余，如果爱的主体功德圆满，那么一定是对象的本质不好。让我们把阿里斯多芬的那团乱麻再砍一刀：如果把爱的对象定义为“惟一而不可替代的存在”，即“另一半”，处于无限时空中不可知的一点，那么“找到”的概率无限趋近于零，几乎等于不可能。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部分来自整体，他或她毕竟存在着。可是这样一来，爱的对象也就成为处于虚无缥缈间，近乎“不存在”的“存在”了。如果我们承认爱情无论如何是一种“关系”，那么“介于”存在的主体和近乎不存在的客体“二者之间”的，也就只能是一种近乎不存在的关系。明知实现“找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用“寻找的过程就是一切”聊以自慰，或许是阿里斯托芬喜剧的本意。可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要是一不小心把“不存在的关系”当作了“关系”本身，进而把“存在”误认为“关系的终结”，就只能演出转战于大西洋两岸的闹剧了。
　　这倒也无关紧要。让我们再返回来看看爱的主体的生存状态，他是不是真的有福气。和阿伽通说的相反，斐德若说厄洛斯是最古老的神，“他的古老有一个凭证，就是他没有父母。”(第220页)泡赛尼阿斯的发言可以说是斐德若基本观点的发挥，他说除了男爱神厄洛斯之外还有一个女爱神阿佛洛狄特。这位女爱神有两个化身，“一个是最古老的，没有母亲；只有天是她的父亲，所以我们把她叫做‘高尚女爱神’；另一个比较年轻，是天神宙斯和狄俄涅的女儿，我们把她叫做‘凡俗女爱神’。”(第225页)因为凡俗女爱神的出身是由于男也由于女的，她引起的爱情对象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女人，因而是较低级的，只限于下等人。“至于天上女爱神的出身却与女的无关，她只是由男的生出的，所以她的爱情对象只是少年男子。”(第226页)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爱神以无父无母为本原，有父无母次之，有父有母为下等；爱情的追求以同性为高尚，异性为凡俗。如果自我的发展与爱神的谱系同步，按照自下而上的顺序提升，其最高阶段就成了“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个关系中，这关系与自身所发生的关联。”(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中译本第9页)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对象”放逐到无限时空中不可知一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生存状态有一个名字，叫做——绝望。拯救绝望的自我是上帝的任务，“弱者”眼看着要落到自己身上，怎么能不大叫着跑开呢？如果这绝望的自我一定要穷追不舍，只有置“对象”于死地了。福气最大的爱神颂由悲剧诗人来作，正是为此。
　　女人所希望于男人的，是能够回答“找到了之后怎么办”的爱，富有成果的爱；如果得不到，至少让她“活着”，抚育子女长大成人。这两点却恰恰是以女人为审美对象(不是“共同创造不朽”)和崇拜对象的爱所竭力加以回避和贬斥的。歌德在《浮士德》里塑造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女性形象，让她受诱惑，身败名裂，然后作为“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前进”。这样的审美伦理宗教三部曲很难让女性读者产生共鸣。
　　有人认为，《会饮篇》从爱谈到美和艺术，说明古人兴之所至，不拘成法。实际上全篇有内在的统一逻辑。爱的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其对象。对象是否存在？爱的过程在寻找对象之中还是得到之后？如果爱的对象来无影去无踪，那么这种只存在于“那美妙的一瞬”的高峰体验之中的爱也就属于审美的范畴。我们也可以追问，人是否有权把他人当作“对象”？主体与对象的对立源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应用到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善与恶的无穷怪圈，必须严格地限制在艺术的范围之内。“介于二者之间”打破了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人，主动与被动的分野，承认“他人”也是一个“自我”，建立“主体间”的关系，才能走出爱的悖论，“他人”也才不再是“地狱”。
　　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生殖冲动”究竟是不是“天理”不容的“人欲”？《会饮篇》里除苏格拉底的转述之外的所有发言可以概括为两点：分裂和拒绝生殖。诗人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作为伦理学家的苏格拉底则敏感到其中的危险，他通过转述第俄提玛的话引入了统一和生殖，成为其他人的“另一半”。如果拒绝生殖，不仅有悖于人类种的繁衍的必要，而且从根本上取消了由父母双方和子女构成的三位一体。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说，抽掉了共同的第三支点，也就取消了两极平等的任何可能。
　　第俄提玛严守中道，对“另一半”的观点作了很大的让步，她承认厄洛斯是男神而不是女神，但他既不是无父无母也不是有父无母，而是有父有母的。她更深知爱的冲动绝不满足于形而下的不朽，所以竭力把它引向创造性的活动。希腊人毕竟是健康的儿童，支配着他们的是充溢的生命，至于人的死亡本能，只能留待后世宗教家发明一个上帝来满足了。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哥本哈根，湖畔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著，王蓁、汪溪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