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家和生孩子

　　法国加里玛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哲学家乔治·斯泰纳的随笔《现实的存在》，其中提到在各个艺术领域的杰出创作者中，有的根本没有妇女，有些即使有也为数极少的问题。答案通常是社会环境和历史、经济、道德等种种条件对男人有利，以及由此造成的大男子主义和妇女家务负担过重等等。然而斯泰纳认为这些传统观念不足为据，难以服人，真正的原因是妇女由于生孩子而失去了自己主要的创造能力。这种看法不仅激起了本来早已平息的争论，而且理所当然地遭到女读者们的怒斥。
　　其实斯泰纳是有点冤枉的。创作和生育是人类创造能力的不同的表现过程，人们在下意识中似乎已经默认了它们的共性，各种语言都往往用同一个词来表示“构思”和孕育、(写作的)“失败”和“流产”、(创作的)“激情”和“爱情”、(作品的)“问世”和“诞生”、“艰苦的创作”和“分娩”、(作者完稿后的)“疲惫”和(产后的)“虚弱”等等。有趣的是在法语里，还必须用“父亲的身分”这个词来表示“作者的资格”，即使作者是女性也不例外。由此可见，把创作和生育相提并论看来并非无稽之谈。
　　生孩子到底会不会影响创作？由于杰出的创作者中妇女确实寥寥无几，所以分析一下男人对创作和生育的看法显然更为方便。法国《读书》杂志为此在第一八八期(一九九一年五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应该选择一本书还是一个孩子》的调查报告，列举了著名作家对这一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
　　许多作家认为生儿育女比创作更为重要，其中堪称典范的“父亲”要数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韦尔·巴赞。人所共知，他早年曾发表过《毒蛇在握》等一系列控诉他的家庭的小说，不料他身为人父之后，却把孩子视为灵感的源泉和创作的动力。他一生结婚四次，有七个孩子，同时还出版了二十三本小说，因而被评论界誉为“解决家庭难题的专家”。巴赞七十五岁时生了小儿子尼古拉，不仅自感精神焕发，而且还在今年八十寿辰时发表了小说《父亲的学校》，大谈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一生创作达七十二卷之多，然而他自称每天只有三小时是作家，倒有七个小时是在尽父亲的责任。他还专门为儿子马尔克写了自传体小说《家谱》，为女儿玛丽若写了《内心回忆》。疼爱孩子的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因长女露茜变疯而深受打击，变得沉默寡言；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玩世不恭，情妇多得数不清，但在妻子离婚带走了女儿芭尔芭拉之后却嚎啕大哭；也有些作家带孩子远离繁华的都市，像索尔仁尼琴一家住在美国的弗蒙特，斯特凡·金一家住在缅因，因而孩子对他们来说更是不可或缺。
　　当然也有不少作家不要孩子，甚至讨厌孩子。福楼拜就说过他宁可被马车压死、在小河里淹死也不要儿子。卢梭则把他的五个孩子一生下来便送进了育婴堂，他在《忏悔录》第八章里承认他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是“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萨特和波伏瓦终身相伴，但为了集中精力写作都不要孩子。他们始终未婚，只是根据“互不撒谎、互不隐瞒”的协议保持着个人的自由。萨特曾在一九五六年成为十八岁的女大学生阿尔莱特·埃尔卡伊姆的情人，但最终打消了娶这个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姑娘为妻的念头，出于要她继承自己的文学遗产的考虑才认她作了女儿。作家夏尔·朱利叶和他的老师贝克特一样，认为生孩子会使他丧失“好容易才获得的自由。”他的另一个老师则把爱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见到怀孕的妇女和婴儿就有反感。而作家西奥朗的名言更是惊世骇俗：他“除了做父亲之外，所有的罪行全都犯过。”
　　除了或许是心理变态的例外，作家们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认为生育比作品重要，而且有利于创作；二是认为做父母与创作互不相容。对普通人来说，若能两全其美自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正如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里谈到拉辛时所说的那样：
　　“您更喜欢哪一个拉辛？一个可能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叔叔、好邻居、诚实的商人，但仅此而已；另一个可能是骗子，不讲信义、野心勃勃、嫉妒恶毒，但是写出了《安德罗玛克》、《费德尔》……”
　　“两个我都喜欢……”
　　法国《读书》杂志的编者按说：“社会需要的是作家的才华，而不是期望他和大家一样做一个好父亲，因为两者是互相冲突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至少说明创作和生育、进一步说是事业和家庭的矛盾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关系到时代、风俗和培养下一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