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浑沌”与“文化疲惫”

　　一句话书评，有两种涵义。一是用一句极精练极扼要的话评一本书，纳须弥于芥子，以一语中鹄的，往往可生振聋发聩之效；另一是用许多话来评述、阐释书中的一句话或一层意思，由这一句话或一层意思生发出无数感慨，使人借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维、读书乃至作文。前者可喻为显微镜，后者则为放大镜。
　　我们这里，取后一涵义。
　　本期发表“一句话书评”四篇，系以来稿改制而得，借以作为起端。这种书评形式是否有当，应当如何完善，博雅君子，望以教焉。
　　两千多年前，庄子在他的《内篇·应帝王》中给人们讲了一个令人毛骨耸然的寅言：
　　海南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即自然的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之谓也。“窍”者，文化之谓也。文化的“负值”是破坏自然的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这是文化的悲剧。时过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听到的对“浑沌”的怀念之声更苍凉也更激切。捷克作家恰佩克在小说《万能机器人》的结尾处，狂躁地呼号着：“我们曾经操劳建设的，对生命一无用处！城市和工厂对生命一无用处！我们的艺术一无用处，我们的思想一无用处，只有生命才永不熄灭！我们自己将死去，房屋和机器将夷为平地……”
　　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对文化悲剧的指控本身，或许没有什么直接价值；两千多年后出现的现代主义，对文化存在的诅咒本身，也许没有实际效应。事实上，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势头绝不会因为庄子的阻遏而改向，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存在也绝不会因为现代主义的呼号而毁灭。但是他们的预言、呼号，又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征兆”价值、“预示”价值。庄子的预言，终于被文化史频频显示出的负值所证明；现代主义的文化疲惫、文化狂躁，也将成为一种征兆，即使不被他们自己也将由另外文化流派将文化取向扭转到一个新的热点上。
　　庄子和现代主义对文化的这些态度，都源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文化过剩，是基于文化意识自身而产生的疲惫。但这可以称之为高品格的“文化疲惫”。这种“反取向”文化(亦称“反文化”)本身不可苛责。庄子是中国(也是世界)“反文化”的大宗师之一，他的“反文化”甚而是最广义的、最彻底的“反文化”，因为他反对的是文化本身。但是，他的作品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价值，这是因为：
　　一、他虽然在主观上是反对文化的，但是所使用的工具却是文化本身，而且是高品格的文化。他推出的作品中，无论是思维智能还是表现能力，都具有同时代人无可比拟的知识力量和文采。他的塑造形象能力，编织情节能力，使用汉语能力，堪称洋洋大观、文采皇皇。仅此一点，他本人就是参天大树般的文化形象，对后人的文化意识具有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
　　二、庄子虽然反对文化总体，但他揭示出的文化弊端又主要集中在“文化负值”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产生了“文化正值”。
　　三、庄子使用的是“逆向思维”，但他依据的思维逻辑又绝对是符合包括“正向思维”在内的一切思维形态的“内程序”的，这就使他的文章具有极高的哲学智能力量。
　　一言以蔽之：庄子反对什么，是一回事；他本人的主体形象在文化品格上的辉煌，以及这主体形象所具有的文化能量，又是另一回事。
　　倘若我们只迷恋“反取向”本身，而这种迷恋的根本原因又在于我们主体形象矮小，无足以在“正取向”上有所建树，那么，我们“反”的最终归宿也只是将文化变成一堆瓦砾，使我们成为无文化、低文化群的代言人。不讳地说，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文化疲惫”就很有这样的意味。
　　无文化群、低文化群，对文化本身便具有一种本能性的排斥心理，假如我们将这种排斥文化的心理予以合法化、神圣化，乃至将它调动起来、煽动起来，它便会直率地表现为对文化的破坏、摧残；当这种病态的狂热过去之后，它又极易转化为倦怠和疲惫。倘若有谁再美化这利倦怠和疲惫，乃至谬托西方现代主义为海外知己，那真是从地上悖谬到天上去了。
　　昨天那场叫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最深层的实质上就是将无文化群、低文化群的排斥文化本能调动起来、煽动起来，对文化本身实行一次合法而公开的排斥。
　　就中国文化的原始基础而论，中国确实需要一场最质朴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这场革命的使命，应该是破除无文化群、低文化群的排斥文化心理，诱发出纯正的文化意识。
　　但是，这样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又很难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在中国还没有分离出来具有真正高品格文化形象的文化群体，乃至还没有形成纯正的文化意识，倒是急功近利的伪文化极易延续、繁衍。
　　当前也是如此，文化群和非文化群在意志力量上仍未显示出过大差异，无非都是各自凭借各自的资本去争取各个方面的分配权。文化群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形象，就无法形成对非文化群的感召力、诱导力。大家都在争那一点果子，谁比谁高明多少？这样的文化现象，虽然也能造就一些(乃至过量的)文化“名人”、“明星”，今日有一批人“轰动”，明日有一批人“走红”，但这些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又不具有多少文化本身的美学价值，连同人们的喝彩也是非文化性的，等同于对经济暴发户的恭维。
　　具有这样特点的文化群，很难形成高质地的文化品格。他们继承的只是炫世性、媚时性、趋利性、求速性，同时也必然在文化上继承了极端性、哗众性、猎奇性。而且，也继承了伪化的“反取向”，即总是把“破除”、“否定”、“突破”作为介入文化活动的第一角度，以期速效。
　　西方现代主义象是富翁的破灭。倘若我们只效其态，而美化的又是穷人的自弃，而我们自己又在暗中企盼从这种伪“疲惫”去换取富翁地位，这样的“文化疲惫”便显得卑下了。
　　文化群自身不具有感召力和诱动力，而将自己变成非文化群的一支，与之厮混而自乐，那我们就应该承担中国“文化疲惫”的罪责了。
　　这样的“文化疲惫”，其实并不是从庄子而来。庄子不能对现今中国的“文化疲惫”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