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及其他

　　曾有学者著文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是从俄国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他们以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出身于贵族阶级。这使他们自然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俄国社会具有几乎是原发性的责任感。在当时的俄国，贵族阶级是俄国的支配阶级，这个阶级对俄国有支配权，同时，它也要为俄国社会负责。”俄国知识分子“从支配社会的贵族阶级的感觉中获得俄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人格魅力”。与之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支配者出主意的人”。这一逻辑可以概括为：俄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们出身于高贵的贵族阶级。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卑琐势利，是因为没有那样高贵有权的阶级出身。
　　的确，俄国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出身于贵族阶级，但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所谓第一批知识分子，都只能出身于贵族。原因很简单，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机会。当教育逐渐普及到社会下层的时候，才能出现平民知识分子。
　　俄国真正成为近代国家是较晚的事情，大约在十七世纪上半期，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年间。而彼得一世称帝则更晚，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出现于十九世纪初，此时这个国家尚未形成针对平民的普及教育。当时每个省只有一所中学，半数以上的县城连小学都没有，教育的对象基本上是贵族子弟。一七六二年到一七九六年间在位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就公然声称：“庶民无须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顺从。”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但这些平民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丝毫也不减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简而言之，在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其知识分子都出身于上层的贵族阶级，当这个国家逐渐发展，出现了面向平民的普及教育时，才出现了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且越来越多，这是各国之“通例”。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现代的官僚阶层都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中间也分化出了不少知识分子。可见，仅就出身而言，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并无大的差异，他们具有不同的人格特征，恐怕另有原因。
　　倘若溯本求源，连贵族阶级本身的出身也是平民。世界上本无贵族与平民之分，一伙弟兄共同打天下的过程中，意志坚强、头脑清醒、有出色才干的人成了“老大”。天下打下来之后，“老大”做了皇帝，跟着他的弟兄们分别有所封赏，就成了贵族。而这些贵族的子弟便成了世袭的贵族。就以普希金时代的俄国贵族为例，这些人中的多数都是靠军功赢得贵族头衔的平民子弟。旧俄罗斯的老贵族早已被历代沙皇扫荡殆尽。从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时就实行“特辖制”来打击大贵族的势力，培植军功贵族。而彼得大帝更是通过“官秩表”将一大批平民册封为贵族。在为俄国打下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北方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贵族中有许多平民的名字，其中有厨师，更有农奴。
　　我们承认人的灵魂有高贵与卑下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不是来自什么门第，也不是来源于什么血统。门第可以改变，遗传过程中可能发生变异。诚如卢梭所说：“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不可复制的。平民之中有劣迹昭彰、十恶不赦的歹徒，贵族中也有令人发指、残暴凶狠的恶棍。贵族中有宅心仁厚、情操优异的圣贤，平民中也有天资聪颖、品德高贵的精英。
　　若是仅就一个阶级而言，俄国那些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不是来源于贵族阶级的责任感，而是来自于消灭这个贵族阶级的使命感。是的，俄国贵族的优裕生活令人羡慕。他们家里仆役成群，有车夫、洗衣女工、厨师、厨娘和清洁工。每天除了宴会就是舞会。他们举止文明、谈吐优雅，几乎家家都雇有法国教师，每家每户的书架上都摆着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年轻女郎讲法语比讲俄语更流利。然而，支撑这份优裕与优雅的是十分野蛮残暴的农奴制度。在贵族军官——“十二月党人”起义的一八二五年，俄国共有四千万人口，其中三千七百万是农奴。这些农奴不仅毫无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就连生命安全都没有。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启事：“出售一名十六岁少女，端庄娴静，外带一辆半新四轮马车。”“待售：一名会梳头整发的男童和一条奶牛。”农奴的价格相当便宜。一匹良种马，贵族老爷肯出二千卢布，而买一个男性农奴，他们只会出三百至四百卢布，买一女性农奴是一百至一百五十卢布。而这个价格只在首都有效，在乡下则更低。相比之下，有特长的(这种特长也是侍候贵族的特长)农奴身价高些，一名厨师至少可以卖八百卢布。法律还规定，贵族如果杀死别人的农奴，只赔上一名同样的农奴即可(这些史料不是引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是美国人和法国人有关俄国史的著述)。贵族阶级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维护者。而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论出身于贵族还是平民，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反抗这种制度，反抗坚持这个制度的贵族阶级。有些知识分子出身于贵族不假，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这个阶级给他们的不是鲜花和香槟酒，而是流放和绞刑架。
　　那么，俄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有何不同呢？我认为，就是俄国人多些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而中国则缺少这类精神资源。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不是俄国的土产，而是来源于欧洲。特定的地理位置使俄国知识分子比中国知识分子早接受了西欧的文明。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北欧海盗和蒙古铁骑轮番奴役过俄罗斯人。处于那样的地位，他们只能选择强者的文化。早先，他们接受了蒙古人的文化，至今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遗迹仍明显地残留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至彼得大帝时，蒙古人早已衰落，西边的欧洲却迅猛崛起，彼得开始了俄国欧化的进程。彼得一世的对外开放世界闻名，而其后的历代沙皇无不把皈依欧洲文明作为自己的政策指南，有的沙皇本人就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如为俄国扩充了巨大版图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就是德意志人。欧洲的启蒙主义几乎同步传抵俄国。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经常与叶卡特琳娜通信，有的还被邀请到俄国访问。叶卡特琳娜给自己的孙子亚历山大请的教师是瑞士共和主义者、法国革命的崇拜者拉加尔普；而她本人在亚历山大只有十五岁时就给他讲述法国的宪法和人权宣言。后来就是她这位孙子亚历山大一世打败了拿破仑，直捣巴黎。但他对拿破仑满怀崇敬，在拿破仑逊位后，亚历山大甚至邀请他到俄国定居，并声称如果拿破仑到俄国，他将以“君主之礼”相待，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仅是法兰西的征服者，也是他的学生。这就是俄国，它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中国则不同，辽阔的西伯利亚原野、浩瀚的太平洋、荒无人烟的中亚戈壁、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几乎隔绝了一切外来文明轻易进来的通道。它按照自己的轨道独自发展，直到西方的技术制造出可以漂洋过海的舰队时，才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接触到了西方文明。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比俄国人至少晚了三个世纪，加上自身的传统又远比俄国强大，所以缺少原发于欧洲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