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辗转于友谊之间

　　一九二○年，“格奥尔格圈子”的干将弗朗茨·布赖出版了《文学动物寓言集》(Bestiarium Literaricum)一书，正如此书副标题“德国文学动物的精确描摹”所示，书中对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的另类文学天才(所谓“动物”一说大抵是指这些人物有别于正常人类)都做了详尽的描写和评说，如时常有自杀冲动的瘾君子作家约翰内斯·罗伯特·贝歇尔(“二战”结束后任东德文化部长)和以《停尸房》而轰动一时的诗人戈特弗里特·贝恩。一九二四年该书出版了增补本，却并没有收录有关另一名文坛奇才、与贝歇尔同龄的瓦尔特·本雅明的内容。在当时的德国，“贡多尔夫圈子”和格奥尔格圈子是名头最响的两处文学重镇，作为一名仅靠自由撰稿谋生的文人，赢得这两个学术圈子的青睐和认可决定着本雅明能否继续他从小就过惯并难以割舍的体面生活。并且，本雅明本人还是格奥尔格思想精神的集大成者，德国当代哲学家米歇尔·鲁姆普夫曾把本雅明比做一条身体超长、难以消化的食用鱼，格奥尔格就是这条鱼身上极其重要的鳞片。尽管如此，　　本雅明还是没有逃脱被学术精英无情抛弃的命运，虽说一九二四年他凭着《论歌德的<亲和力>》一文被格奥尔格圈子的叛逆、天才诗人霍夫曼斯塔尔接纳赏识，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改变他生前在学界萤火之光的微弱影响。他终其一生都属于怀才不遇的边缘人物。本雅明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不幸。用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话说，“从一九二五年申请教职论文被拒绝，到一九四○年九月在法国、西班牙边境服毒自尽，他的运气从来就没有好过”。事实上，他的坏运气在去世以后都没有结束：“二战”结束后，本雅明与阿多诺的书信集整理出版，后者否定本雅明的激烈言辞令人震惊，以至于恩斯特·布洛赫读后哀叹说：“我的朋友又死了一次。”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本雅明的身上再恰当不过。本雅明具备了德意志人勇于思想探索而讷于实践行动的传统性格，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他大量的原创性思想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的接受能力，故而申请教职论文的失败并非事出无因；他表现为缺乏决断力的犹豫迟缓不仅使自己深受其害，也时常不能被自己的朋友容忍。比如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巴黎召开了反德国法西斯大会，来自德国、奥地利的知识界精英济济一堂，纷纷走上讲台慷慨陈词，就连以独来独往、落落寡合著称的罗伯特·穆齐尔都做了语惊四座的发言，抗议政治左右文学，而身为纳粹德国反犹政治的直接受害者的本雅明竟然从头至尾一直坐在听众席上不置一词。本雅明性格上另一个致命弱点也是拜德国传统民族性格所赐，那就是懦弱，这一弱点在他身上同样被放大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无论是与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犹太复国主义者舒勒姆，还是面对分别小自己六岁和十一岁的布莱希特、阿多诺，本雅明都是一副唯唯诺诺、时常挨训而不做任何辩解的懦夫形象，尤其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的关系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性格刚强近乎粗暴的布莱希特理所当然地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本、布二人的交往也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上遭人非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本雅明最要好的朋友阿多诺夫妇、舒勒姆、布洛赫、克拉考尔都戴上了有色眼镜，先入为主地将外表不修边幅的布莱希特视为毫无艺术品位的麻辣诗人，他的思想属于不入流的“粗俗马克思主义”，奉劝本雅明悬崖勒马，放弃与此人的交往。其中阿多诺和舒勒姆的言辞尤其激进，大有本雅明如不听从劝告，就要与之割席断交之意。在劝说未果之后，他们之中就有人不惜大肆污蔑诽谤，如布洛赫称此二人构成了一种“无比奇怪的组合，一方是天才的亚历山大式诗人本雅明，另一方是天才的下流的布莱希特”。克拉考尔在给布洛赫的信中以西方文人特有的毒舌攻击说：“本雅明到丹麦见他的上帝去了，哈姆雷特有机会给这两人发表一点评论，毕竟哥本哈根那里有一家性杂志。”本雅明和布莱希特两位当事人没有怎么理会的这些污言秽语，却激怒了一身正气的汉娜·阿伦特，她在致爱人布吕歇尔的信中义愤填膺地将阿多诺诸人痛斥为“恶人帮”。
　　无论如何，对本、布友谊的误解乃至诬蔑是这些思想家犯下的不幸错误，至少不是意气用事所能撇清的。而这件事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令远离那个时代的后辈学者误以为布莱希特真的对本雅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这个错误观点直到上个世纪末都一直深入人心。罗尔夫·梯德曼是阿多诺的弟子自不用说，连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高足汉斯·迈耶尔都只参考阿多诺等人的一面之词，他武断地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能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作为解释，他提出了一条似是而非的理由：这代人的身上已经失去了前辈人理想主义的光焰。
　　一生致力于反主体哲学的阿多诺偏偏用主观主义的批评大棒来对待自己的好朋友，既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讽，又让我们感叹知行合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话说回来，如何拨开历史迷雾，梳理出本、布二人交往的真相，探察本、布友谊的本质？答案正是阿多诺竭力主张的客体优先、回到事物本身的思想方法，尤其需要我们将意识形态的差异搁置一边，感同身受地重新回顾他们两人交往的历史情境，倾听这两位当事人从日记和来往书信中流露出的肺腑之言。
　　本雅明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术语描述他和布莱希特的关系：不同凡响的星丛。现在学界很多人认为“星丛”概念为本雅明、阿多诺的独创，事实并非如此。该概念最早是德国浪漫派名家让·保尔从天文学中借用而来的，指的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无法区分的共存状态，正如星空中的天体被一种内在规律支配着运动，它们彼此的接近和相遇在人们的眼里却产生了诗意般的难以言说的美妙。假如用在人与人相识、定交的过程上，这个概念和“缘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在同等的语境下这两个词都是说：纵然此时与你的知己擦肩而过，命运必然会安排他彼时以另一种方式来到你的面前。本雅明在这里形容的正是他与布莱希特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的感觉。也正像文学评论家罗伯特·梅纳西说的那样：每一次偶遇实际上都是一场约定。
　　在本雅明结识布莱希特之前，他已经对这位文化巨匠心仪已久。须知，当时的德语文学界群星璀璨，而本雅明相中的仅有卡尔·克劳斯、卡夫卡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布莱希特正是为数不多的本雅明极感兴趣的作家之一，本雅明共撰写了十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于是一九二四年本雅明在结识了聪慧美丽、魅力四射的女导演、俄国革命者拉西斯之后，他就急不可待地多次请求后者撮合他与布莱希特见面。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夏季，本雅明也曾怀着近乎朝拜的虔诚去海德堡大学旁听了日耳曼学的泰斗贡多尔夫教授的一节课，印象却是“极其贫弱和毫无锋芒，与他的著作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时隔三年本雅明又要见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师，他何以如此确信布莱希特的魅力非贡多尔夫可比呢？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这就是“星丛”的神秘力量使然吧。
　　拉西斯向布莱希特转达了本雅明希望见面的请求，但布莱希特出乎意料地拒绝了。经过她的再三努力，本雅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可惜布莱希特接待他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尽管如此，本雅明仍一如既往地欣赏布莱希特。此时，谁都没有看好他们两人今后的友谊发展，因为他们的个性落差太大：布莱希特反应敏捷、自我意识强烈，争强好胜得有点蛮不讲理；而本雅明始终是一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形象，行动迟缓，整日做冥思苦想状，有时还表现出轻微的抑郁症。舒勒姆对他的好友的这个性格特点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任何认识本雅明的人都可以作证：他是一个内心情感活动最为强烈的人，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他大量著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其实这种鲜明的性格落差恰好构成了堪称完美的互补，性格要强就往往说一不二、难以通融，而懦弱敏感则必然善于妥协让步，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二人很多的争端就是以此方式进行的。据此看来，克拉考尔想当然地把本雅明称作“受虐狂”倒也不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
　　依据本、布二人留下的书面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布莱希特对本雅明的生硬态度到了一九二九年才有所缓和。从这年的五月开始，他们的交流日益密切，对很多重大的艺术和政治问题展开积极有益的对话探讨。对于布莱希特不容置辩的粗豪刚猛的论战式作风，感性细腻的本雅明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一方面承认与布莱希特相处不轻松，半开玩笑地跟自己的儿子施蒂芬说布莱希特的思考和语言方式都是咄咄逼人的，另一方面又对与布莱希特这样的文化大师的合作乐此不疲，自信满满：“跟布莱希特合作有很多内在固有的困难，根据这每一个困难我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说，如果说有人能胜任此事的话，我是唯一的人选。”这番话是在致舒勒姆的信中交代的，只可惜他这位朋友的性格和布莱希特一样坚忍固执，他的偏见差不多和他的信念一样难以扭转，在一九七五年所出版的《本雅明——一段友谊的历史》这部书中，他虽然没有像阿多诺、克拉考尔等人那么语出刻薄，但仍然对布莱希特“破坏了他(按指本雅明)身上的神学因素”而耿耿于怀。一句话，在对待本、布二人的友谊问题上，舒勒姆与阿多诺只有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
　　自一九三一年起，本雅明和布莱希特成为亲密的朋友，此时本雅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队伍，成为布莱希特不可或缺的专业指导。他们工作上配合默契，业余交谈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从资产阶级的性观念到先锋派的建筑布局设计，几乎无话不谈。两人还曾打算合作创作“犯罪小说”，不要以为他们心血来潮要写娱乐大众的消遣文学，事实上，德国文学从莱辛时代起到“二战”结束都从没有放弃过人文关怀和对社会及对历史的内省思辨，严肃的文学家也不屑于创作浅薄的通俗文学。本、布二人同样如此，他们构思“犯罪小说”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机制”。可见，本、布的工作和生活交往充满了丰富的内涵和积极的意义，两人完全称得起是一对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好搭档。纳粹上台后，布莱希特作为第一批流亡作家转移到了丹麦，本雅明多次应邀去丹麦看他。这段时期留下的记录充满了浓郁的温馨气息和人情味，如布莱希特的专用秘书兼长期生活伴侣马格蕾特·施黛芬给回到巴黎的本雅明写过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到处都是德国女人，布莱希特坐在花丛中喝咖啡明显感觉很不自在。他一再希望您能过来，当然这绝不是仅仅出于自私的原因。”布莱希特在德国文学界素有“采花大盗”的恶名，他“霸占和玩弄”多个女性的风流韵事常常备受后人指责，而且这些女子还都不是泛泛之辈，更非寻常的庸脂俗粉可比，而是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优秀演员或作家，她们都被布莱希特的盖世才华和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倾倒，心甘情愿地供他驱驰而毫无怨言。撇开道德问题不去深究，布莱希特没有沉醉在美女如云的温柔花丛里，还是时时惦记着远在他乡的朋友，足以说明他对本雅明的友情是何等的真挚热忱。
　　有道是患难见真情。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本雅明却感受到了来自布莱希特的无微不至的温暖。他到布莱希特在丹麦斯科夫斯博斯海滩的住处做客共六次，时间叠加在一起将近一年，这在纳粹逞凶时期流亡路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私人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布莱希特不仅精心安排本雅明的膳食，想方设法减少他的开销，还打发施黛芬定期给他送去香烟和书籍。考虑到本雅明没有固定收入，布莱希特又特意找专门为援助流亡者而设立的“丹麦委员会”为他争取津贴。总之，本雅明在布莱希特那里的日子过得惬意而悠闲，仿佛那不是避难，倒像是度假一般。无怪乎阿伦特说布莱希特是本雅明最后十年生命里最重要的人。在丹麦逗留期间，布莱希特还照顾到本雅明爱下象棋的嗜好，时常陪他对弈。在翘首期盼本雅明来丹麦的日子里布莱希特亲笔写下过他这生难得一见的多愁善感的书信，信中说：“北行之事(按指赴丹麦一事)进展如何？棋盘孤零零地摆放在这里，像失去双亲的孤儿，每隔半个小时我的记忆里便掠过一阵颤抖：该您走棋了。”
　　布莱希特极度欣赏本雅明的才华，把很多具体事务都交给他全权处理，比如出版交涉、文本编辑、戏剧演出乃至剧本的法文翻译。布莱希特每创作一部作品都一定要征求本雅明的意见，有时甚至写好几种不同的草案请本雅明选择一个他最满意的。作为回报，他为本雅明积极争取发表文章的机会，甚至不惜与出版方撕破脸皮亲自出面为他催要稿费。依照布莱希特的火热心肠，本雅明其实大可不必过他自己选择的那种狼狈不堪的东食西宿的生活，布莱希特在物质上照顾他一生都不是没有可能。但本雅明为什么宁可放弃布莱希特给他提供的相对安逸的避风港呢？还是跟他的懦弱性格有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本雅明与他的好友阿多诺、舒勒姆和布莱希特的友谊星座布阵中，无疑后三者的精神气势都超过本雅明很多，这自然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本雅明积极地靠近这三颗星体尽情汲取他们的精神养料，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注意保留对这三颗星辰的斥力，防备着不被他们完全吸纳过去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从一开始他对这三位朋友的态度都不是零距离、无保留的，他必须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守势姿态以方便自己随时可以抽身撤退，否则难保不在对方压倒性的气势逼迫下沦为他们的附庸。还有一点本雅明肯定也是了然于胸的：他这三位朋友同样刚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只存在推斥力，而没有吸引力，如果本雅明沦为其中任何一个人的附庸，他就必然失去了与其他两位的友谊，这是惯于博采众长的本雅明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我们不免看到这样一幅奇景：本雅明能够从容不迫地辗转于钢铁战士阿多诺、舒勒姆和布莱希特之间，而同为思想大家、本应心曲相通的阿、舒和布三人之间却不是彼此仇视的天敌便是素无来往的陌路人。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就能明白本雅明一系列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奇怪举动：本雅明在布莱希特那里滞留的最长时间也只有三个月，并且没有住在布莱希特家里，而是在邻近租房自住。同理，舒勒姆多次为他争取在耶路撒冷的研究席位，他借故一年一年地延宕最后不了了之。阿多诺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所转移到美国后立刻向他发出邀请，他干脆不予考虑。那种犹太人与生俱来的细致精明使他再明白不过：丹麦距离他的祖国以及他所钟爱的城市巴黎不远，他的财力也只够负担这点路费供他逃之夭夭；可是一旦迁移到遥远且人生地不熟的耶路撒冷或美国去，他就会彻底地仰人鼻息，连逃避的机会都没有了。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本雅明在跟他的所有重要朋友的书信交往中除了对舒勒姆以“你”(Du)相称之外，对其他人一律以“您”(Sie)相称，这在德语中听来让人感觉非常的生疏客套。我们甚至可以揣想，本雅明与舒勒姆初识时年仅二十一岁，在德国的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在校园里，不管认识或不认识一般彼此都以“你”互称，这样的叫法用了很久便习惯成自然，中年之后即使想改也无可能。如果舒勒姆是本雅明在三十岁以后结识的，那么很可能本雅明连一位能够以“你”相称的重要朋友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本雅明为什么说他是能够胜任与布莱希特合作的唯一人选，原因正在于他性格里的软弱阴柔。事实上对于宁折不弯的钢铁战士也只能以柔克刚，以硬碰硬只能不欢而散，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布莱希特的身边聚拢了那么一大批女合作者。本、布二人正是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的理想合作伙伴。当然他们两人之间绝不只有融洽和气，也有过矛盾、摩擦、纷争。表面看来，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作品及戏剧理论常常不遗余力地褒扬，而布莱希特却不近人情地“恩将仇报”。以《三毛钱小说》为例，这部作品刚一发表就受到了评论界的围剿攻击，布莱希特一时陷于极为孤立被动的处境，此时本雅明挺身而出，称赞这部小说表现出极高的思想水准和罕见的讽刺力量，作者的反讽水平甚至超出了尼采、高尔基、邓南遮等文学大师。相反，布莱希特对好朋友的作品评论极少，竟仅限于《论波德莱尔》和《历史哲学论纲》几篇著作，而这数量极少的评论也清一色地充斥着一棍子打死的贬斥之词。而一九三四年在斯科夫斯博斯海滩度过的夏季对于本雅明竟如炼狱般的煎熬——布莱希特激烈地批评他对卡夫卡的评论，在火药味十足的声讨中他甚至被扣上一顶吓人的帽子：给“犹太法西斯主义推波助澜”。本雅明默默无声地记录下了布莱希特的一切责难，并且在丹麦一直逗留到秋季。布莱希特锋芒毕露的指控显然没有影响本雅明的情绪，在这次争论之后本雅明很快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三毛钱小说》的修订中去。总之，本雅明的软弱性格决定了他虽不可能在文化战斗的第一线冲锋陷阵(至少从现有的记录看，在一九三七年惊心动魄的布莱希特与卢卡奇关于表现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大论战中，身为布莱希特的亲密战友和现代主义文学的支持者，本雅明并没有过什么惊人的作为)，但却能使他近距离接触棱角鲜明的思想大师。
　　话要说回来，布莱希特对本雅明作品的指责虽不致毫无道理，但也显然是言重了。相比于布莱希特，本雅明的涉猎范围更广，思想更精深。本雅明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所有绽放鲜花的地方都要停下采蜜，介入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对他只不过是临时客串。他学问之广博甚至令人难以界定他的学术身份。正如阿伦特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学识渊博，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阐释，但他不是语文学家；他曾对神学和神学的阐释类型而不是宗教深深着迷，但他不是神学家……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但本雅明的博采众长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他的文化运思过多地取材于他人，虽不乏原创智慧的火花却也往往显得过于精细繁复，令单纯以革命文学为自己神圣使命的布莱希特难以消化接受，而且极易给他造成小资产阶级艺术的错误印象，他的第一反应自然是斩钉截铁的拒绝排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苛求英雄，因为英雄也是人，是人就会有目力不及的盲点。
　　令人欣慰的是，本雅明去世后，布莱希特在对亡友作品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的基础上，纠正了原先有失偏颇的看法，形成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认识。比如针对本雅明关于卡夫卡的释读，他是这样重新评价的：“作家往往奉献给我们的是阴郁、晦暗、难以接近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必须用精良的艺术修为和专门知识才能去读，好像这些都是非法信件，出于对警察的畏惧而写得很隐晦。”在认真地重读了波德莱尔的诗后，布莱希特放弃了粗暴的拒绝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对波德莱尔的诗做了改写。在一九四一年的《工作日志》的记录中，布莱希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专门表达了他对《历史哲学论纲》的尊重，他在这个时期计划创作歌剧《幸福之神》，有意识地把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表现的诸多母题如“幸福”、“灾难”、“拯救”等融合进去。这样的处理，既是追思亡友的最好方式，也是对自己文艺思想的提升。
　　本雅明一生的种种不幸遭遇令我们后辈人无限伤感，但他在真理探索的道路上却是一位幸运者。从这层意义上说，那些至死都不肯放弃对他和布莱希特的偏见因而与真理失之交臂的思想家们又何尝幸运呢？
　　(《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美〕理查德·沃林著，吴勇立、张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