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源”略论

　　九七年第九期《“黄金十年”》一文，评介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尤为难得地对一八九八至一九一二年，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且影响此后中国几十年的“黄金十年”，作了颇有见地的阐述，值得细读。
　　细读来，却感觉有些问题。如文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谈日语词汇融入现代汉语，作者认为这“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接着说：“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作者列举了“服务”、“组织”、“革命”、“经济”、“法律”、“共和”等等，说“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我不知这样的论断来自书作者还是文作者，但可以说是有问题的。
　　在所举的词汇中，占很大比重的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汉语词汇。当然词义因时代发展等等会有变化，但就词汇本身的延存而言，可以从历史上找寻其语源。例如，“组织”一词，在《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中均有，在《辽史·食货志》中有“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革命”一词起源更早，《易·革》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如“共和”一词，学中国古代史的都知道“共和行政”，《史记·周本纪》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再如“法律”一词，《管子·七臣七主》中有“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淮南子·主术训》记：“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再如“封建”，且不言“封邦建国”而仅从词汇本身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再如“文学”，不仅在《论语·先进》中记述孔子因材施教，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而且汉代“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争辩的对手，即“贤良、文学”，《盐铁论》中反复记述。《汉书·武帝纪》有“讲文学”之句。另外，如《尚书·毕命》有“政治”，《左传·桓公二年》有“纪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有“政府”，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我们知道，语词的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如今我们使用的一些术语、词汇确有不少来自日语，也确与本世纪初前后大量日籍汉译有关。但现代汉语中也有不少词汇直接译自西文，在上文所举词汇中，如“服务”与“方针”这样只源自日语者并不很多。现代汉语中的大量词汇是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更何况融入现代汉语的日语(确切讲是明治以后的)词汇(应指名词且是汉字词)，既有古代汉语之演化，又是西文日译之借用，其“语源”许多可追回到中国。当“遣唐使”们带去中华文化东渡后，大量的汉语词汇并未如物品一般“取去不剩”，而是历时代春秋而演进发展。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有承继性，词汇之语义有变化，但词汇本身却直接延存。考察汉字词汇作为汉语的“外来语”时，更得小心。难怪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等人编写《汉语外来词词典》时，不仅格外谨慎，而且注意考证一词多源，不轻断哪个词只有一个语源。对现代汉语词汇之语源的考证，确非易事。对“外来词”如此，对千年已有之词又当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