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见血见肉，方为真实

　　沙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通常被认为是二级作家，但这不等于说《沙汀传》的价值就一定得在二等以下。这得要看怎样发掘，怎样叙述，是否真下功夫，尤其是要看是否敢于触及见血见肉的真实。吴福辉的《沙汀传》是一本对沙汀有深刻理解的坦白、真实的书。传记还描绘了与沙汀有过交往的几十位现当代重要作家的风貌性格，展示了一部活的流动的现当代文学史，而且借助对沙汀及其周围人行为的分析，探讨了四川人的性格特征，或许可以说，它描述和研究了中国内地所特有的茶馆文化、袍哥社会、乡镇传奇与四川民俗，的确为传记写作进行了新的探索。
　　沙汀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和活动家，但他来自旧的世界，舅父、岳父均为本县大袍哥。家乡的山水民情和辛亥革命后在他舅父周围迅速形成的袍哥社会，比读书更深地吸引了他，更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乐于观察人世的天性。沙汀初闯文学之门时，正值左联初期普罗文学成为主潮，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要求写都市的集会、罢工，农村的反抗、起义，他对此感到迷惑与无所适从。这时他与艾芜一起联名向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对他们的训词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沙汀当时很难全部领会这话的复杂涵义，接着又因鲁迅对他一篇作品所下“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断语，阴差阳错，在创作的道路上经历坎坷。直到一九三六年，三十四岁的沙汀，才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他的创作才算有了落脚点。《在祠堂里》等短篇小说形成影响的秘密在于：既合乎左翼文学揭露社会黑暗的主旨，又与沙汀这个期间偏于题材传奇性的审美情趣相一致。在这之后，他的创作开始大规模地概括故乡。在经过了太久的滞留之后，在艺术风格的成熟阶段，沙汀于四十年代写出了他的重头作品、长篇小说《淘金记》等“三记”，全力采纳乡土讽刺故事范型，实现了用现代形式表现乡土的文学理想。
　　从《沙汀传》这本书的描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真正的文学创作，实在只能是一种体验。沙汀三十年代后期，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改变旧的创作基地，另辟新路，写出内容全新的作品的期望，奔赴延安。这个想法是在读了友人周立波发表的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之后萌生的。到延安后，他被贺龙那种有力量的性格迷住了。为了追随贺龙那光彩的性格，他跟随贺龙到了抗日的最前线。奇怪的是，他一门心思去前方，到了前方却在写后方。他置身于抗日根据地，但他不敢这么快便拿敌后题材写小说；在对贺龙追踪访问的间隙，他写的却是关于偏僻的抗战大后方的讽刺小说。他醉心的仍是描写农村人物，他的创作中心所在，是用前方的感受，来加深对后方的认识，他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了故乡。从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他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在文艺思想上，他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例如“旧瓶装新酒”等)不合。但这些想法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这在沙汀的内心是很苦的。他终于决定还是离开延安，回到四川。他好像是回头走去，但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创作的黄金时代。然而，这次离开延安的原因，成了解放后他遇上的第一个需要解释的“思想问题”：他得证明自己不是临阵脱逃，还要设法不致被人误解为不愿写解放区。作为延安之行的收获，他写成了《H将军在前线》，描绘了贺龙阔大不羁的蓬勃性格。然而，沙汀之所以能写好贺龙，也是因为他能体验贺龙，而不仅仅是观察与记录贺龙。沙汀意识到贺龙是一个从农民群众中站起来的领袖，他把贺龙归入他的乡土世界里的一个新人。他认识到，从旧世界中走出了贺龙，也走出了自己，从而在贺龙与他之间，找到了内在的连结点。
　　传记以真实和多方面的材料，展开了对于沙汀创作的种种评价的讨论，给人的启发是很多的。尽管沙汀是左翼作家与活动家，但他的作品并不直接反映革命斗争，歌颂革命英雄，而多为暴露与讽刺；他的作品并不是大众化的，不是旧瓶装新酒，他所谓的现代形式，通常被认为是有几分“欧化”的；在艺术上他含而不露，一刀是一刀，下笔有余味，但也就有些不够明快。沙汀也与任何一位作家一样，都生活、创作于一定的时空之内，都有难以　完全摆脱的某些局限。这些都给对他的评价带来困难，也常常使他自己陷入惶惑。这一切，传记都真实地展示出来了，使人不能不深深地思考个中的道理。四十年代后期，胡风主办的《希望》以及《泥土》两个杂志，认为沙汀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是“客观主义”，思想力不够，缺乏更深更热情的探求。沙汀对此十分恼火，认为那些是惊人地武断的批评，曲解了他不动声色的风格。但他承认他的作品对“人”开掘不深，而且认为这是由于左翼文学长期都把“社会”推向前景，塑造人物性格是从社会角度关注的，人的其他侧面不免忽略。沙汀的反思是很有度量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严文井、胡乔木对于沙汀创作的评价，使他兴奋和惶惑。他们说《淘金记》是对“地狱”的出色描写，是地方风俗史，说沙汀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他们认为沙汀对反动人物的鞭挞不够明快，吝啬夸张，普通读者对于那太含蓄的用意，理解起来很吃力，甚至认为沙汀作品里的劳动人民形象给人的印象不鲜明，容易与反动人物混同起来。他们觉得沙汀的讽刺还缺少一种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读者足够的愤怒。沙汀反复思量这些话，他总是想不明白。这些话里肯定有很重要的启示，但他弄不懂为什么对丑的调侃只能是一种色调，表面不太刻毒的社会讽刺，为什么就不可以。在此之前，他一直很欣赏赫尔岑在评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时写下的一段话：反对农奴制度，可以像屠格涅夫那样不过甚其辞，也不必驱遣过猛的语句，只需优美的文体，平心静气的叙述。沙汀甚至把这当作不懈的美学追求。他知道他的讽刺笔法在今天已无用武之地，他的讽刺艺术从此便弱下去了。八十多岁高龄的沙汀晚年回顾这个关于讽刺思想的问题时，不无惋惜地认为：赵树理对农村还能保持一点锋芒，他在一部分创作思想上比赵萎缩。作家的创作思想在萎缩，而不是更有朝气这是非常可悲的。由于传记中的这些内容，我不能不认为，吴福辉写这部《沙汀传》，似乎兼有总结现当代文学经验与教训的目标。
　　传记对于沙汀创作个性的刻划，是非常有意思的。首先，沙汀那种对于文学的执着追求与投入的态度，不但使人感动，而且颇有感触。沙汀只是对写作有兴趣，入迷，在他生命的任何时期，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当官。朋友们的成就带给他巨大压力，但他从不粗制滥造。他决不因约稿信纷至而草率写作。四十年代整整十年，沙汀都处在半囚禁生活的窒息下。他说那十年时间他不能体验到完整的生命，但写作的生命却燃烧得更旺。这是因为他把生命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这种创作个性可以称为“土拨鼠”方式：土拨鼠的视觉是环境毁掉的，并不是它自己甘愿的。它手足锋利，能够遁土打洞，不停地挖泥巴，这不单是为了藏身，储存食物，倒更多的是为了透一点阳光。沙汀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的山里人习惯。“土拨鼠”式的创作方式给沙汀作品带来体验的深度和厚度，使他的作品含蓄耐读，经得起解释与回味。沙汀作品的广度是从深度获得的，“与其广阔而浮面，倒不如狭小而深入”。
　　作者在传记中创造了一种“对讲”式历史传记结构。这是一种以开放性、阐释性、接受性为特征的结构。他认为历史再也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重述出来，而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运用原初与第一手材料，却也无可奈何地带着传记作者的印记与体验，并由此切入历史。他认为传记是记录，诉说，写照，但也不免会有传主与传记作者的交流与撞击。因此，传记必然地是彼此进行的一场关于“那个人”的历史性对话。他通过这样的“对讲”，追求当代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既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自己“平等”地阐释他们。从“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作者大量采用了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沙汀不顾年老多病，与作者有过几十个小时的录音谈话，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还允许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在这个过程中，沙汀以置身于一切现实是非与矛盾之外的文坛前辈的身份，对自己八十多年的经历作了最直率、最坦白、最不顾忌的陈述，丝毫不吞吞吐吐，也不左顾右盼，真可谓是超越了时空纷争的老人的坦荡自白。在传记的“对讲”结构里，自然处处都渗透了传记作者的观点，这观点不仅鲜明地表现在贯穿到底的同时又是虚拟的传主与传记作者的对话里，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当事人所口述的话里，因为这些材料都经过了传记作者的头脑和记录，已经包含了主客双方。在这些地方，吴福辉表现了对沙汀全部作品的理解，和对沙汀人生历程的独到阐释，以及对现当代文学现象和作家们的深刻认识。然而，传记作者的观点又并非传记的终极观点或最高观点。对于诸多问题的叙述、理解与阐释，传记保持了多元视角，把结论留给读者去作出。这样，“对讲”结构就带来了写作与阅读的民主化，读者不必担心成为别人武断结论的奴隶。
　　面对这样一本显然有感情与心理含义的传记，我曾经当面问作者他的写作动因。我之所以这样问，是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本学者写的作家传记，作者在这里显然是体验了什么，投入了些什么情感，不察觉地在寻找什么答案。这些问题绝不是评论一部传记时的百无聊赖的节外生枝，相反，它恰恰是写好一本传记或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内在条件。吴福辉说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沙汀，他只能回答：因为他爱读沙汀。可是，为什么爱读沙汀呢？他说沙汀吸引他，是沙汀关注现世的世态人情，是他的小说厚重有力而非感情外溢的风格。沙汀不是才子，但他是那个乡镇世界的智者，有一支能雕镂面前的各样人物的笔，最能领悟奇奇特特的性格之美，尤其是“丑美”。沙汀的作品里没有感伤气息，书生气，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在生活中，他是有情的，他甚至因为感情牵挂，为朋友、为孩子作出牺牲。总之，吴福辉说沙汀现实地生活过、创造过、眷恋过了，他说他神往于这个。对于“现世”生活与感情的关心、向往与体验，使得他这本传记避免了书卷气与学究气，避免了沉闷、枯燥与教条习气。
　　“见血见肉”这个词，是吴福辉在谈到自己这本传记的目标时使用的，意思是说要敢于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而不畏惧多方掣肘，不怕责难与挑剔，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正做到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他认为，“盖棺论定”不能成为阻碍为活着的人作传的理由，因为史迹尽管已经流逝，但它仍然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盖棺论定”反而成了随心所欲打扮历史的托词。然而，写活人的问题就更多。他决心在这本传记里，面对传主及其同辈人俱在的情况，写几句见血见肉的话。对于沙汀的同时代人，传记按照他们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点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得过大，他都忠实于沙汀的叙述和沙汀的观察，而这些长处或缺欠对于他们，都同等地属于局部，根本不是全面的叙述或评价。读过《鲁迅传》里的周扬，再来看看这里的周扬；见过《胡风传》、《丁玲传》里的胡风、丁玲，再来看看这里的胡风、丁玲，有利于了解人的复杂性，或者会使我们多少了解一点“人是角色丛”这个判断所包涵的意思。这不是一个用不同观点看人的问题，而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不同的人面前的不同行为与语言。正如政治风云里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与所谓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实际上是身边工作人员与警卫人员眼中见到的日常生活里的毛泽东，都是同一个毛泽东，都可以看看嘛。这是传记写作的一种突破，即所谓视觉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观察的权利，而且也许会看到一些重要之点，尽管每个人并不都看明白了或看到了全面。毛泽东曾经说过，面面俱到，四平八稳，并不是辩证法。所以，我很赞赏吴福辉这样来处理与描述沙汀的同时代人。传记作品里“见血见肉”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历史的细节真实的问题，而不仅是描写生动上的有血有肉。恩格斯曾经说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参照恩格斯这里的定义，可以知道历史细节的真实，是历史传记毫无疑义的前提。一本传记有了敢于见血见肉的历史真实，敢于把历史的细节言之凿凿，而不回避，不消解，不耍滑头，不指鹿为马，不欺骗造谣，不哗众取宠，那它就会价值连城。至于说在细节的陈述上，这本书与那本书有出入，有矛盾，那是难免的，而且也不可怕，因为历史总是从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
　　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于京西花园村
　　(《沙汀传》，吴福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版，7.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