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作家是斗争前沿的“侦察兵”

　　蒋路同志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已经出版一年了。
　　《论文学》并非卢那察尔斯基全部的文学论著，而是一个选译本。据了解，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论著多达两千种。从这么多论著中，现在选译三十多种，看来，译者是很下了一番挑选斟酌的功夫的。译者选的是否精当，不敢妄评，但其用心，则可以从这个译本中约略看得出来。这就是：他很注意为今天的读者考虑——注意卢那察尔斯基那些最有价值的、于我们今天有益的东西。为了以有限的篇幅来容纳有代表性的著作，译者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删去入选文章中无关宏旨的或与前后入选文章重复的部分，二是从不拟入选全文的有关文章中，或者摘译若干重要章节，附在主文之后；或者只是摘录若干片断，在注释中略加交代。这样就可以使读者对作者的论点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不过，在选文上我觉得不满足的，是论述有些著名作家的文章入选得少了一些。例如，罗曼·罗兰即是一例。作者和罗曼·罗兰私交甚笃，专文加以论述的又有三十余篇，现只选了一篇，而且着重论述的，还是并非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也许更多的读者倒是很想读读作者论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名篇的文章的。
　　译者为读者着想的用心，还可以从许多注释中看得出来。除去那些典故、背景材料的介绍外，译者还加了一些注。这很必要。因为收进这本书的是单篇的文章，读者不一定顺着次序每篇都读，但他选读时，有这些注，就可以引导他很方便地去读那些有关的篇章、段落。我从这些注中，触摸到译者那颗为读者着想的细致周到的心。
　　《论文学》之所以是一本有益的书，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现状，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时面对的苏联文学十分相似。《论文学》绝大部分写于二三十年代，这正是新型的苏联文学草创和初步发展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执政的阶级和政党，这一切向文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文学遇到了以往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些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必须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以指导这新的文学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贡献，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普列汉诺夫仍然在相当的程度上，保持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一个难能可贵的贡献，正是他比较深刻地、结合当时苏联文学发展实际地阐述和发挥了列宁在文艺方面的基本思想，对当时的许多文艺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新鲜见解。当然，正如《译后记》所说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些著作价值不一，“有的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至今仍然保持着生动的现实意义；有的则包含着不同程度的错误和缺点”。但是，这本《论文学》经过译者仔细的挑选，可以说集中了这些著作中最为精彩的一些篇什，尽管其中也是瑕瑜互见的。
　　因此，《论文学》今天对我们很有启示。例如，其中有不少地方谈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家如何对待文学家的问题。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中也是很尖锐突出的。《论文学》就这些问题说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深刻的话，尤其是在他论述高尔基这个无产阶级作家的具体代表的那些文章中。卢那察尔斯基强调指出：艺术向来是一件“巨大的政治武器”，“任何作家都是政治家”(三三三页)。他甚至干脆用了这样一个术语：“作家—政治家”。他认为，“我们的艺术家不用害怕在写艺术作品时变成政论家”，“一个作家平常都用艺术家的身分出来发言，有时却以政论家、人民代言人的身分给社会写信。”(三三五页)但是，他又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作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家。作家“是一名侦察兵”。他甚至认为，“有许多问题不可能不从政治领袖身边滑过去，却不可能从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身边滑过去。”(三一四页)
　　卢那察尔斯基对于作家是侦察兵的论述，相当精彩，不妨抄在这里：
　　作家不能等到一切社会争论都已解决的时候才出场，他出场也不是为了要说：现在我给你们唱一支歌，向你们最后表明这件事获得正确的解决了。作家是开路先锋和实验家，他应当走在我们大军的前头，深入无产阶级生活和经验的各个方面，用形象思维的特殊方法把这些方面加以综合，给我们带来丰富多采的鲜明的概括，使我们知道当前在我们四周完成的是一些怎么样的过程，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是一场怎么样的辩证的斗争，正在取得胜利的是什么，斗争发展趋向又如何。假定一个作家具有足够广阔的视野、足够敏锐的眼光和准确可靠的听觉，假定他能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整理自己的丰富经验(虽然是在形象思维的领域内)，那末他不仅会成为解释党的现成口号的插图画家，还会给党的领袖们、给党中央、给党的代表大会和舆论机关带来一批上好的半成品，于是党就会比较容易、严谨、正确、深刻、切实地做出自己的表现为口号的结论。(二九六至二九七页)
　　正因为作家是这样一种在斗争前沿单兵搜索的侦察兵，他必不可免的，有时会犯错误。这就有个问题：如何对待作家的错误？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犯错误乃是取得进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二九七页)只要这种错误“没有越出无产阶级文化的范围”(二九六页)，只要作家愿意承认这些错误、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对待这样的作家就应该宽容。“马克思对待作家是温和的”，“列宁对待作家也是温和的”。(二九八页)
　　列宁对待高尔基就是一个突出的典范。“高尔基犯过很多错误。”(二九四页)但是，卢那察尔斯基批驳了拉狄克等人对高尔基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拉狄克揪住高尔基的错误不放，“宣称高尔基是一个松动的病牙，时而歪向这边，时而又倒向那边，他甚至还宣称，无产阶级的颚骨容不得这颗病牙。”(二九一页)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对待无产阶级的作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对待他们的错误，应该每一次都对情况作历史的分析。高尔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就应该用每个特定场合的历史条件来解释。“既然高尔基不得不单枪匹马前进——最初一段时期完全是单枪匹马——他有时不免受到这样那样的知识分子思潮的影响，在他的艺术活动中犯下错误。”(二九七页)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对待作家应取宽容的态度，还具体表现在对马雅可夫斯基两重性格的评述中。他形象地比喻说，马雅可夫斯基有一个跟他容貌相同的化身——马雅可夫斯基的“同貌人”。虽然他极为严肃地指出，这个“同貌人”——“柔和的、极其亲切的、非常富于同情心以至近乎病态的马雅可夫斯基”(四○六页)，“是由马雅可夫斯基身上残留的一切小市民因素变成的”(尽管这些“小市民因素并不十分讨厌”)(四○三页)，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不幸”。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分析，正是这个“同貌人”，导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但是，就是对这样的马雅可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仍然采取了深情而又体谅的态度，说了这样一段温情脉脉的话：
　　马克思说过，诗人需要亲切的爱抚；但是我们中间有些人并不象马克思那样。我们有些人不了解……马雅可夫斯基需要亲切的爱抚，不了解他有时候最需要的是一句话，——也许是一句最简单的知心话；它适合这个同貌人的胃口，它会消除同貌人的内心苦闷。(四○六页)
　　今天，我们从被林彪、“四人帮”践踏得这样混乱不堪的基地上，开始了一场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在这场进军中，我们当然也需要自己的“开路先锋和实验家”，需要自己的“侦察兵”。但是，这些侦察兵既然面对的是除旧布新的十分复杂的生活世界，既然他们也和普通的人一样，也有这样那样的弱点，那么，他们也一样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我们的作家不能不深思熟虑自己肩负的光荣职责，我们的党也不能不深思熟虑对作家采取怎样谨慎一贯的态度。
　　《论文学》谈到的艺术真实性问题，是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复杂的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论述，当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是，却很值得我们深思。
　　　卢那察尔斯基是从我们时代的文学及其社会功能这个根本问题上，论述文学的真实性问题的。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为社会主义、为人类的未来、为这个实际上是唯一有存在价值的形态作英勇斗争的时代，也是对至今还残留着、然而对于人来说并无存在价值的陈旧事物作英勇斗争的时代。这些陈旧的事物还没有消灭干净，还在死死地缠住生活，极力想断送我们的未来。”(四七页)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除旧布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把全部艺术整个儿看作我们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支队”(四八页)，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无产阶级以及同它联盟的各个集团的艺术，基本上不能不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为什么是这样？普列汉诺夫早已指出过，一切积极的阶级都是现实主义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使命不是仅仅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可是，即使把我们的目的只局限于认识现实，这就已经是现实主义了。”(四九页)
　　现实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我们不能脱离现实。我们认为现实是我们的活动场所，是素材，是课题。”(五三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句话的下面，紧接着就有一大段话论述了当时苏联社会中还存在着的许多“阴暗的事件”、“灾祸”。他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揪住活人不放的僵死力量”，是我们要与之斗争的。不正视这些丑恶的东西，“用逃入虚妄的自由幻想中去的方法来同现实作假想的斗争，是跟我们的志趣不合的。”(五三页)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文学要真实地揭示现实，包括揭露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黑暗的东西。如果不让揭露，那就是逃避现实，是“假想的斗争”。
　　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揭露这些黑暗的东西，而且还可以也应该去写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悲剧。他说：
　　“……社会主义悲剧能不能存在呢？
　　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应该存在。马克思说：过去最大的悲剧家描写了没落阶级、崩溃中的阶级的苦难，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世界诞生的苦难。我们有伟大的先驱者在前，我们有很好的悲剧题材。”(着重点原有，见六七页)
　　“就在我们今天，悲剧性的因素也还没有消除，因为牺牲不仅依然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歌颂我们的斗争中的牺牲者，描写这场日后会取得胜利的斗争中的牺牲者，——这无疑是现代悲剧的首要任务和良好基础。”(六八页)
　　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同时又强调指出，文学所要反映的现实，是“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而无产阶级的作家应该是：“他确定自己一方面是历史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能够决定这个过程进展情况的积极力量。”(五四页)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就是真实：
　　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象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真实，谁不这样看它，他便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因而也是悲观主义者、牢骚家，而且往往是骗子和伪造者，而且无论如何是有意无意的反革命和暗害分子。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还根据共产党人的“说真话”的要求，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话啊！”他心里可能没有反革命的仇视，他做的也许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他说出了可悲的真实，但是他没有从发展中分析现实，所以这样的“真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看，这不是真实，——这是非现实、假话，是偷偷地用一具死尸来替换生活。(五五至五六页)
　　他比喻说：“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现实主义者，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正在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否则，“他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呢？他们会创造我们革命的后院的艺术纪录、艺术照片，他们会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猪一样，说他们‘把整个后院翻查了一遍’，什么好东西也没找到。”(四五页)
　　对于那些不是在发展中把握真实的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给他们一律扣上政治帽子——“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有意无意的反革命”、“暗害分子”、“骗子”……把他们的作品一概斥之为“革命的后院的艺术纪录、艺术照片”，这显然是粗暴的，不可取的。但是，他指出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把握的真实，是用“死尸来替换生活”的真实，却不能不说是很深刻的。
　　看来，在真实性的问题上，我们应该记取卢那察尔斯基这个全面的结论：“绘出充满真实性的图画，从现实的对象出发来真确地描写它，阐明它，而又总是能使人感觉到对象的发展、运动、斗争”。(六十页)
　　当然，要列举《论文学》中所有于我们今天有意义的论述，显然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列举的，也还有见仁见智的不同呢？不过，我还想最后说一点，我读这本书时时时涌上心头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卢那察尔斯基有多么丰富的学识、多么精湛的艺术修养啊！他对苏联的、俄国的、西欧的许多作家及其作品是那么熟悉，那么细致。他决不满足于对作家、作品只作政治的社会的分析(虽然这些分析时时闪烁着才气的光芒)，而且还以一个艺术的行家，对书中论列到的作家的艺术技巧、艺术风格，几乎都一一阐幽抉微，作了细致的分析。例如，请读一读二三一页至二三三页，他谈到柯罗连科时，为了在比较中准确地把握住其文笔的优美，竟然一连对比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福楼拜等一系列作家的语言艺术的特色。这些描述都是极为精到的，即使只是吉光片羽，也能引人思索。每读到这些篇章时，我就忍不住去想：
　　“哪一天，我们的文艺事业领导人、我们的文艺评论家都能象卢那察尔斯基这样是一个艺术的行家，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