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文坛二位女老将的争吵

　　目前美国文坛有一件引人注意的争端，在这件争端中，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内战，竟还有一些影响。
　　争端的一方是丽琳·海尔曼(Lillian HelIman)。1941年时，她的剧本《守望莱茵河》在纽约百老汇演出，轰动一时。这本反纳粹的剧本便成为战时名著之一，后来不但改编了电影，而且也被翻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各国城市上演。抗战时期的重庆，《守望莱茵河》也登了舞台，剧本是冯亦代所译。历年来海尔曼的剧本有《儿童的时刻》、《小狐狸》等，都很著名。近几年来，由她的自传性短篇小说《裘丽亚》改编的电影，又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国内《世界文学》已作了介绍)。她的新著小说《或许》(May－be)定本年六月出版。海尔曼今年已七十五岁，年虽老迈，仍盛气凌人，不甘受人欺负。她的耿直的性格与她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进步立场，在文坛上是众所周知的。
　　争端的另一方是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她是美国左翼文坛的另一个著名女作家。她的近作长篇小说《吃人肉者与传教士》(Cannibals and Missionaries)，甚获好评，也是去年一本畅销书。她出生于1912年，比海尔曼小了七岁，曾与已故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门·威尔逊(Edmond Wilson)结褵。多年来，麦卡锡是美国左翼文学批评刊物《纽约书评》(NewYorkReview　of　Books)的经常撰稿人。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她经常利用那个刊物的篇幅，对美国政府的越战政策作极为严厉的批评。
　　这二位极具声望而又思想进步，敢言善战的老女作家，最近竟公开发生争端，要打官司，公堂相见。
　　海尔曼与麦卡锡无论在性格、思想，言论及作品上，都有很多相似点。她俩都是脾气倔强，刚傲自负的人，所以一有冲突，便难以收拾。而这次争端的种子，早已在四十余年前即已播下。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对知识分子的启示，及这种启示所引起的论争，今日竟仍有影啊。
　　争端是怎样开始的呢？
　　今年一月，纽约一个非商业性的电视座谈节目，请麦卡锡女士参加，一面替她的新书作宣传，一面随便谈谈当代文学作家。节目的主持人问麦卡锡女士，在她的心目中，目前的名作家中何人被“捧得太过份”？(在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常要故意提出较有“挑逗性”的问题，使谈话可以热闹一些，借此吸引观众。)直言的麦卡锡马上回答：“我想丽琳·海尔曼被估计得太高了。她其实是一个蹩脚的、不诚实的作家。”节目主持人问她，所谓不诚实，意在何指？麦卡锡答说：“她什么都不诚实。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话。”
　　这个节目广播后，文化界哗然，对麦卡锡用辞的坦率大觉震惊。但也有人以为麦卡锡是文学批评家，对一个作家有权作这样的评语。电视节目请海尔曼反驳，被海尔曼拒绝。但她却向法院告状，控告麦卡锡、电台及电视节目主持人诽谤，说此节目不但损害她的名誉，而且毁坏她的心理健康，要求赔偿一百七十万元，另加罚款五十万元。海尔曼的律师并声言，他们虽然是力主言论自由的人，但是以为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并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故意造谣破坏名誉。
　　海尔曼住在加里福尼亚州，对来访的记者说，她不懂麦卡锡为何要这样攻击她。“我与她已有十年没有见面，平常也从不在文章里谈论她。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但并没有密切交往。我想她一直对我厌恶，远在西班牙内战时代开始，我记得那是在1937年11月或12月，我刚从西班牙回来。”
　　那时左翼文人分为二派。海尔曼全心全意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派，认为要将佛朗哥击败，唯一办法是组成联合阵线。麦卡锡则属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年》作者)的一派，认为共和政府派与苏联关系太接近。
　　住在伦敦的麦卡锡，对来访的记者解释说：“我与她并不十分相识。我的意见完全是根据她的作品、特别是《卑鄙的时代》(ScoundrelTime)。她在书中自视清高，其实是很虚伪。”
　　《卑鄙的时代》是自传性的，于1976年出版，记述一般文化人于五十年代麦卡锡参议员(JosephMcCarthy，与女作家无亲属关系)反共迫害时期受政府调查机构折磨的情况。海尔曼在书中也许将自己的气节夸得高了一些，暗指他人在政府的压力下失节。这种论调，不但引起麦卡锡女士的反感，而且也使文化界其他人士不满。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左翼文人继承三十年代传统，分为二派：一派是亲苏的，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另一派是反斯大林主义者。海尔曼属于亲苏派，麦卡锡(作家)属于后一派。双方的冲突，开首起于政治立场不同，随后牵涉到感情问题。在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时代，及五十年代的麦卡锡参议员的迫害思想自由时代，论争很激烈，进步人士由于对政治看法不一致，往往伤了感情，友敌之分，以政治观点做基础。)
　　《异议》(Dissent)杂志主编，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欧文·荷威(Ir－ving　Howe)做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二位女作家的争执实在是起于一个基本问题，即是她们各自对共产主义的看法。这个问题是本世纪思想上的中心问题，因为一般上了年纪的成名作家，于三十年代开始，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发生好奇，展开争论。结果，四十余年前所留下的创痕，至今仍有余痛。荷威指麦卡锡女士用辞过份一些，但她对海尔曼的批评，大体是对的。荷威本人也觉得海尔曼在《卑鄙的时代》里自我吹嘘得太过份了。
　　与荷威表示同感的还有其他作家，都是六、七十岁的。例如文学批评家德威特·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也指出此书与事实不符，好似是重写历史。麦克唐纳虽与海尔曼相当友好，却对她的向法院告状的行动不以为然。
　　这里顺便要提及第三位女作家狄安那·屈瑞林(Diana　Trilling)。狄安那是已故文学批评家、哥仑比亚大学教授里昂纳·屈瑞林(Lio－nel　Trilling)之妻。她本是海尔曼的好友，后来绝了交，原因是屈夫人在自己的书中也批评《卑鄙的时代》，引起海尔曼的怒火。这本书名《亲爱的，我们一定要前进》(WeMust　March，My　Darlings)，于1976年写成。原是要由海尔曼的同一出版商出版的，因书中有批评海尔曼的片段，被拒绝接受(后来此书在他处出版)。
　　屈夫人指海尔曼在《卑鄙的时代》书中，把自己写成反共迫害时期唯一挺身而出抵制反动势力的人物，暗示他人无骨气。其实不然。屈夫人虽不明指海尔曼撒谎，却称她是一个“有才能的虚构作家。”
　　同意屈夫人及麦女士意见的还有一个著名文人是《评论》(Com－mentary)杂志编辑诺曼·波陶雷兹(Norman　Podhoretz)。此公原是上述三个女作家的好友，但近年来思想由进步变为保守，被公认是一个转了向的右翼作家。三个进步的女作家对他蔑视，都早已逐一与他绝交。但他这次也讽刺性的说：海尔曼既自命支持民权，主张言论自由，为何要到法院告状？
　　文坛知名人物，替海尔曼辩护的当然也有。
　　《民族》(Nation)周刊编者维克多·纳伐斯基(Victor　Navasky)说他一向对海尔曼很敬仰，但是认为作家与作家之间不应打官司。另一文学批评家马尔可姆·考莱(Mal－colm　Cowley)也认为海尔曼不应向法院告状。但他继续说，海尔曼并不是一个蹩脚作家，麦卡锡的批评显得太小气，念念不忘旧恶。重翻历史老账似乎不必要。
　　名小说家约翰·赫赛(JohnHersey)也批评麦卡锡用辞过份。他说，批评海尔曼的人们，今日似毫不关心社会问题，倒是海尔曼，虽已年老，仍不落后于潮流，例如她现在对苏联国内反对现政府政策的知识界人士很表同情和支持。
　　当然，麦卡锡与海尔曼两人之间的争端，不单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学性的，私人性质的。远在美国当代女权运动兴起之前，她们都已在文坛成名。二人年纪相仿，作品都是招徕同一类的读者，竞争在所难免，因而成为对敌。海尔曼轻视麦卡锡的作品，讽称她是一个“妇女杂志作家”。麦卡锡则批评海尔曼成名卖钱的剧本太商业化，迎合中低级趣味。一般而言，在商业上，海尔曼的著作确实较麦卡锡的为成功，进益也高。麦卡锡所著的批评文章多于小说。但她精湛的论文甚受高级知识分子欣赏，这就引起海尔曼的不平。
　　国人所谓文人相轻，在美国也没有两样。不久前我在本刊所发表的小说家约翰·加德纳〔JohnGardner)与其他作家对小说艺术的论争一篇文字，也是同样性质的。我写这两篇文章，目的无非是要向国人介绍美国文坛一些情况。为了要使读者们有更亲切的了解，我不得不提出一些姓名生疏的人物。但这些名字在美国则是很熟悉的。我在本文所提及的几个杂志也同样，销路虽不大，却是文化界的几个重要刊物，刊物不是商业性的，可是在言论界与文化界颇具影响。
　　写文章最怕的是读者读了觉得枯燥无味。我的希望是我在逐篇通讯中所提的作家、编辑们的名字，在不久的将来本刊读者不再有生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