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纽约变奏之②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码头卸油，见习船员X和伙伴乘出租车到附近的小镇，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机换了辆自己的车，一直把他拉到纽约。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湾屏东南州，自幼爱画画，在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谋已久，是为了到纽约闯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他的。他小个儿，黝黑，但眼睛特别，直愣愣的，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忧郁。陪他一起来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头。他们靠着墙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绍给我，说他是著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儿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家那般诈唬。我问起他的门派，他轻描淡写：原来他就是二十年前轰动中国美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那年头我和朋友想方设法避开牢狱之灾，人家倒好，先把自己关起来再说。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划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划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一九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与高音喇叭串连，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天打二十四次卡。他说，打卡打久了，就像瘸子走路变得自然而然。在他看来，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有限的生命，而所谓时间是无限的，在打卡时他强烈感觉到生命与时间的荒谬关系。
　　第三件作品是从一九八一年夏天起在户外生活一年，不进任何建筑物、地下道、洞穴、帐篷、汽车、火车、飞机、船舱等。他背着个睡袋，与纽约街头的流浪汉为伍。比流浪汉强的是他兜里有钱，能填饱肚子，但不能像他们那样钻进地铁、桥洞或废弃建筑物睡觉。那年纽约的冬天奇冷，低到零下三十八度，他把所有衣服都穿上，烤火取暖，一躺下就会被冻死。人比自然更恶。有一回他在一家工厂附近喝茶，老板连打带骂赶他走，他掏出护身用的三节棍。警察来了，他拿出报道他的报纸，蒙混过去。不久那老板在街上看见他，又叫来警察。这回可不管什么艺术原则，先关十五个小时，还要判刑。他花钱找来律师。开庭时，法官同意他留在室外。律师的铁嘴钢牙加上法官的同情心，最后把他放了。除了那十五个小时，他孤狼般在户外生活了一年，成了人类文明的旁观者。
　　从一九八三年七月四日即美国独立日那天起，他和一个美国女艺术家林达用一根八英尺长的绳子互绑在腰间一年，双方身体不能接触。洗澡上厕所在一起，出门遛狗接受采访会见各自朋友也得在一起。一旦吵起架来比较麻烦。有一回他正洗澡，林达发脾气要冲出去，差点儿把他光屁溜拖出门外。和平共处时，他们俩一起打工挣钱，一起去教书，一起坐飞机到别的城市演讲。由于完全没有隐私，在一九八四年独立日分手时，两人几乎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
　　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他坚持不做艺术、不看艺术、不谈艺术一年。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的生日起，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整整十三年期间，他虽然做艺术，但不发表。在我看，这后两个声明是多余的：将军退休了，就不必再言战事。他结了两次婚，又都分了手。他告诉我，他现在忙着装修他在布鲁克林的房子，准备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免费居住创作。
　　每星期三中午我坐九号地铁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先买一份《纽约时报》，然后搭乘十二点十五分开往长岛的郊区火车。在车上我把报纸翻过来掉过去，被另一种语言所遮蔽的事件弄得昏昏欲睡，直到播音器吱吱嘎嘎响，我戴着花镜冲出车门，一片茫然，再随众人涌上另一列日本造的双层火车，爬到二层，把报纸扔在一边，看窗外风景。离开纽约，空气越来越新鲜，到处是树林、坡地、溪流和一闪而过的白房子。下午两点五分到达石溪。
　　搬到纽约不久，经朋友介绍，我稀里糊涂找到份工作——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英文系教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课。由于交通不便，课都集中在星期三。就我这英文水平，若让我反过来当学生肯定不够格。我心想，在美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再说诗歌本来就说不清，用另一种说不清的语言也许更好。头一天上课，我真有点儿上刑场的感觉，头皮发麻，身上冷嗖嗖的。
　　我的课从四点到六点，外加三个钟头的辅导课，说得我理屈词穷，累得我灵魂出窍。在美国大学，老师比学生更怕性骚扰：办公室永远敞着，相隔一米，还得尽量提高嗓门儿。送走最后一个学生，锁上门，我裹紧大衣，哆哆嗦嗦穿过楼群和停车场，好歹赶上八点四十开往纽约的火车。除了换车时买包土豆片充饥，我真恨不得睡到世界末日。
　　我的学生多是本地人，没有纽约人的那种精明和神经质。要说也怪了，这儿离纽约不到一百英里，不仅地貌甚至连人种都变了。麦克赤红脸膛，满脸络腮胡子，头发蓬乱，潦草得像一张未完成的肖像速写。他嗓门大，一会儿叫我“教授”，一会儿叫我“船长”。每回课间休息，他高喊着“热狗的时间到了”，冲出门去买热狗。他告诉我，他刚跟女朋友吹了，现在有两个候选人。听那口气他本人就是白宫，看哪位候选人有资格进来。他每周在报亭打工三十个小时，比美国总统对世界的局势还了如指掌。他既信天主教又渴望革命，跟他的诗一样混乱。
　　安娜是个白净的女孩子，一说话就脸红，在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她起先成绩平平，到后来竟写出一些惊人的句子，让我这个当老师的颇有些沾沾自喜。克里斯蒂娜是个五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是这儿艺术系某教授的夫人。她来上课，纯粹是因为热爱写作。她无疑是全班最勤奋的学生，一首诗往往改上十几遍，可进步不大。她是那种富于幻想的女人，诗歌正好帮她飞翔，飞向美国中产阶级那单调刻板的生活以外。我们之间似乎没有性骚扰的问题，可以关起门来无话不谈。
　　冬去春来，通往火车站的小路从积雪中显露出来，被阳光晒干。我理直气壮走着，迎风用手机满世界打电话。
　　纽约人的内心其实是极孤独的，只要看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除了神经有毛病的，他们从不直视别人，在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也真难为了。比如在地铁车上，为了躲避目光碰撞，他们要不看书看报，要不闭目养神，要不干脆把目光悬浮在空中，梦游一般。这本事，恐怕得花好多年工夫才能练就出来。当然要有个把绝色美女出现，男人们会醒过来，混浊的目光像雾中的灯一闪。但绝不像我这样的乡下老鼠直眉瞪眼，而是用余光悄悄跟踪，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儿倦怠。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别烦我。
　　曼哈顿的单身贵族特别多。这道理很简单，单身是保持孤独的最佳方式，没配偶没孩子，省得研嗦。除了访亲会友，他们多半在家一个人吃晚饭。打个电话到附近中国餐馆订外卖，一份咕咾肉外加酸辣汤；要不干脆对付对付，就着干酪，啃着昨天的干面包。目光像苍蝇在四壁游荡，一不留神落进墙角的蜘蛛网里。偶尔也说说话，跟自己。据说在纽约吃抗抑郁药的比例特别高，这也难怪。
　　若两个孤独加在一起，必有新的麻烦。有一回从肯尼迪机场飞巴黎。一上飞机，我就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正好坐在一对纽约夫妇中间，女的邻通道，男的靠窗口。我马上提出换座位，人家不干。起初我还以为感情有问题，拿我做挡箭牌。没有的事儿，老两口亲热得很，一口一个“亲爱的，我的甜心，我的宝贝儿”，让我直起鸡皮疙瘩。男的给女的找出拖鞋和小说，嘘寒问暖；女的藏起一小瓶免费红酒，留给男的在巴黎受用。更让我不解的是，两口子竟隔着我侃起来，从纽约的天气到巴黎的旅馆，从亲戚间的纠纷到股票投资。我倒吸气，紧贴椅背，给人家留出谈话空间。想想不对，冒充第三者事小而涉及隐私权事大，我再次提出换位子，遭到一致反对。我这才明白，这位子是人家事先挑选好的，让我为孤独作证。
　　其实孤独并非与寂静对应，它有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在纽约则被无限放大了。首先是那些警车救护车救火车，为了引起足够的注意，不断提高音量，声入云霄。而那些在单元里快憋疯了的狗，好不容易放到街上，为了向另一只狗致敬，非得用整个腹腔吼叫。轮到纽约人，要想再表达点什么，得多不屈不挠才行——他们扯直嗓门，说到一半被警笛打断，张着嘴，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W大姐在纽约的中国文化圈是个中心人物，那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人打破脑袋撒遍钱，名片印十八个头衔也没用。文化圈既有形又无形，不存在权力结构，故也不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没有头头，只有中心人物。
　　曾几何时，纽约人才济济。一九八八年我头一次来纽约，赶上个聚会。有唱茶花女的、跳黑天鹅的、反弹琵琶的、话剧演正角的；还有红卫兵大款、文化掮客、舌头打结的侨领和半老半疯的业余女作者，外加身份不明者——如我。要说谁谁都面生，但全认识W大姐。她性情中人，好热闹，揽天下闲事，会八方来客；她办文学社为诗歌刊物撑腰，组织朗诵会，收容流浪文人，穿针引线于撕碎的纸片之间。
　　她自打年轻时就写诗，又是个美人，台湾诗人群起追之。尘土飞扬中，被一个不言不语的台湾留学生得手，成婚，众人傻了眼。
　　糊涂可算得她优秀品质中的一部分了，对化解大都市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的千古忧愁，百利而无一害。在美国留学，她稀里糊涂卷入美丽岛事件，上了国民党黑名单，流亡了二十年；她稀里糊涂当上北美某中文报纸文艺版主编，招揽天下长反骨的，这报纸后被切断财源，不得不停刊；好不容易歇两天吧，她又稀里糊涂被我裹挟进《今天》，当牛做马。
　　她大事糊涂，小事更糊涂。给在外州读书的儿子寄隐形眼镜，到了邮局，顺手把刚买的汉堡包塞进纸盒。回家路上猛醒，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再三叮嘱，千万别吃那个会变质的汉堡包。有一回，她满心欢喜到旧金山看朋友，下了飞机没人接，给谁打电话都不通。问警察，才知道自己坐错了飞机，飞到了洛杉矶，离目的地差四百英里。她早上永远睡不醒，到曼哈顿上班基本处于梦游状态。若有熟人招呼，她会大声警告说：“我还没醒，现在认不出你是谁！”
　　W大姐的微笑特别，在表达对人世间无奈的同时，又展示了某种宽慰，像护士在照料垂危的病人。跟她在一起，不说什么，心里也会踏实多了。在某种意义上，作家都是病人，正需要这样的护士。
　　他们两口子当年在苏荷区买了一层旧厂房(loft)，数年后翻了好几番，卖掉，搬到纽约上州。这一离开曼哈顿，想回来可就不容易喽。每回她都得掰着指头掐着表赶郊区火车。当年仗着年轻倒不怕，晚就晚一趟。如今大家兴致正高，她起身告辞，谁拦也拦不住。眼见着纽约中国人的文化圈衰败了，肯定和这郊区火车的班次太少有关。
　　在纽约一住半年多，没有老A的消息，听说他回国做生意去了，他那些故事倒常有人提起，那是纽约传说的一部分。老A上辈子肯定是个说书的，其杜撰演绎绘声绘色的天赋，无人出其右。若在太平年代，故事就是故事，说书的和故事保持足够的距离，台上台下共享叙述的快感。而他投胎于乱世，故事和自身经历搅在一起，说书的和听众兼于一身，忙得他上窜下跳，顾此失彼。
　　我是一九七九年认识他的。那时我刚调进一家杂志社，跟他同事。他十三岁那年在天津被打成反革命，跳河自杀未果，赶上“文革”，跟父亲一起被发配到新疆，又成反革命，到处流浪。在西安要饭时，结识了公安局长的千金。据他说，每天都从那官邸后窗顺出一张张热腾腾的烙饼，有一天突然变成火筷子，劈头盖脸——原来是局长大人发现了。
　　我认识他不久，他的舌头得罪了人，遭到暗算，左眼被打得半瞎。自八十年代初起，他是我家常客。他的故事每回都有新发展，跌宕起伏，关键处他大笑，一抹嘴，戛然而止，起身——且听下回分解。我们请他帮个女孩找对象，先让他过过目。架不住当天下午一阵神侃，那女孩成了他老婆。
　　他有种处变不惊的本事。大年初一，他跟老婆闹别扭，只身到我家。我们刚买了只烧鸡准备过年，端出来招待客人。只见他一边诉苦，痛不欲生，一边抓住烧鸡麻利地啃着，津津有味。我们眼睁睁的——烧鸡不见了，在悲惨世界的终点剩下一堆鸡骨头。
　　一九八九年的事就是让他不幸言中的。他也跟着跑出来，故事出现高潮，添了九仙过海和美女救英雄的新段子。先到巴黎，再搬到纽约，娶妻生子。但纽约生活贵，总得找点儿饭辙。他上唐人街一转悠，见有人挂牌算卦，前去讨教，水平实在一般。他本来就好这，再多读上几本书，那还了得？华人乍富，买房置地，心里总不大踏实，先请人看风水。A大师能掐会算，金口玉言，传出去，一发不可收拾。要先预约，好不容易排到了，车接车送，好吃好喝好招待，最后是红包。
　　那年我在纽约见到他，他都长横了，油光满脸，半瞎的左眼球鼓出来。但在表面的亢奋状态中，我发现他其实有某种焦虑：在那些顾客中他只是个说书的。钱倒是挣到了，但既没参与感，故事也没新高潮。总之，纽约缺了他也行。
　　这一页很快就翻了过去。我有一天在《世界日报》看到一篇台海局势的分析文章，署名是军事评论家A。接着又在电视的中文频道看见他，正在一个两岸军事专题讨论会上慷慨陈词。他告诉我，中南海和五角大楼都跟他秘密接触过。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能避免，就看他了。
　　从风水先生到军事专家，其实不仅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鸿沟，对我来说，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从古到今，先礼后兵；从八卦图到导弹封锁，和为贵。说书的不耐烦了，直接进入故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纽约有个和高层建筑相对应的地下世界，如同影子之于巨人，黑夜之于白天。我想起首流行歌曲的题目《白天不懂夜的黑》，原不以为然，再细想其实很有道理。若对纽约进行精神分析的话，这地下世界无疑是个关键。
　　和地面混乱不堪的交通相比，地铁代表了秩序，那是纽约极其坚韧的神经系统。只有下去走一遭，你才会明白，这个国际大都市为什么没发疯。在曼哈顿，其实地铁只有俩方向：上城或下城，按道理连傻瓜都不该迷路。在地面再糊涂，到地下就全都门清了。这有点儿像美国的两党制：民主党——下城，共和党——上城。大多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单向度的，目标明确，黑白分明。有时候想跟美国人说清楚中国是怎么回事，可真把我难坏了。你说得越认真，他脸上越困惑，冷不丁问一句，能把你鼻子气歪了。没辙，“白天不懂夜的黑”。
　　纽约第一条真正的地铁建于一八七○年，是发明家比奇(Beach)先生设计的。他异想天开，用风做动力——大风扇照着封闭的管道狂吹。模型先在一个博览会展出，引起轰动。再把模型变成真正的交通工具可就难了，除了技术问题，更大障碍是人，是操纵纽约政界的黑手——外号“大老板”。他不点头，没戏。于是比奇下决心用地下方式进行。他租了个服装店的地下室，工人们昼伏夜出，把挖出来的泥土在天亮前运走。神不知鬼不觉，只用五十八个夜晚，这长三百一十二英尺的风力管道地铁建成了，还居然带个一百二十英尺长的豪华候车室，包括油画、钢琴和喷水池，目的是让幽闭症患者安心。一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比奇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把纽约震了。他接着宣布了他的计划：先通过一个公共交通法案授予他建造权，再私人筹资五百万美元，修建长达五英里每天运载二十万乘客的专线。纽约州众、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大老板”急了，这直接影响到他从每辆公共马车获得的抽成。他的傀儡州长，想方设法否决了交通法案。这官司打了两年多，最后以比奇先生的失败告终，他只好把自己的地铁封起来。直到四十年以后，即一九一二年，工人在市政厅附近修地铁，无意中打通了那个静悄悄的候车室……
　　M祖籍湖北，香港出生长大，到巴黎读书，考进联合国做口译，先在日内瓦，后搬到纽约，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她会说六七种语言，其中三种能同声传译。她做意大利饭，喝法国酒，读英文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候我纳闷，中文在她心里到底占多大分量？文化归属往往在潜意识中，比如，用什么语言数数骂人说梦话。说到底，凡在精神上说不清血缘关系的，都应统统算作“文化孤儿”。据说纽约一半外国人，其子女又占了四分之一——整个一个孤儿院。故“爱国”在纽约人的语汇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纽约是相遇的地点，把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经历的人凑到一起。十年前，一个朋友带我到M家去吃晚饭。她住曼哈顿中城东边二十七层的一个玻璃牢笼里。一只鹦鹉居高临下打量着客人。鹦鹉叫“鲁克(Look)”，它不停地用英文重复：“Look wants peanuts.”(鲁克想要花生)那一晚，美酒佳肴钢琴曲外加黄色笑话。男人们几乎都在抽烟，女主人打开窗户，让风把一缕缕浓烟带走……
　　字母M在英文中绝对是阴性的：小姐(Miss)、夫人(Madam)、母亲(mother)。她正儿八经是按传统路线一步步走过来的。如今很多女人要不省了某道程序，要不倒着来，要不干脆闹革命了——脱离这套系统。可惜我只见着做母亲的M。她离婚多年，独自把两个男孩拉扯大了。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青少年猛于虎，何况还俩，想想我都替她发愁。直到多年后，俩孩子都离家上了大学，有一回我请她看电影，随便捡了个，没想到是关于青少年吸毒和暴力问题的。开演不到五分钟，她就受不了，说什么也得走。一路上她双手勾着肩，怕冷似的。
　　我跟M同岁。我们经历完全不同，有一点相似，都是属候鸟的——热爱旅途中的生活。有那么几年她像发了疯，一得空就满世界飞。在联合国本来出差机会就多，但还嫌不够，自己掏腰包孝敬旅行社。纽约成了航空港中转站，她家成了旅馆，随时准备出发。她甚至会去巴黎度周末。星期五乘夜班飞机到巴黎，两个白天加秉烛夜游，累得半死，但没耽误星期一早上的班。
　　她一直盘算着提前退休，搬到佛罗伦萨去。谁承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升了官，成了联合国口译中心的总头，手下管着好几百口子语言天才。说来我们每个人往往都事与愿违。我想起她家的鹦鹉：“鲁克想要花生……”
　　飞机正点降落在纽沃克机场。今天星期二，即“九一一”事件后的第三周。通道上，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大兵，阴郁地打量着乘客。我拉着行李，到客运柜台买了张票。在汽车站等车的人沉默不语，似乎各有各的心事。车终于来了，连咳嗽带喘在机场兜了一圈，捞起些散客。除了后视镜中那司机的半张歪脸，全都是乘客的后脑勺。曼哈顿出现了。夕阳西下，世贸大楼像两颗门牙被拔掉，豁口处浓烟滚滚，直入云霄。我在四十二街的长途车总站下车，迷了路，终于拦辆出租车，直奔东村。
　　纽约人似乎一如既往，该干嘛干嘛，但细看去，他们脸上蒙了层阴影。到了晚上才自在些，大概是夜的阴影更重，让人喘口气。我们在街上散步。天气闷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街角或灯柱旁的一个个小祭坛，烛光摇曳，有失踪者照片和文字，散乱不经意。
　　我在纽约总共住了六个月，不长不短，算得上我生命途中的一站。我得承认，在这告别时刻，我多少有点儿喜欢上纽约了。这是个消耗精力的城市。年轻人喜欢它，是因为他们有的是精力，需要释放——在最小的空间蹦跳冲撞挤压流汗放血；老年人喜欢它，是因为怀旧。我大概只能算后者了。精力消耗大必变化快，更新快变旧更快。要说纽约是个真正怀旧的去处，好像开车——朝前看，别回头，让心悬在那儿，对身后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今年春天，我和一个黑人女诗人在曼哈顿一起朗诵。记得她有首关于纽约鸽子的诗，给我印象很深。要说鸽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但鸽子和鸽子的命运截然不同。比如巴黎的鸽子就舒坦得多，古建筑优雅开放，从游客的面包到餐馆的垃圾，应有尽有；而萨拉热窝的鸽子则饱受惊吓，除了炮弹就是枪子儿，好不容易消停两天，还得忍饥挨饿，个个需要看心理医生。纽约的鸽子处境不同。首先是地势险恶，万丈深渊要先学会垂直起落，这打生下来就得学，没保险。还有那无数的玻璃陷阱，得学会识别闪避，否则一不留神非撞死不可。再加上废气、噪音和没长眼的汽车轮胎，虽说不愁吃不愁喝，但它们因其环境变得狭隘冷酷，并极有侵略性。其实鸽子本来就是相当凶残的鸟类，好勇斗狠，弱肉强食，自有其权力系统，和人类很像。但除了食物链相关外，它们和人类生活基本是平行的。它们是旁观者。当一只鸽子和你隔窗相视，它只是好奇，两只眼睛在迅速聚焦，捕捉你的尴尬表情，但它并不愿进入你的生活。
　　一天早上，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响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啦啦起飞，在空中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