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修正主义历史学派主要是美国一些专门挖掘过去曾被埋没或者忽视的历史事实来改变史学上或者一般人关于某一历史人物或事实早已形成的定论的历史学家。他们之中有的确有特殊见解，可以补既有史学的不足。比如华盛顿幼时砍樱桃树的故事，历史上有无其事甚可怀疑，因为毕生仰慕华盛顿的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为他心目中的偶像写传时并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近有人考证这个故事只出现在一个专门写劝人为善的儿童故事的传教士的小册子中，而且头几版都还没有，直到第五版中才添加这个据他说是“一位令人可敬的太太”说的，因此其可靠性实可怀疑。这种把道听途说的趣闻轶事当作传纪材料的写法，同我国时下流行的“领袖热”中出的一些传记倒有异曲同功之妙。又比如林肯的小木屋出身常常被引作美国总统出身民间的典型，但是实际上林肯的父亲在他的伊利诺埃州家乡也算是个薄有家产的头面人物。修正主义历史学派这种努力，对于史学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民间流传的伟人形象恐怕不见得会有丝毫的损害，哪怕是一点点的“修正”。正如郭沫若为曹操翻了案，但是十亿中国人心目中的曹操仍是旧戏舞台上出现的那个三国演义中的大奸臣一样。
这种所谓“修正主义学派”之中也有一些人却另有目的，动机并不那么纯正。他们或者是想哗众取宠，所以标新立异，或者想混淆视听，所以颠倒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睁着眼睛说瞎话，以期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近年来欧美出现了不少“大屠杀”否定论者，就是这种所谓“修正主义历史学派”的最极端的例子，他们竟矢口否认历史上曾有纳粹大屠杀犹太人这桩事！就像日本有人否认曾经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一样。这比起细川护熙(近卫文
的外孙)以前的一些日本当政者扭扭捏捏不肯承认侵略中国和侵略东南亚可要干脆和大胆多了。虽然他们是在野之身，但是其贻害恐怕不在那些在朝者之下，值得我们这些侵略幸存者的警惕。这里不妨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历史的惨痛教训何尝不然？否则不消五十年，我们幸存者自己的后代之中就会有人怀疑中国曾经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他们所读到的伟人传记，毛泽东是那么一个伟大人物。而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现象又是那么的违反常理，那么的违反常识，那么的违反常情，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兽性程度，除非作为黑色幽默，否则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尽管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已有人出来为纳粹德国辩解，意欲冲淡纳粹战时暴行，认为纳粹并没有对平民，其中包括犹太人，犯过什么罪行，而且，如果有的话，较之盟军轰炸德累斯顿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无异小巫见大巫了。他们之中原来都是亲德的孤立主义者，其中还有孤身一人驾机横越大西洋的著名飞行英雄林白。但是明目张胆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早却出现在法国。一九四七年有个自称法西斯分子的莫里斯·巴德契，竟说消灭犹太人的毒气室是用作灭虱消毒的，报上出现的一些屠杀犹太人的照片、文件、证词都是伪造的，尤其可气的是，他竟说犹太人所吃苦头罪有应得，因为他们是德意志国家的敌人。由于此人自称法西斯分子，一般人都把他当作是胡言乱语，不放在心上。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法国人的著作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他名叫保罗·拉西尼埃，原是参加抵抗运动的法共党员，曾被关在德国布痕瓦德集中营，由这样一个人来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似乎你不由得不信也得信了。他从一九四八年起，二十年内不断著书，攻击幸存者的证词，认为种族绝灭(genocide)本身就是一个神话，集中营中的毒气室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捏造，德国人在战后审判中所以承认大规模杀人是希冀能够由此饶命。他又说，一般认为已被杀害的犹太人——总共一百多万——之中有许多人其实并没有死，后来偷偷地逃到了中亚细亚，经过中国，取道太平洋，到达美国定了居。(据我所知，欧战初启时确有一批波兰和德国犹太难民逃到上海，集中居住在上海提篮桥一带，在日本投降后纷纷迁居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中有曾在上海为石挥导演一部电影的德国名导演莱因哈德和后来成为卡特政府财政部长的布鲁门塔尔。但这批难民为数不多，只有几千人而已。)据拉西尼埃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所以散布大屠杀的神话只有一个目的，为以色列向德国榨钱。
拉西尼埃的论点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国都很有影响。尤其在美国，要想为德国洗雪罪名大有人在，其中有曾否认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这次又为德国洗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名不遗余力，尤其是否认德国的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这批“修正主义历史学派”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主将当推斯克兰顿大学教授奥斯汀·埃普。他在战时就是个德国政策的不知疲倦的辩护者，战后三十年中以大部精力否认曾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暴行。他辩称德国从来没有过消灭犹太人的计划，如果有的话，素以高效率著称的德国人早把犹太人消灭得一个不剩了。死在德国人手中的犹太人死有余辜，因为他们都是颠覆分子、游击队员和间谍。有些人实际上是被盟军炸死的，或者死在苏军占领区内。他甚至把纳粹战犯战后承认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的证词也斥为“弥天大谎”。
还有一位不是历史学家的西北大学电机工程教授阿瑟·布兹居然也在一九七七年出了一本《二十世纪大骗局》，还煞有介事地附有注解，索引，参考书目，仿佛一本学术著作，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他竟说证明发生过大屠杀的文件都是伪造的，而希特勒和希姆莱有关消灭犹太人的话，虽然可能不是伪造，但是显然被曲解了。
七十年代可谓否定论者活动最频繁的时期，除了上述埃普和布兹的书以外，洛杉矶还成立了一个历史回顾研究所，其中一项最著名的活动就是在一九七九年悬赏五万元给予任何能证明犹太人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气杀死的人。当时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梅尔·默梅尔斯坦寄了一份受害经过的陈述去，并附有其他目击者的名单。他本人的母亲和姊姊曾在该营毒气室被害，他的父亲和哥哥则在另一营地被杀。但是该研究所却赖了帐，默梅尔斯坦向洛杉矶高等法院起诉，该法院判处该研究所付给他五万奖金，外加四万元赔偿，并且要该所写信给他对他和其他幸存者由此事而引起的精神痛苦致歉。但这丝毫无损该研究所的初衷，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很划得来的一笔广告费。
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许多否定论者都是业余的历史学家，比如上述的埃普是个英语教授，布兹是个电机工程教授。一九八四年加拿大审讯一个专门出版新纳粹主义和否定论书籍的德国移民恩斯特·宗德尔时，为他出庭作证的法国人罗伯·福里森是个文学教授，一九八八年重审时为他出庭作证的弗雷德·莱希特是个自称是专门建造和架设行刑器具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还在宗德尔出钱资助下千里迢迢到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作实地考察，结果称，根据他的专门知识和调查，这些集中营里从来没有发生过毒气杀人事件。尽管否定论者把他的调查结果出版，捧为“历史性大事”，但是法官认定他的方法“荒谬绝伦”，他自称的专门知识根本不存在，甚至他根本不是个工程师。美国马萨诸塞州还指控他非法执行工程业务，他只好同意不再冒充工程师。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场喧喧扬扬的闹剧背后，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当然是个主要原因，新纳粹主义的抬头则是另外一个原因，而这两者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与人类起源同步发展、成长和为害越来越剧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是它也造成了人类兄弟阋墙的互相残杀。且不谈历史上的无数场大大小小战争的起因，当今我们目睹的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各民族的纷争，索马里、安哥拉、利比里亚各部族的攻战，特别是南非黑人民族主义对白人的斗争即将取胜而又出现黑人部族之间内讧的前景，都使我们对人类的前途感到不容乐观。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是人类的幼稚病。它的成因恐怕要从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妒杀兄弟亚伯算起。
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
Denying the Holocaust，by DeborahH.Lipstadt，The Free Press；Assassins of Memory，by Pierre Vidal-Naquet，Co1umbia U.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