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危机的表征？

　　新年第一天，展读新到的十二期《读书》，想一想一年来文化人的几多感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读到这一期上揭载的《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有几句话想说：
　　(1)文中所云“王国维为学的特点，如汪荣祖所指出：一是取地下实物……二是……三是……”这些个特点不是汪荣祖指出的，而是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出来的。原话是：“……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曰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金明馆丛稿二编》)
　　(2)文中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由吴宓、胡适主其事……”胡适和清华毫无关系，他从一九一七年六月从美返国后，至一九四九年四月从上海赴美，从未在清华任教。奇怪的是，文中接着谈到“旧北大”，却又不提胡适。胡适，刨开他前期在北大做教授，后期在北大当校长，光是“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就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做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不知这样，“旧北大”的“国学研究”，算不算是“胡适主其事”？
　　在《读书》上读到这样的文字，觉得编辑工作做得太粗率，颇为扫兴。联想起前几年《读书》上，将Edmund Wilson的PatriotiC Gore译为“爱国的三角布”；将阿英和施蛰存先生编的两本不同的晚明小品集，张冠李戴；以及近期的《读书》上，所有“张君劢”的地方“劢”都成为“励”字……或许这也是“人文学术危机”的一种“表征”？
　　对《读书》，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读书人来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从读大学开始，到今天，快要有十年的时间了，《读书》一直都在身边，从里面获得新知、启发和思考，实在是太多。一份杂志做到这样，不容易，但我想；还应该更好，最起码，不要将有明显错误的知识传播开来，这也是一种“人文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