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乎支那乎

　　渡部升一的著作是我所爱读的。他本行是英语学教授，的确很博学，其文汪洋恣肆，在日本颇卖得出去。他曾说：“只关心日本史的黑暗面、把说日本坏话当作正义的人们写的书，我也喜欢读。那种书有那种书的趣味，并且也有所教益。何况让净说自己国家坏话的人自由活动，这本身就表明现在的日本处于高度的文明状态，值得骄傲。要是成了不能写或说日本坏话的国家，最令人难受。但就像不管他人如何暴露我父母的旧恶，我对我的父母的爱情也不动摇一样，即便怎样把日本抹得一团漆，我对我的日本的爱情也不会丝毫动摇。”(《日本史から见た日本人》一九七三年刊)读其书，觉得这段话的确是他的自画像。
　　现在想说的，是这位渡部升一近来在著书前面总搞个“附记”，曰：“区别使用‘支那’和‘中国’。‘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略称，不能当作地理的、文化的概念来使用。我认为，指说地理概念或古来的文化概念时，使用‘支那’(英语的CHINA)是正当的。中国这个词的背景在于蔑视外国，把外国视为夷狄戎蛮，自高自大”。“‘中国’这一美称，是作为相对于东夷、西狄、北戎、南蛮等蔑称的概念而使用的，日本应予以拒否”。
　　由此想起实藤惠秀，他在一九六○年说过：“‘支那’一词，明治以来运用的次数也许较‘中国’一词为多，但无论如何已注定成为日本语言中的死语。”到了一九八○年，他觉得“这一预言幸获证实了”，“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语汇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以前读《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刊)，深为著者实藤惠秀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忏悔所感动，并不曾留意于“国号问题”，现在却仿佛若有所悟了。
　　翻阅一下《竹内好全集》，得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战中、战后，中国支那之争曾好不热闹。一九六四年，竹内好还这样写道：“不该叫‘中国’、应称之为‘支那’，这种主张，若包括潜在者在内，在日本人中间浸透得非常广而深。”渡部升一是明里坚持用“支那”者之一，据说为此还吃过苦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搞得其乐无穷的日子里，一些学生拿着他的著作冲击课堂。
　　主张使用支那一词的理由各种各样，如日本也有一带地方叫“中国”，因而不能称呼中国为“中国”，以免混乱云云，但一般所强调的，是“支那”原来并没有坏意思。前些日子光文社以文库版重新出版了冈本绮堂译《中国怪奇小说集》，此书初版于一九三五年，本来叫《支那怪奇小说集》，一九七八年旺文社再版时改“支那”为“中国”。光文社文库版后面附有一篇解说，其中转载了一段冈本绮堂一九三八年写的随笔，说近来读报章杂志，常见报道支那人对于把本国叫支那颇感不快。不过，外国人把支那叫チメィナ(CHINA)，他们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据他们说，支那的“支”意味支付，“那”意味夺取，就是东西被他人夺了去，令他们甚感不愉快。德川时代，日本把俄罗斯写作“鲁西亚”，到了明治时代，俄罗斯政府提出抗议，因为“鲁”是“鲁钝”的意思，于是日本当局改“鲁”为“露”。照此论法，则罗马的“马”、“埃及”的“埃”就都成问题了。不妨研究一下这“支那”二字到底是好是坏。查中华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辞源》，原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威远播四方，所以诸外国称中国为秦，支那即秦的转音。可见，这个词不坏，已经有几千的历史，并不是日本人新造的文字。姓氏中也有“支”、“那”，如唐代出名的孝子叫支叔才，清朝有那彦成、那苏图等名臣，三藏法师是那提三藏，佛叫遮那，施主叫檀那。
　　言之有据，这理由是可以成立的吧，但照此论法，渡部升一说也就站不住脚了，因为“中国”一词本来也没有妄自尊大的意味。有一位业余搞书评的人，大概很有点想钻进渡部升一、谷泽永一者流的圈子里去，阿谀之状可掬，论证过一番“应当把渡部称作历史学家”，却终归难以服人。在渡部升一看来，“如同一个律师只尊重对方的说辞，却故意无视自己的委托人的说辞，这种历史学家横行，而且误以为那就是公平的史观，战后日本即是这样的时代。”(《かくて历史は始まる》一九九二年刊)有人声言对美国说NO，他便帮腔：“反正可以说NO”；有人批评“太阳将落”，他便对抗：“太阳还在上升”。渡部那些杂谈式史论，读来常不免令人对其历史感觉生疑。所以，有关历史方面的知识，还是读货真价实的专家的东西为好，如掘敏一著《中国和古代东亚世界中华世界与诸民族》(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刊)。据他所言，“中国”一词早在西周初期就出现了，到了“秦遂以其兵灭六王并中国”时，用来指称战国时代的秦和六国的全部领域。但此后仍然有把中原之地称作中国的用法。大宋王朝被女真族赶到南边去，北望中原，宋人也称金朝占领的地域为中国。中国一词，指说全土的中央部分是原义，将其解作天地的中央，与天下观有关，是后来出现的思想。
　　中国人确乎很爱“玩”名称字号，常做些褒褒贬贬的手脚，例如有人曾要把“JAPAN(日本)”译作“假扮”，以示讥讽。不过，就像“胡”字指称“深目多须”(王国维语)的北方民族，本来也并无蔑视的意思一样，“中国”二字不过是用以表达当时人们的地理感觉罢了。当然，什么东西都可能被附加感情色彩。譬如，我见识日本的太阳旗，是得自电影，它悬挂在刺刀下、飘扬在炮楼上，最终被踏在脚下或付之一炬。如今在东京街头看见“本物”，心里还觉得怪怪的。在日本，古代是用“唐”、“汉土”等文字表示中国，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这一自称趋于固定，同时用“支那”统称中国，以取代变来变去的朝代名。中国人对日语的“支那”产生嫌恶感，始自一九一○年代，普及开来是一九二○年代，即“发生于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切点上”(见《竹内好全集》第十卷)。诚如亲有体验的实藤惠秀所言：“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连领袖人物蒋介石也说：“彼等呼中国为支那，这支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将死的人之意。由此可知，彼等眼中不存在中国，所以不呼我等为中华民族，而始终叫‘支那’。”(引文由日文转译)当年侵入中国的日本军政当局也清楚，中国人深恶痛绝，日本人若不改掉这个“支那”，就无法建立亲日政权。
　　余生也晚，“支那”之类词语大概是从鲁迅时代的文章里认识的，对于它的历史尘蒙说不上感同身受了，正如也无法领会“中国乃世界之中心也”一样。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在小街背巷偶然看见“支那乔麦面”的招牌，也已闹不清那就是到处可见的“中华乔麦面”。其实，若追究起来，日本迄今使用的汉字辞语里，有问题的怕是还不少哩。顺手拈来，这“升一”二字，大概就不无蔑视周围人等之嫌。怎么办？把日本语全都改成英语德语的外来语？说来哪个国家的名字不是美称呢？日本，日出之处，当年圣德天子致书教隋场帝大光其火，总不会是混沌未开之意吧。
　　竹内好认为：国家的名称，自己的叫法和别人的叫法有所不同，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但对于日本来说，历史上与中国关系深，文字是从中国输入的，现今仍有许多文字共通，所以应避免容易引起误解的造语。中国人对日语的“支那”有反感，日本人却无视人家的感情，那底里存在着下意识的轻侮。
　　有位叫大久保房男的，在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当过十多年《群像》杂志主编，也是说惯了“支那”的一位。一九八四年国际笔会在东京开会，告别宴席上，他问中国代表邓友梅，对于日本人把贵国称作支那作何感想。邓回答“无所谓”。大久保在《文艺编辑如是想》(红书房一九八八年刊)中写道：“很奇妙，我听了邓先生的话，觉得叫中国也好，叫支那也好，不该纠缠在这种事上。世上都叫中国，偏我叫支那，就像有的老人，大家都叫电影了，他还叫什么活动写真，我不是会被和我看那种老人的眼光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吗？”
　　渡部升一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是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啬薇花叫它什么名字也一样芳香”。这话说得妙极了，但渡部耿耿于“中国”，似乎终于豁达不起来。醉翁之意，大概日本人都心明肚知，他当然不是要拿来写论文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