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同岑异苔

　　一九七九年的除夕之夜，再过个把小时就要跨入一九八○年的时候。我在这依旧和暖如春的白云山下珠江之滨，也不知怎么就联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此刻，我们正隐蔽在朝鲜三八线上寒风呼啸的临津江畔。午夜我们突破了临津江，后来一直打到汉城。我在汉城住过一天一夜。房东家有一位在汉城大学读书的女学生，她友好地边写汉字、边比划，再夹杂一些我听得懂的日语，和我谈了一大堆话，临了还送了一大叠朝鲜诗话给我。我在朝鲜的时候曾经匆匆翻过一下这些诗话，都是用古汉语写的，完全看得懂的。可是战争期间哪里带得了这个！随后就不记得又丢到哪儿去了。如今正是这个蓦然闯入脑海的回忆，促使我又找出手头所藏后来再得的朝鲜诗话，重新翻阅了一遍。比较中朝两国的诗话，颇有一种同岑异苔的感觉。于是信手作了一些札记，即名之日《同岑异苔》吧。
　　丰富多采的朝鲜诗话
　　我国的诗话，指正式把“诗话”这两个字用于书名，开始于欧阳修在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一○七一年)撰著的《六一诗话》。朝鲜的诗话，也是指正式用“诗话”这两个字名书，则开始于徐居正在朝鲜成宗五年(一四七四年，我国明宪宗成化十年)撰著的《东人诗话》。
　　不过，就象我国早在梁高祖天监末年(约是天监十二年即五一三年后)已经有了钟嵘撰著的《诗品》这部谈论诗的著作一样，朝鲜也早在高丽元宗元年(一二六○年，我国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前就已经有了李仁老撰著的《破闲集》，这部也是谈论诗的著作。
　　朝鲜中古时期的高丽朝，谈论诗的有名著作，除了李仁老(字眉叟，初名得玉，号双明斋)的《破闲集》以外，还有李奎报(初名仁氐，字春卿，号白云山人)的《白云小说》。李奎报的文集《李相国集》五十三卷，初刊于高宗二十八年(一二四一年，我国南宋理宗淳祐元年)，《白云小说》是把文集里的诗话部分专辑出来而成的，初刊于一七一四年。崔滋，初名宗裕，字树德，号东山叟的《补闲集》三卷，撰于高宗四十一年(一二五四年，我国南宋理宗宝祐二年)。李齐贤，初名之公，字仲思，号益斋的《栎翁稗说》前后集四卷，初刊于恭愍王十二年(一三六三年，我国元惠宗至正二十三年)。
　　到了朝鲜的近古时期即朝鲜初叶，谈论诗歌的著作就比较多了。有名的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东人诗话》以外，主要的还有：成伣(字磬叔，号慵斋)的《慵斋丛话》；南孝温(字伯恭，号秋江，又号杏雨)的《秋江冷话》；金正国(字国弼，号思斋)的《思斋摭言》；曹伸(字叔奋，号适庵)的《謏闻琐录》；金安老(字颐淑，号龙泉，又号退斋)的《龙泉谈寂记》；沈守庆(字希安，号听天堂)的《遗闲杂录》；权应仁(字士元，号松溪)的《松溪漫录》；鱼叔权(号也足堂)的《稗官杂记》；李济臣(字梦应，号清江)的《清江诗话》；申钦(字敬叔，号象村，又号玄轩、放翁)的《晴窗软谈》；车天辂(字复元，号五山)的《五山说林》。这十二种诗话，成书早一些的《东人诗话》始刊行于一四七四年，成书晚一些的《晴窗软谈》、《五山说林》约刊行于一六○○年前后，即我国明神宗万历年间。
　　所谓朝鲜“近世时期”的朝鲜中、末叶，比较有名的诗话著作主要有：李晬光(字润卿，号芝峰)的《芝峰类说》二十卷，始刊于光海君六年(一六一四年，我国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柳梦寅(字应文，号于堂，又称默好子)的《於于野谈》；许筠(字端甫，号蚊山)的《惺叟诗话》；梁庆遇(字子渐，号霁湖)的《霁湖诗话》；张维(字持国，号谿谷)的《谿谷漫笔》；金得臣(字子公，号柏谷，又号龟石山人)的《终南丛志》；南龙翼(字云卿，号壶谷)的《壶谷诗话》；金万重(字重叔，号西浦)的《西浦漫笔》；洪万宗(字于海，号显默，又称玄默子)的《小华诗评》；任堃(字大仲，号水村)的《水村漫录》；任璟的《玄湖琐谈》；金昌协(字和仲，号农岩)的《农岩杂识》；李算(字享运，号弘斋)的《弘斋全书》；金泽荣(字于霖，号沧江，斋名韶护堂)的《韶护堂集》。这十四种诗话，除了《芝峰类说》刊于一六一六年的我国明朝，还有《韶护堂集》说不准在我国刊于清末还是民初以外，其他十二种都刊于相当我国清朝的各个时期。
　　汉诗在朝鲜的影响
　　在朝鲜，以至今有诗可证，也早在相当于我国汉朝时代就有汉诗的创作了。如《太平御览》有收录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列为汉朝诗作的琴操九引之一《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据崔豹的《古今注》记载，就是朝鲜津卒霍里子高的妻子丽玉的作品。《隋书》卷六十列传二十五引的《遗于仲文》一诗：“仲策究天文，妙筹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也是朝鲜乙支文德在婴阳王二十三年(六一二年，我国隋大业八年)所作。朝鲜新罗真德女王(六四七至六五三年在位)作的《太平颂》，更是一首造诣很高的五言排律，有收在我国的《全唐诗》中。可见朝鲜在三韩时代就已经有四、五言汉诗在流行了。
　　从新罗朝开始，朝鲜有留学生入唐，再加两国使节往来的增加，到高丽朝中叶，汉诗在朝鲜就更加流行起来。朝鲜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甚至“配享文庙”，这是很为一些朝鲜诗话津津乐道的。收在崔致远著作里的五、七言今体诗也有上百首了。
　　如果概括起来简而言之，汉诗在朝鲜的总的情况可以说是：自新罗末至高丽初，比较推重唐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高丽中、末叶，转而崇尚宋苏东坡、黄山谷、欧阳修、梅圣俞的诗，尤其是特别推重苏东坡的诗。如徐居正《东人诗话》里说的：“高丽文士，专尚东坡，每及第榜出，则人曰三十三东坡出矣。”又谈到高宗、元宗年间(一二一四至一二七四年，相当于我国南宋时代)，宋朝使节向朝鲜名士求诗，朝鲜学士权适曾写赠过这样一首诗：“苏子文章海外闻，宋朝天子火其文；文章可使为灰烬，千古芳名不可焚。”可见那时候朝鲜尊崇苏东坡诗文的程度，比我国还大有过之。崔滋的《补闲集》里说：“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高丽末被尊为朝鲜“汉诗宗”的李齐贤在《栎翁稗说》里也说苏东坡的诗“豪宕可人”，所以特别受尊重。高丽末叶的二百多年，简直可以说推重宋诗的占压倒优势，而推重宋诗的又几乎是全都偏重于苏东坡。
　　此后的朝鲜五百年间，大抵可以分成两大段，分界线是宣祖即位的一五六八年(我国明穆宗隆庆二年)。前一大段时间，继续推重宋诗。后一大段时间，又转回头再推重唐诗。也就是李晬光在《芝峰类说》里说的：“我东诗人，多尚苏、黄，二百年间，皆袭一套。至近世崔庆昌、白光勋始学唐。”崔、白两位都是扬名声于宣祖即位之初的一五六八年后的。
　　金万重的《西浦漫笔》把朝鲜初、中三百年的诗说成“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一些朝鲜学者也说这样的区分太繁琐了。其实就是再分细一些，分作三期也足可以了。这即是：起先，承前朝，主宋诗，首推苏东坡，后来兼重黄山谷、陈师道。如许筠的《鹤山樵谈》、南龙翼的《壶谷诗话》、金昌协的《农岩杂识》、李晬光的《芝峰类说》，都有这一说。其次，朝鲜的诗人日渐众多起来，诗话日渐盛行起来，诗风也从崇宋回复到崇唐，从崇苏回复到崇杜。如沈守庆的《遗闲杂录》、许筠的《惺叟诗话》、杜应仁的《松溪漫录》，都谈到这个转变。再次，是相当于我国清朝乾隆年间的朝鲜英祖、正祖年间，由于和清朝来往频繁，这时又有过一个所谓“问唐宋”，其实是渐染朝诗风格的时期，一时颇推重王士祯和袁枚。
　　中朝诗论的比较
　　诗话是为说诗而作的，评诗论诗自当是诗话的基本内容。朝鲜高丽末期的诗话只流传下来四种，不过其中的《破闲集》、《白云小说》、《补闲集》可都是相当精到的著作。这三部诗话的特点是：不光是搞摘句，首先看重诗的自然与否和命意如何，其次才看辞语和声律怎样。如《破闲集》评《寒松亭》：“千古仙游远，苍苍独有松，但余泉底月，仿佛想形容”，就说它“组织虽工，未若前篇天趣自然”，不是“如风吹水自然成文”。《白云小说》谈作者自作的《泛舟龙浦》：“清晓泛龙浦，黄昏泊犬滩，点雪浸落日，狠石捍狂澜，水国秋先冷，航亭夜更寒，江山真胜画，莫作画屏看”，则说是“寓兴率吟，亦未知中于格律也。”因为作者认为：“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补闲集》也同样认为：“夫评诗者，先以气骨意格，次以辞语声律。”而看来这显然是和我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爱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的“吟咏性情”，“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僧皎然《诗式》的“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
　　高丽末的《栎翁稗说》，朝鲜初的《东人诗话》和《慵斋丛话》，都主张创立诗境，推重含蓄、高逸或飘逸。其实这也就是钟嵘《诗品序》的滋味说，以及梅圣俞说过，欧阳修在《六一诗话》里引来发挥的那些。
　　朝鲜初的《松溪漫录》、《清江诗话》、《晴窗软谈》、《五山说林》，和朝鲜中的《芝峰类说》，都主张诗贵气力。这显然又和我国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姜夔《白石诗说》所提倡的一样了，查其渊源都是曹丕《典论·论文》里的“文以气为主”。
　　朝鲜中、末的《於于野谈》、《惺叟诗话》、《谿谷漫笔》、《小华诗评》、《壶谷漫笔》、《西浦漫笔》、《农岩杂识》、《终南丛志》、《水村漫录》、《玄湖琐谈》等，论诗的风格仍然主气力，重雄浑；论创作就又多谈自然感应说、天机说了。如《於于野谈》说：“诗者，出乎性情，无心而发，终亦有征”；《谿谷漫笔》说：“诗，天机也，鸣于声，华于色泽，清浊雅俗，出乎自然。”这些和我国陆机《文赋》里的“若夫应感之会，通塞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刘勰《文心雕龙·明诗》里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以及姜夔《白石诗集》自序里的诗“三百篇皆天籁自鸣”，又都是差不多的事了。
　　至于朝鲜的《弘斋全书》、《韶护堂集》里面谈到的神韵说、声调说、性灵说、格律说，就和我国清诗话的传入朝鲜，有特别明显的关系了。
　　历史事实证明：中朝两国的诗论是直接呼应的，不过有些时差而已，甚至这个时差也并不很大。
　　中朝诗话作法的比较
　　高丽朝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诗话《破闲集》，可能就是朝鲜诗话著作的开端。李仁老“破”了“闲”，崔滋又来了一部《补闲集》，他在这部诗话里写道：“今此书，非敢以文章增广国华，又非撰录盛朝遗事，姑集雕篆之余，以资笑语。”《栎翁稗说》可能是高丽朝流传下来的最后一部诗话，作者李齐贤也在书中写道：“本以驱除闲闷信笔而为之者，何怪夫其戏论也。”而李奎报的诗话更干脆就叫《白云小说》。从高丽朝的四部朝鲜诗话不难看出，它们都是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同一旨趣的，即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的自序中所说的：“集以资闲谈。”
　　朝鲜初的《东人诗话》，是朝鲜诗话中承前启后极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它在朝鲜近古时期的朝鲜初叶各种诗话中，很有代表性。到了徐居正作《东人诗话》，这时就已经逐渐讲求“其记闻之博，识见之高”，和“盖诗不可舍评而祛疵，医不可弃方而疗疾”(姜希孟序)，以及“知诗之恶，然后可以得诗之正；得诗之正，然后可与言诗之道”(金守温跋)了。姜序中直接提到“如《总龟》集、苕溪《丛话》、菊庄《玉屑》等编，议论精严，律格具备，实诗家之良方也”；金跋中也直接提到“古之诗林《玉屑》”，这便十分明确的道出了我国宋代阮阅撰著的《诗话总龟》、胡仔撰著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编著的《诗人玉屑》这三部诗话，在朝鲜当时曾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一时期朝鲜诗话的作法，基本上都和上述我国诗话的通例相一致，即以诗人逸事、诗的品鉴为主，再加一些摘句。
　　到了朝鲜中、末叶，朝鲜诗话大体分成了四类，即：无所不谈的总集类，如《於于野谈》、《慵斋丛话》等；较重褒贬的诗评类，如《小华诗评》、《惺叟诗话》、《壶谷诗话》等；比较优劣的比较类，如《芝峰类说》、《霁湖诗话》等；广征博采的博识类，如《西浦漫笔》、《晴窗软语》、《谿谷漫笔》等。总集类大体同于我国宋代张宝臣撰著的《珊瑚勾诗话》、杨万里撰著的《诚斋诗话》等。诗评类大体同于我国唐代司空图撰著的《诗品》、宋代严羽撰著的《沧浪诗话》等。比较类实际上是诗评类的一种。博识类不过是不限于朝鲜汉诗和诗评，而博采到我国的诗和诗评，诗话作法上还是基本上同于诗评类和总集类。
　　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表明：中朝诗话在作法上也是直接呼应的。
　　朝鲜诸大汉诗人
　　新罗朝的崔致远、高丽朝的李奎报、李齐贤、李朝的申纬，是朝鲜汉文学史上的四大汉诗人。
　　据朝鲜著作记载，崔致远于唐懿宗咸通八年(八六七年)来到我国留学，唐僖宗乾符四年(八七四年)考试登第。据我国著作记载，崔致远考试登第后先被任命为溧水县尉，后来做过侍御使，做过诸道行营都统高骈的从事、掌书记，留在我国三十年才回朝鲜，有《四六集》和《桂苑笔耕》二十卷在我国刊行。崔致远的著作，直到我国清末刊行的《唐宋百名家集》、《唐人五十家小集》，都还把他的作品收录其中。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作的《书目答问》，在唐人集部也都赫然开下了《桂苑笔耕》这部大作。
　　李奎报在高丽朝是被比作朝鲜的李太白的，他的文集《李相国集》初刊于高宗二十八年(一二四一年，我国南宋淳祐元年)，其中诗二十八卷，文二十五卷，共五十三卷。崔滋总评他的诗文是：“自妙龄走笔，皆创作新意，吐辞渐多，驰骋益壮，虽入于声律绳墨中，细琢巧构，犹豪肆奇峭。”李奎报评论朝鲜汉诗，多拿我国诗作进行比较。对我国诗人，他很推崇白居易，再就是陶潜、苏东坡、梅圣俞。对陶潜，他说是“余欲效其体，终不能仿佛”。对苏东坡，他认为是“富瞻豪迈，诗之雄者也”。对梅圣俞，他说是“外若荏弱，中实骨骾，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谓知诗者也。”
　　李齐贤，二十八岁侍高丽忠宣王到我国元朝京城大都(现在的北京)，和我国名士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广交游，又出使过四川，游历过江浙，还到过甘肃，著有《益斋集》。他既是朝鲜四大汉诗人之一，又是朝鲜三大文豪之一。金泽荣对他的评论是：“益斋之诗，以工妙清俊，万象俱备，为朝鲜三千年之第一大家，是以正宗而雄也。”说明朝鲜也称李齐贤为“汉诗宗”。他的著作在我国，也是直到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伍崇耀在我们广东辑印粤雅堂丛书，也还把《益斋集》编为第二十三集。李齐贤极其推崇我国诗歌。他很看重王安石，说王安石的诗“一字一句，如明珠走盘，宛转可爱”。但是论诗却是综合北宋诸家的诗论而折衷之，不专于一家之说。论诗时举篇句为例多取用于王安石和刘禹锡，讲诗法则多从黄山谷的主张。
　　手头暂缺关于申纬的资料，似乎也不必一一通论一番，仅从最有声望的一崔二李的情况，也足可见朝鲜诸大汉诗人在诗学渊源上又是怎样和我国诗歌同趋同归的了。
　　一九八○年一月五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