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谁看秋月春风

　　如果要举出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可以说赵树理是一位无法取代的人物。一个出身于太行山区的农家子弟，在辛亥以后的社会剧变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在投身抗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奋斗中，竟然在不期然之间闯进历史舞台的中心，成就了一番文学的事业，遭遇了许多个人的悲喜沉浮，成为新中国最负盛名的“农民小说家”。但是，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赵树理最终还是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迫害。翻阅种种文献和资料，查看赵树理当时的言论和文字，你会看到，这位“人民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所谈甚少，大都是几句话一带而过。最让他想不通，说得最痛心的是组织上认为他是反党的，是革命群众说他的书毒害了广大人民。在不断自我否认的煎熬中，赵树理最终还是被自己献身的理想所戕害，一个为大众写作的文学家，最终还是死于大众的革命。那其中令人窒息的悲剧性和无尽的反省，早已远远超出在文学之外。现在，赵树理先生已经去世三十二年了。时间的河水终可洗尽沉渣，当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终于被从文学的判断中排除之后，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待赵树理的意义和局限。
　　按照过去流行的定论，提起赵树理总是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开始，因为这两篇作品发表在一九四三年，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九四二年。赵树理从他成名的时候起就被当作是用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样板，就被当作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产生的文学成果，其中周扬先生的论点是最有代表性的：“‘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一九四六年)对此，赵树理本人也曾有过非常恳切的表述，“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赵树理年谱》，董大中，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234页)为了完全彻底地为政治服务，赵树理甚至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他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
　　作为“解放区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经典作家，作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农民艺术家”(周扬，同上)，赵树理的文学生涯一直和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连。在那个政治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赵树理经历了自己的走上顶峰和跌进深渊。至今，也还有人一直把赵树理仅仅看作是某种政治的符号，给与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这种简单的政治取舍倒是很容易得到黑白分明的结论，但这样的取舍所忽略的恰恰是文学。比如肖洛霍夫和三岛由纪夫，一个是苏共党员，一个是不惜发动军事政变的极右翼组织“盾会”的队长，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形同水火，如果只用政治标准来取舍，只用意识形态去划分，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学？现在，当我们回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当然要想一想，除去那些简单的政治界定之外，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到底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潮流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赵树理的小说对于现代汉语写作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和意义？
　　一九八五年，赵树理研究专家董大中先生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赵树理发表于一九三五年的长篇小说《盘龙峪》的第一章，并把它再次发表在《汾水》杂志一九八一年的第五期上，随后李国涛先生在第十一期《汾水》上，发表了题为《赵树理艺术成熟的标志》的长篇论文。这个发现对于赵树理研究来说，有点类似考古学断代的重新划分。根据董大中先生的考证和分析，《盘龙峪》创作于一九三四年底前后，全书将近二十万字(全书是否完成目前尚无定论)。现在看到的第一章总共有八千字的内容，分三次发表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一九三五年一卷二至四期上，时间分别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月、四月的十五日，署名“野小”。正如李国涛先生的论证，“第一章”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赵树理小说创作的风格成熟于一九三四年。再次阅读第一章，我甚至觉得它的艺术境界远在赵树理其他的作品之上。在八千字的篇幅里，作者引出十二个农村青年结拜弟兄的事件作为这部长篇的开场，围绕着金兰结义的中心事件，故事发生的地域，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一一展现。叙述的从容大气，文字的干净简朴，老到传神的白描，无微不至、生动丰富的乡土气息，纷纷跃然纸上。而赵树理最为突出，也最被人称道的对于农民口语的大量运用，在这八千字的叙述中也已经完全成熟。这个成熟不只表现在人物对话使用生动的口语，更表现在作品的叙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口语和传统白话文体相结合的创造性运用。和三四十年代那些充满了翻译腔的主流小说相比，和那些主流小说中矫揉造作的痴男恋女相比，扎根乡土朴素深沉的《盘龙峪》尤其显得弥足珍贵。只可惜，这部小说散落在当时不起眼的小报和杂志上，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可惜，我们如今只能见到它的第一章。但是这珍贵的第一章，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创作风格已经完全成熟了的作家。在此之后，赵树理所有的创作，无论是《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还是《李家庄的变迁》、《灵泉洞》等等，都是以《盘龙峪》为出发点的。更为重要的是，《盘龙峪》的发现证实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思潮紧密相连的，是白话文运动走向成熟期的一个重要收获。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本身就是一场大众取代贵族的运动，就是一次对旧的语言等级的打破，就是要确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所谓“文艺大众化”，所谓“普罗文学”，几乎一直是和白话文运动相始终的议题。甚至连以写性爱、写个人自述小说闻名的郁达夫，也曾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出面创办过《大众文艺》月刊。而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中国文坛，更是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针对新小说迅速的欧化和精英化，瞿秋白、鲁迅等人犀利的批评和建议，使得“文艺大众化”，再一次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和文化讨论。一九三二年瞿秋白在他那篇著名的《大众文艺问题》的文章中，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现在，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够了解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既然这样，那么，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只要这种作品是用绅士的语言写的，那就和平民群众没有关系。‘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因此差不多对于民众没有影响。”瞿秋白甚至把“文艺大众化”提高到继续“五四”文学革命的高度，他说：“因此，大众文艺的问题首先要从继续完成文学革命这一方面去开始。”他对于创建新的大众化语言和大众化文学还提出种种具体的建议。(翻捡旧章，你在明显地看到问题提出的尖锐性和正当性的同时，却也会看到解决方案的简单化、政治化。这几乎成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普遍模式。瞿秋白关于“汉字拉丁化”和要求作家、文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工具的呼吁，后来也成为长期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无权要求历史的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对历史的反省。当然，这已远远超出这篇短文的议题。)那场发生在大都市上海的文学讨论影响颇广，在当时的山西文艺界也引起热烈的反响。赵树理的《盘龙峪》就是这次文学思潮的直接产物。李国涛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明确指出过：“要说明的是：在三十年代上海进行大众化问题论争而没有产生出真正大众化作品的时候，在偏远的太行山山沟里，却有人实践了革命的主张，并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个人就是赵树理。”我想强调的是，举出《盘龙峪》并非要否认赵树理和“讲话”的联系。赵树理和“讲话”的深刻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成名，和他后期创作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弊病，都和这个政治联系密切相关。但这种过分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也正是他后来作品的局限性所在。举出《盘龙峪》这个事实，可以让我们明显地看到，赵树理和白话文运动的联系，可以让我们明显地看到赵树理的创作风格是一次文学运动深化的结果，是现代汉语确立自身地位的一次可贵的努力。赵树理之所以成为赵树理首先是一种文学的探索和努力。他的这种探索和努力，是具有超越性的。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再按照几十年前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去写作，但是，赵树理对于民间文化和传统白话文学创造性地传承，赵树理极为自觉十分成功地把民间口语引入现代汉语写作，赵树理生死不渝的人民性，和赵树理对于底层民众一往情深的关注，都是我们今天坚持汉语写作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其实，就在《盘龙峪》产生的前后，另一位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也在一九三四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从文自传》和《边城》，而京味小说大师老舍先生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写出了长篇《老张的哲学》和《二马》，进而又在一九三六年写出了最著名的《骆驼祥子》。这三位作家各自依据了不同地域的方言，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创作出了杰出的现代汉语小说。尽管因为民族、身世、教养、机遇、才华的不同，他们创作出了风格迥异的作品，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三人都是来自底层，他们都自觉地把各自独特的方言口语带进了小说叙述，他们都对深厚的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正因为有他们和他们杰出的作品存在，现代汉语被注入了蓬勃的活力，现代汉语成为一种最杰出的语言。当年的白话文运动，后来的文艺大众化讨论，正是在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上结出了最为丰盛的成果。也正是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把最丰富的口语和最广大的人群纳入到现代汉语的叙述中来，组成了现代汉语最为深厚的土壤。他们丰茂如林莽、柔细如微风的叙述，他们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早已超越、覆盖了所有理论和政治的僵硬界限。
　　一九五五年，是赵树理名声最为鼎盛的时期，他曾经在《<三里湾>写作前后》这篇文章中清醒地总结自己说：“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终究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的赵树理并非是封闭在穷乡僻壤的“乡下人”，正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种种思潮，带给他世界性的开放眼光，使得他有可能把原来的穷乡僻壤，把一个中国人的万千体验，变成新文学的一部分。
　　只一转眼，赵树理的名声和他的小说都成为依稀的往事。把别人写进历史的赵树理，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赵树理写了一生、想了一生的中国农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一些农民成了腰缠万贯的“农民企业家”，一些农民成了漂泊天涯四海为家的打工族，还有一些农民照样被绑在黄土地上。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强势文化所主导的全球化，随着一个金钱时代的到来，赵树理的文学背影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在淹没一切的“现代”和“后现代”的潮水中，在灯红酒绿的都市新人类狂乱的背影后面，在“成功”和赚钱成为最流行的爱好趣味的今天，赵树理那些张家村、李家庄的故事几乎无人问津，正被掩埋在遗忘的青草当中，变成历史原野上苍茫的地平线。
　　今年春天，我曾到晋东南山区的晋城市参加一个会议。赵树理的家乡沁水县尉迟村原来就在晋东南专区。如今虽然一个专区划分成晋城、长治两个行政区，但是，所有的晋东南人都还是认为赵树理是自己家乡的人。他们常常不叫赵树理的名字而只称呼“老赵”。“老赵”是家乡人心里永远的骄傲。“老赵”生前为家乡人做的种种好事，“老赵”在“文革”批斗会上叫人捧腹的种种黑色幽默，早已经变成家乡人口头上版本不同的传说。讲故事的人，终于变成故事里的角色。看风景的人，终于变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在晋城市的会议上，为了招待与会来宾，当地文联专门为会议组织了两场演唱晚会。全部节目都由本地艺校的师生和晋城矿务局文工团出演。节目安排都是仿照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样式，英雄人物加搞笑小品，“主旋律”歌舞加最流行的明星仿唱和迪斯科舞步，当然还有少不了的地方戏曲选段和快板、相声。那些在电视机前看厌了港台“天王”、世界巨星的眼睛，早就料定了不会有奇迹出现。大家脸上都是应景的笑容。但是，有感于主人的盛情，演出的气氛还是很热闹，大家为所有的节目热烈鼓掌。在那些似曾相识到处流行的节目中，观众们忽然听到了《小二黑结婚》的名字。那是艺校的师生们学来的一段现代舞剧。一目了然的剧情，黑白分明的人物，溢出常规的夸张的乡土肢体语言，极富地方特色的背景音乐，在二三十分钟之内把书本上的《小二黑结婚》演绎得有声有色，演绎得现代而又古典。在所有似曾相识到处流行的表演当中，舞剧《小二黑结婚》成为了最有特色也最吸引人的亮点，演出结束时，观众们的掌声分外热烈。握手告别时，大家都和“小二黑”多说了两句。
　　很快，会议结束了。很快，沙尘暴刮走了春天。很快，炎炎烈日烤得人难以喘息。坐在熬人的暑热中，回想已经成为历史的赵树理先生，回想往事，还是能清晰地看见、清晰地听到《小二黑结婚》鲜明夺目的场景。
　　西元二〇〇二年八月四日，傍晚，写于家中，八月六日增改，十日改一字定题
　　说明：在《赵树理小说》的写作编选过程中，董大中先生、李国涛先生曾给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工作成果，这一切都不是我一人可以独享的。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表示真心的敬意和感谢。
　　(《赵树理小说》，即将收入“世纪文存”丛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