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日本战后的短篇小说》代序

　　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许多作家冲破军国主义的长期禁锢，揭露战时的黑暗生活，让人民永远牢记日本历史上这一惨痛教训，使军国主义横行的历史不再重演。这是历史赋予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在这方面，短篇小说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
　　战后初期，许多作家迫切要求在作品中倾吐他们在风雨晦暝岁月的痛苦和悲哀，没有充分余裕构思长篇，造成了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战后初期进入文坛的“战后派作家”的活动，博得了读者的重视与好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大冈升平等。“战后派作家”在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断送了青春，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系囹圄，备尝法西斯警察的摧残与迫害，或被征兵驱往侵略战场，心身饱受创伤。他们把犀利的笔锋指向了专横强暴的军国主义，怀着激愤的情思，描述了战火中的社会惨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表现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大众是息息相通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一九四六)和《脸上的红月亮》(一九四七)是“战后派作家”短篇中的代表作。这两篇小说在刻划侵略战争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其特色。“战后派作家”这类题材的短篇小说不胜枚举，比较著名的还有梅崎春生的《樱岛》(一九四六)、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一九四八)和《野火》(一九四八)等。这些短篇都揭发了日本士兵辗转呻吟于日本军队内部黑暗制度折磨之下，面对战局节节失利，战败已成定局，陷于无法逃脱的悲观绝望。
　　一些战前素负盛名的老作家，也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军国主义，刻划了日本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积极主题。如女作家野上弥生子在短篇小说《狐》(一九四六)中，塑造了一个有气节而受磨难的知识分子形象，自“九一八事变”后就一贯反对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林芙美子在《漩涡》(一九四七)中，描写了阵亡士兵妻子在战后的举步维艰的生活，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一九四六)刻划了知识分子在战争年月的乱离疾苦，衬出作者当时的境遇和感受。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一九五○)和田宫虎彦的《画册》(一九五○)堪称代表作。遥拜队长》通过一个下级军官冈崎悠一的病态行动，写出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作者的艺术手腕和思考问题的敏锐性、深刻性。这个短篇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军国主义奸淫掳掠的罪行，却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其流毒和影响如何腐蚀麻醉和毒害人们的灵魂，而这恰恰是在战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日本的严重障碍。通过文艺作品揭示出中军国主义毒素较深的人物特征，塑造这类人物的典型形象，对于肃清军国主义流毒是大有益处的。《画册》则从另一侧面，对军国主义提出了血泪控诉。作者用哀婉凄厉的笔法，刻画了中学生福井义治一家遭受军国主义迫害的悲惨遭遇。
　　战后初期以控诉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带给日本民族深重灾难为主题的作品，由于它所描写的战争生活都是作者经历过的，有较大的感染力。但在表现形式上，侧重于从个人命运和家庭角度揭批军国主义，还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概括和细致描写。同时，由于题材的限制，不可避免地格调低沉，色彩阴暗，尤其对军国主义造成这场灾难的规模、性质，以及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索和剖析，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百花争妍的可喜局面。从战前起就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老作家，也以更为成熟的作品，辛勤地浇灌着日本进步文学的园地。德永直在《熬煎》(一九四八)中，并不依靠情节取胜，而是着重刻划人物的思想面貌，把笔锋深入到女主人公夏子的内心和感情中去，写出了她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中野重治的《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一九五五)和佐多稻子的《干闺女》(一九七八)作为进步文学，描写的故事可能平淡无奇，然而同样表现了作家的爱憎，反映出作者对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丑恶事物的痛恨和对美好事物的礼赞。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都与日本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联，赋予作品以丰富的思想性。
　　战后初期，一些作家为了摆脱自从大正年间就在日本文学中定型的“私小说”的传统束缚，曾经在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作了某些探索和尝试，使文艺展现了一定的生机。“战后派作家”是代表人物。他们当中的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以擅长写孤独者的内心生活著称。他的《深夜的酒宴》(一九四六)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在运用形象表达自己哲学思想和感情的技巧方面受萨特的影响；在人物塑造、心理刻划、矛盾的展开与冲突等方面，同历来沿袭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等相比，有其别开生面之处。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描写战争给人们心灵留下的创伤，侧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细致刻划人物的复杂心理，受乔埃斯和普鲁斯特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创作方法的探索和实验上，他们并没突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对外国文化的借鉴还缺乏分析鉴别。
　　由于美国执行一条殖民地化日本的政策，美国文明泛滥日本，颓废文学日渐抬头。其中“新戏作派”(又称“无赖派”)盛极一时，但命运不长，不久即销声匿迹。这派代表作家有太宰治、坂口安吾和织田作之助等。他们主要以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反映战后初期的社会生活，表现资产阶级的空虚无聊和没落的旧贵族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感伤。他们的作品，大多通过两性关系或男女纠葛，宣扬活着不过是为了谋取官能的享乐，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战后群众运动的袭击所产生的幻灭感和世纪末的绝望情绪。此外，以田村泰次郎、井上友一郎为代表的“肉体文学派”，以战后初期混乱颓废的社会现象为主要题材，散布悲观厌世和纵情声色的腐朽没落思想，起了腐蚀人们心灵的作用。
　　二
　　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前夕，美帝国主义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日本文学评论家把控诉美国这一罪行的文学作品称之为“原子弹文学”，是日本作家至今还写不完的一个主题。原民喜的《夏天的花》(一九四六)和大田洋子的《尸体狼藉的市街》(一九四八)比较有名。这些短篇真实深刻地描写了美国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局面。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在《醉中醒》(一九五九)和《祈祷》(一九五九)中，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和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揭露了在广岛所造成的血肉模糊的悲惨往事，时隔若干年后还折磨着当时的受害者。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一九五四)，开门见山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驻日美军及其日本追随者，反映了一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这种创作倾向在五十年代兴起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社会派”推理小说，一改过去单纯侦破案件的写法，采用从不同途径搞到手的官方机密材料，揭露了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黑暗内幕，反映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罪恶，尽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情节，带有批判的倾向。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一九六○)由十二篇自成段落的短篇联缀而成，以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冤案和暴行事件为线索，采用侦探小说的写法，得出了美国占领者及其特务组织是这些冤案和暴行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或直接肇事人的结论。水上勉的《花的墓碑》(一九六二)也是由七个各自独立成章的短篇联缀而成，把人物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和复杂的社会斗争里加以刻划，揭露了驻日美军勾结日本罪犯进行贩毒、走私和杀人等罪行。
　　进入五十年代，许多短篇小说，取材多样，题旨积极，从不同的方面反映日本社会现实。作家的政治视野和作品题材范围不断扩大，小说所展示的生活天地和社会意义日益广泛深远，给读者以不少有益的启示。井上靖的《梦中桧》(一九五○)是他同名三个短篇中较为出色的一篇。长谷川四郎的《阿久正的故事》(一九五五)、松本清张的《断碑》(一九五四)和阿川弘之的《蜡笔画》(一九五一)等短篇，都以小资产阶级作为作品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小说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没有直接予以抨击，却在不着文字的地方透露出作者的强烈愤怒。阿久正、木村卓治(《断碑》)、榎木绫子(《蜡笔画》)，唯其因为他们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对生活没有多大奢望，就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在竞争激烈、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的共同命运。这些短篇所揭示的自然不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但却通过一角抓住了那个社会的一些真实特征和矛盾，对于打开读者的眼界，了解和认识战后日本社会是有所帮助的。
　　五十年代后期，战后开始写作的现代派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和开高健等人颇为活跃，他们不仅对文学界，而且对青年一代的思想也有一定影响。尽管他们在题材选择、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并不一致，却有一个共同倾向：不满现实，对未来又惶恐不安。创作上吸收欧洲现代派表现形式，使用离奇的寓意手法来讽刺和描写现实生活，常把现实生活的细节和幻想的情境交织在一起，描写个人的孤独和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的无能为力，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安部公房获芥川文学奖的成名作《墙壁》(一九五一)，从传统的写法来看，显然荒诞无稽，实际上它反映了在荒谬丑恶的社会现实中，无权无钱的下层人物受人捉弄，人的“自由意志”已经丧失，想寻找“自我”殆无可能。作者笔下的墙壁正是人类一切徒劳无益的反抗的悲剧性象征。《诗人的生涯》(一九五一)表达对周围世界的荒诞性感受，试图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命运。
　　大江健三郎前期受萨特影响较深，后期对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二十世纪后半留给文学冒险家所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这一领域”引起共鸣。他的早期作品如《饲育》(一九五八)、《人羊》(一九五八)和《出其不意变成了哑巴》(一九五八)等短篇小说，接触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罪恶行径，具有一定反帝倾向。大江的成名作《奇妙的工作》(一九五七)更具有这几位年轻作家的特色。这篇小说使用隐晦沉闷而又有些虚假的想象，迂回曲折地用怪诞的情节，讥讽了当时处于美国军事占领下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弱小者的绝望与辛酸。
　　日本经济的畸形繁荣，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充满着荒谬与丑恶。要表现这种与从前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生活，艺术形式也要起相应的变化。这些青年作家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们笔下的日本社会是那样的荒谬，不合情理，不合逻辑，这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苦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谬、丑恶而企图寻找出路的焦躁不安心情。他们使用极度夸张的手法虚构人物形象和情节，予以荒诞化，主观上是为了渲染主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日本垄断资本在美帝侵朝战争中赚取了高额利润，社会更加腐烂，颓废文学和唯美主义文学进一步恶性发展。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一九五五)轰动一时，形成一股“阿飞文学”的逆流，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膨胀过程中社会风尚败坏，道德堕落，说明某些资产阶级作家在群众运动高涨面前，利用小说寄托自己颓废没落的思想感情。
　　三
　　进入六十年代后，许多作家专心致志于长篇创作，对短篇普遍重视不够，甚至把短篇看作是余兴之作，因此，短篇数量锐减，质量也有所下降，但这不意味着六十年代后就没有好的短篇小说。森村诚一的短篇也同样闪烁着时代光芒和生活气息，具有和他的长篇同样的创作倾向，而更多的是描写工薪阶层饱受生活熬煎和备尝人间辛酸的主题。他的《中途下车》(一九七四)，在不过五千多字的小品中，以沉郁的笔触和深切的同情，描写了半生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和走投无路的小店主，受经济危机袭击而彻底破产的悲惨遭遇，反映了经济高速度发展下日本社会的另一侧面，说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什么人间天堂，在升平气象下掩盖着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对于人们全面了解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是有帮助的。《虫豸的土葬》(一九七五)描写循规蹈矩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小职员被解雇后，遭到社会和家人的唾弃，走投无路之余，跳进陷阱，把那儿当作他的唯一归宿，反映了日本当前中老年职员，一旦被公司淘汰，生活就没有保障的社会问题。其他一些社会派推理小说，也从现代生活中提炼出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题材，来展示这一深刻的主题。女作家夏树静子的《来自悬崖的呼救声》和西村京太郎的《和善的诈骗犯》等短篇，都是描写参加人寿保险的小人物，或借助他人之手把自己杀掉，或伪装死去，用来替家属提前弄到保险费，借以糊口度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落来显示时代面貌的一个方面。同样主题也表现在另外题材的短篇中。新田次郎的《日向滩》(一九七一)和远藤周作的《妈妈》(一九七三)，通过人物的性格、命运和世态人情的直接描摹，来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侧面。
　　以上短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大多没有作正面的讥评，而是使用旁敲侧击或正言若反，就更加发人深思，从字里行间可以寻觅出愤怒之情。
　　历史小说在六、七十年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它们取材于历史故事，却又对历史人物进行再创作，用来曲折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当前日本文坛以“郎”为笔名的三位知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新田次郎、城山三郎颇具代表性。他们同某些未能把握住现实的重大题材转而写历史小说以自娱的作家迥然相异，而是借古喻今，把历史上推动政治、经济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一定历史时代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方面来宣扬歌颂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用以鼓舞日本民族在经济上赶超欧美，跃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信心。司马辽太郎的《多谋善断的人》(一九六四)，主人公大村益次郎(一八二四——一八六九)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之一，是日本近代史上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化的兵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作者从各方面宣扬歌颂大村益次郎的进取精神和乐观主义，用以指出日本和将来的出路，寄希望于经过他理想化了的人物。
　　日本经济急剧膨胀，使沉淀在政治思想生活最底层的渣滓——一小撮军国主义余孽心中最卑劣的欲念又浮现出来，妄图重温对外扩张和称霸亚洲的旧梦。反映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些美化和宣扬战前军国主义的作品。三岛由纪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前期作品唯美主义色彩较浓，大多描写病态心理和色情故事。进入六十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治文章，恶毒攻击革命群众运动，自觉利用小说为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他的所谓“二·二六①三部曲”——短篇小说《忧国》(一九六○)、《英灵之声》(一九六一)和三幕话剧《明日黄花》(一九六六)，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凶暴残虐的形形色色军国主义亡灵和政治僵尸抬了出来，把它们美化为“忧国之士”和为国捐躯的“英灵”，从思想、作风、性格和气质各个方面，来宣扬、歌颂它们反动落后的世界观。
　　一九八○年春节于北京
　　(本书将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的节略。
　　①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军国主义的策划和指使下，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暴乱事件，目的在于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