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对“批评理论”的批评

　　一九九四年九月四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新闻报道说，新学年开始以后，学生将重新重视文本阅读了。文章特意引用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会长的话——“新闻界通常认为，解构主义统治理论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解构主义几乎消亡了，也许只有耶鲁大学还有一两个人在搞。”作者以此来证明理论或后结构主义思潮“在统治文学批评二十五年之后开始衰退”。这话显然夸大事实，但《纽约时报》要如此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理论主宰一切的形势确实起了一些变化。这篇文章回顾了理论时代的起源(一九六六年霍普金斯大学“批评的语言和人的科学”研讨会上，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与美国理论家德·曼和希里斯·米勒相遇，很快掀起解构主义的旋风)，也谈到目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美国削减教育经费，大学里的有关系、所要扩大市场多招生，而玄妙深奥的东西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其次，有些理论提出的观点不能导致进一步的探索，例如，德·曼的《阅读的寓言》说来说去总是回到“文本是无法阅读的”，结果把读者说烦了，看不到学习这种理论的必要。不过，这篇文章虽然指出理论的影响在逐渐削弱，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作用。作者在结尾处提到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理论已经是既成事实。“不管理论有多少失误和过分的地方，它彻底改变了人们看待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我想，对于理论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跟国外的学者持同样的肯定的观点。但是，这篇小小的报道预测国外学术界理论过热的现象行将降温，这一点我们不甚了解，因而引起了我的兴趣，使我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此，我想介绍一点信息，供我国学者参考。
　　我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发现两本刊物很重要。一本是《美国文学历史》，另一本是美国现代语言学学会的《专业》杂志。它们能够切中时弊，批评时又能一针见血。例如，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惑着我：许多“新”理论似曾相识，但提倡这些新理论的理论家却又把那些与之相关的“旧”理论说成是“过时的东西”。那么，“新”“旧”理论之间究竟有没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美国文学历史》有篇文章《美国历史主义：新与旧》正好谈到这种问题。作者大卫·莱文是四十年代哈佛大学的博士，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属于现在被否定的被称之为“旧”历史主义的学派。他在评论菲利普·费什编撰的《新美国研究》一书时批评费什不顾史实，轻信传闻，随便下结论否定老一代学者，否定他们的理论。他列举大量事实来证明三十到六十年代研究美国文化的学者并不是只考虑一种美国文化，一种美国思想，或者具体一点说是新英格兰思想，不是像费什所说的只是在制造美国“神话”。他们当年也从历史出发研究问题，研究欧洲和亚洲文化，也研究过移民到美国来的欧洲农民，而且也有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观点，可以说他们的研究中就有今天新历史主义的萌芽。莱文认为这种忽视历史不顾事实的做法不是费什或新历史主义的问题，而是当今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他用他那一代人对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种种研究成果来批驳加州伯克莱大学名教授克鲁斯的观点——即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美国文学的研究是由一些男性白人所控制的，他们的研究只集中在少量的经典名著，并用这些文本来宣扬主流道德，强调美学技巧，宣传美国梦的民主思想和美国梦逐渐实现的可能性。根据克鲁斯的看法，女作家斯托夫人虽然力主废除奴隶制度但由于不符合这些人的审美观点而受到冷落，相反，男性白人作家霍桑虽然反对废除奴隶制度但由于他采用反讽和悖论等手法却大受欢迎。莱文列举史实说明他四十年代在哈佛上学时就必须读三本斯托夫人的作品，可见她并未受到“冷落”。他还谈到五十年代对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研究和教学促使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很多肯定她的人是白人男性学者，是今天被认为只重视主流文学的旧历史主义者。应该说，莱文的文章写得有根有据比较客观，充分肯定新历史主义的成就。虽然他坚持认为他那一代以及他的老师那一代也采用现在新历史主义强调的方法，也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但他还是认为年轻人的研究超越了前人。他只是要求研究新理论的人尊重历史，在做研究时要扎实一些，不要根据道听途说的材料随便对前人的实践和动机下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他还希望他们不要随便低估现在还在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成就。
　　现在在美国，学者们很重视研究少数民族或妇女的文学，认为美国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白人文化，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这是件好事。近年来，亚裔作家，尤其是华裔作家如汤婷婷和谭恩美很受重视，恐怕跟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对于这个理论企图主宰一切的现象也有批评，有的提意见的人本人就是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九九三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专业》杂志在《会长论坛》一栏里就多元文化主义开展了讨论。当代著名的黑人理论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就主张不要走极端。他认为“跟保守主义长期对抗的结果使多元文化主义懂得了应该反对什么却不明白应该赞成什么”。他呼吁大家容忍不同意见，主张百花齐放。盖茨在阐述自己观点时特别引用现在不大为人重视的理论家伯林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其他文化的价值准则，可以谴责它们，但我们不可以假装一点不懂而不屑一顾，或者把它们仅仅看成是主观的，是处在不同环境里、跟我们趣味不同、根本不跟我们说话的怪物制造出来的东西”。盖茨认为伯林看法的重要性在于“警告我们不要轻易地下最后的结论；告诫我们，追求绝对纯净……往往比容忍五花八门的文化多样性更可能造成文明秩序和人间情理的混乱。它让我们记得本体永远处于对话之中，本体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存在，而且跟其他一切东西一样，永远是竞争和协商、自我设计和重新设计的……场所。”尤其是，“它认为，能够承认自己局限性的那个多元文化主义也许才是值得下工夫研究的理论”。
　　另一位参加讨论的学者也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毛病使它变得狭隘单一，推论根据不足，结论有时稀奇古怪。她特别提到文学界对抒情诗歌的忽视，认为这不仅仅是由于要扭转新批评理论的影响，而是由于“当代诗人以叙事诗为主要形式，大学教学中对抒情诗歌轻描淡写的介绍”的结果。作者认为这种忽视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损失。她强调自己不是怀旧，而是“要求更为开放更为推理的形式主义，而要达到这种开放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对知识的了解范围”。她说，“通过对文化产品更广泛更具体的研究，通过促进公众对文化、技术和知识产品的接触，通过鼓励思索、批评和世界主义，我们可以开展思想方面多样而复杂的研究工作。”
　　在这期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杂志里，我还很欣赏一篇文章——《受损害的文化知识：阅读的衰退》。作者是中国学者很熟悉的、七十年代出版过《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莫里斯·迪克斯坦。由于文章提到的文学评论家的社会作用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同样存在，所以我想做比较详细的介绍。迪克斯坦首先指出“阅读”一词可以指最起码的识字读书的形式也可以指文学评论的专门形式。但在历史上两者的差异并不很大。在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读能写的时候，评论家觉得有责任为普通读者说话，不单单表达个人观点还要反映理想的社会舆论。他们用的是大多数读者能看懂的语言，不仅表达读者的价值准则还努力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和标准。等到非中产阶级的人也能看书识字，出现真正的阅读大众的时候，批评的文化功能起了变化。评论家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读者群体的一分子，而是变成反对“平庸之辈”的文化卫士。他们不是成为大众鉴赏水平的坚决反对者便是居高临下地致力于提高大众的鉴赏水平。到了现在，理论家干脆和读者完全脱节。现代作家和艺术家反对把文化看成是一种逃避方式、一种地位的象征、一种中产阶级典雅生活的点缀，他们拒绝为广大群众写作。同样，评论家也不再顾及广大读者，而是关起门来致力于对遥远或艰深的作品作技术性评论，一心为小杂志或学术刊物撰写文章。最后，评论家走进学院，他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学究气，越来越钻在小圈子里。
　　迪克斯坦认为，到了大众媒介文化的时代，随着电视机、录象机和计算机的发展，年轻人虽然能读会写却不一定会进行积极性的阅读，不会从阅读中获取力量和快感并且通过阅读学会独立思考，树立自己的观点。说得严重一点，他们的问题跟从前文盲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多的本质上的不同。糟糕的是，在普通读者的阅读技巧逐渐衰退，录象和电子媒介有可能取代文字的时代里，评论家却抛弃了普通读者。普通读者读小说时着眼于情节、人物、典型情景，追求性欲、刺激、逃避等等。评论家在阅读时却一心一意违背作者原意，违背常识常情，往往背离大多数人的阅读方式。他们在理论的指导下，对作品采取主动的、进攻性的、甚至敌对的态度。新批评和弗洛伊德都认为语言往往揭露人们企图掩盖的东西。阅读就是要发现文本底下的内容。然而，解构主义走得更远，更强调语言的模糊性。他们不再发掘表面或深层的含义而是主张文本没有意义。在别人看到意义的地方，他们看到的是封锁、误解和内部矛盾。
　　新历史主义更要求通过阅读来反对作家。迪克斯坦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叫莱文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写了一篇关于华兹华斯《丁登寺》的文章。由于她知道当年丁登寺是个乞丐和无家可归的人集聚的地方，由于诗人在这首诗里没有提到这些乞丐和穷人，她便指责华兹华斯的这首诗是谎言，认为华兹华斯以前同情法国革命，同情穷苦老百姓，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现在却竭力逃避历史躲在自我的世界里进行内心沉思。莱文生一字不提华兹华斯许多描写穷人的诗歌，仅仅从一首诗便得出“正是由于《丁登寺》压抑了历史意识，它才成为这样的一首浪漫主义诗歌”的结论。莱文生主张，批评家不应被作品的表面内容所迷惑，不应该局限于作品所描述的一切，而应该注意作品所没有描写的、所省略或压抑的东西，迪克斯坦认为这是文学批评简单化的典型表现。
　　迪克斯坦回顾了理论与读者关系的变迁后指出，这种怀疑和敌视作品或作家的态度使人们在上课或写文章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这本书有什么问题”，“这个作家为什么不写某些东西”。这种把文学和批评分家做法的最大危害是失去公众。由于学术论文充满术语内容晦涩难懂，人们不再感兴趣，学者们失去了跟普通读者沟通的共同语言。迪克斯坦认为，评论家的作用是提高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使阅读变得更有洞察力，更加敏锐，同时并不失去个人的深刻感受——十八世纪英国评论家约翰逊作为成熟评论家所保持的那种孩子般的惊讶之情和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济慈在初次阅读荷马史诗时那种欣喜欲狂的感受。
　　文学理论的研究跟大学教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期杂志还谈到文学研究和教学的相互影响问题，这对我国大专院校英语系也许会有所启发。哈佛大学的芭芭拉·罗沃尔斯基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内容无限扩大，使人无所适从。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把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各种各样的话语都变成我们研究的论题。除了已有的经典名著，学者还得注意过去忽视或边缘化的诸如妇女、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人民……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传统。在批评方法方面，除了文学批评以外，还得学习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尽管这一切确有道理，但也造成一定的现实问题，使学校在制定教学和科研计划时很难作出切合实际的决定。“另一方面，由于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就不得不把专业划分得越来越细，结果对整个领域或自己的专业缺少全面的观点和考虑。这问题对年轻人更为严重，因为很难要求他们除了掌握比他们年纪大的人所知道的一切还要了解所有的新事物。”她认为，关键是要对文学研究这门学科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而要取得这个统一的看法就需要我们不坚持一家之言而是互相讨论互相学习。
　　另一位鲁特格斯大学当代文化批评分析中心主任乔治·莱文认为，现在的文学教学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学科，因为它敢于冒更大的危险，犯更大的错误，研究得更深入，更欢迎不同意见，更直接地向自己的观点看法进行挑战。他认为不必为由此引起的在研究兴趣、目标、理论和思想等方面的分裂而担忧。但他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大学英语系缺少经费。由于经费短缺，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做什么，而当前的问题是人们并不知道要干什么。许多名家感兴趣的东西——如文化研究、电影、性别、心理、大众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往往跟教学任务关系不大。而近年来的批评理论又总是把文化或社会改革放在第一位。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常常被看成是变革的敌人，需要打破其神秘性并且揭露它跟统治阶层的共谋关系。莱文认为这一切未必是英语系的任务。可是，莱文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的办法。
　　罗沃尔斯基和莱文谈的情况似乎都是大学里面的具体问题，其实它们对于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不仅仅是大学外语系科而是一切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深切关注，因为今天的大学生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批评理论家，他们今天所受的教育与训练必然会影响他们明天的理论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