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智慧之境

　　摆在面前的三部书稿：《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先生把他的这几部新作合称为《智慧说三篇》。三个月前，先生还对我讲起，准备再用一年时间，将它们最后改定。孰料仅仅一周之隔，它就成了遗稿！在二月与三月交接的那个子夜，先生遽然静静地逝去，竟未能见到自己几十年潜心结构的巨著出版。那次谈话成了我们师生之间最后一次长谈！
　　自那以后，不断有朋友催促我写点什么，作为跟随冯师十几年的学生，也深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但是，任何文字也难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爱之情；大悲痛中，语言近乎无效，文字纯属多余！我一直以为天赐其年，自有足够的时间聆听先生的教诲，遇见疑难或偶有心得都随时可以坐进那间简朴的书房，与先生畅谈。然而死神来得那么突然，给所有爱戴先生的人们以重重的一击。我至今还没有从它的震撼中完全平复过来，每每思及先生，就心绪茫然，有时竟至泪眼模糊。但是转而一想，倘若“以道观之”，先生一生凝道以成德、显性以弘道，既为后继者开启了前行之路，又自信自得自由于智慧之境，他的生命实在是意义圆满的。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初见导师冯契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加之先生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竟有一半毕业时未取得学位(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准都不低，当然第二年经修改论文后获得了学位)，先生对学术之严格，令人敬畏。他讲课思维缜密，但语言极其简明，几乎没有任何重复。又听人说，与先生谈话，谈完公事，他就不再多言。总之似乎是一个严肃得近乎偏枯的学者。后来接触得多了，特别是一九八五年开始跟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才觉得先生其实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谈话竟可以无所不至，常常经与先生一夕长谈，如沐春风而归，对先生的生平与思想也有了较多的了解。
　　冯契先生出身于浙江诸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九三五年以优等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随即投入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了“民先”等革命救亡组织。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投笔从戎，加入八路军一二九师转战山西、河北等地，并创作了一批诗歌、散文、小说。曾到延安进“鲁艺”。一九三九年回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旋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等继续深造。这是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第一批有原创力的职业哲学家，厚积学养、会通中西，挟五四思想自由之余风，虽蛰居于西南一隅，却创造了近代哲学的一个高峰。
　　大时代的风潮和颠沛生活的转折对于智者一定有非同异常的意义。先生晚年屡屡回忆在昆明的这段日子，总是满怀深情。有次闲聊中，谈到清华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宿舍，师母笑着说：“啊呀，你那个宿舍又小又乱，楼板走上去咯吱咯吱响。”先生却自豪地说：“就那个地方，我接待过多少朋友！”当时，跟随名师求学的冯契，仍热情地从事着民众运动。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这影响了先生一辈子的生活态度和学术路向。先生后来虽然也有不少社会兼职，但以哲学教授终其一生。他生平淡泊名利、耕种着自己的园地，又总是怀抱着关注现实的热情，绝少精神贵族的孤芳自赏。借用鲁迅在《出关》中的话，同是一双鞋，老子的走流沙，孔子的上朝廷。上朝廷固然为先生所不屑(极少臧否人物的先生有次谈到一位名学者，说×××最大的毛病是老要想上朝廷)，走流沙似乎也轻抛了智者的职责。“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智慧的探索》第546页)这是先生选择的道路。后来先生阐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弃绝权力崇拜和拜金主义，正确处理群己关系，在主客观交互作用中培育出的自由的个性——常常喜欢引述鲁迅的话：“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子，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其间固然有理路上的契合，但我以为同时也是先生心路历程的升华，自得之而自证之，绝非徒存口耳之间的戏论。
　　在我们后辈学生看来，这段令人羡慕的岁月更深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先生半个世纪精神探险和哲学创作生涯的大路向：研究由意见、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如何实现“转识成智”，完成从“名言之域”向“超名言之域”的飞跃，臻于智慧之境。其起点是一九四四年发表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一文。作者后来十分真诚地多次批评这篇少作的幼稚与学院气，其中自有充分的理由，因为经过半世纪的求索，完成了《智慧说三篇》，先生的智慧理论已经开出了一个新的境界。
　　智慧，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无疑是哲学(玄学或形上学)的目标。从《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全部著作表明，与那些乐于看到哲学分化、或对哲学的分裂感到无奈的人不同，冯契先生更愿意向哲学的伟大源头复归。在那里，哲学虽然还处于童年，却似乎更为自信。古希腊哲学当然是从研究世界的始基开始的，但它的另一个重大动机却是“认识你自己”。转换成中国哲学的术语，就是“天”与“人”、“道”与“性”的学问。古代中国哲学中认识论不仅与辩证法、逻辑学互相联系，而且与伦理学、美学也互相联系，浑朴而不褊狭。古代哲人相信我们能够“学究天人之际”，绵延而下，汇成别具异彩的东方智慧。如果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源头，然后再反观现代，那么现代哲学的分裂应当可以弥合。所以先生将他的《智慧说三篇》的首篇题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毋容置疑，这是一部认识论的专著。像先生的其他书名一样，这部书的名字是平实而精确的。它表明认识世界(天)与认识自己(人)是统一的辩证的过程，不但意在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分裂，而且突破了笛卡尔以来的狭义认识论传统，写出了一部广义的认识论。当然，这不只是简单地向古代哲学复归，它同时又是现代的，首先它的问题的提法是现代的，它包括认识论的以下四个问题：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二、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康德问：纯数学与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那样的具体真理？(康德问：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四、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康德式的问题可以是：人的自由何以可能？)问题的提法表明先生又回到康德这个蓄水池，再次从这个哲学史上问题与思想的无穷源头出发。解决问题的方案则展示了传统理性主义大道的新开拓，否定理性专制主义、经学独断论，有限度地汲取非理性主义的某些观念，在实在论的基础上结构起一个广义认识论体系。它着重探索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人类如何从无知到知、又“转识成智”的辩证过程，即人们如何获得智慧，又在逻辑学与价值论的领域中两翼展开，讨论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借思辨的综合转识成智；如何化理论为德性，借助自由的德性来亲证智慧。篇幅不算甚巨的“智慧说”(《智慧说三篇》约六十万字，将陆续出版的十卷本文集共计二百余万字)以宏大的气魄，会通中西百家，面对世界性的哲学困境，交出了一份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创造性的答卷。
　　说冯契先生的哲学富于中国的民族特点，不仅指他较多地驱遣中国哲学的材料，而且指他的哲学接续与激活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借助梳理、批判、总结传统，推进了本民族的智慧理论。八十年代中，先生先后出版两种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以一人之心力，独自条贯系统地写完自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整部中国哲学史，舍先生以外，不知至今是否有第二人？不过，这部哲学史某种意义上还只是哲学创造的准备工程。一九八七年，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后记》中，先生点明了两书的一以贯之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是其共同的指导思想。把两书视为‘哲学的展开’，贯穿其中的基本原理，就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的产物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在哲学理论上的集中表现……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既济’(完成)中包含有‘未济’(未完成)，因此作为‘哲学史的总结’的哲学，迫切要求进一步加以发展。鉴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在逻辑方法和自由理论这两方面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我在五十年代便考虑从这两者着手做一些研究，计划写两种著作：《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这两种著作现正在整理，盼望不久能与读者见面。”两书的打印稿出来后，先生又最后写就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大厦方告结顶。这种以论释史又推史出论的著述过程，包含着对传统的诠释、汲取与提升。
　　然而先生哲学中的传统实际上有两类：一是古代哲学的传统，二是近代哲学革命的传统，这是两种颇不相同的传统。窃以为先生所接续的首先是近代传统，即哲学革命的传统。在文化保守主义高涨、现代新儒家几近显学的今天，讲近代哲学革命，也许不容易赢得多少“同情的理解”。但先生青年时代披着硝烟走进书斋，亲历了哲学浪潮的涨与消，他的哲学问题正发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个建设高涨期(三十至四○年代)，情况就全然不同。以近代哲学革命的观点反观古代哲学，以往神圣的“正统”必定受到严肃的批判，昔日的“异端”翻转为正统。先秦与明清之际这两大高峰期的哲学备受关注，其间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正统派儒家)尽管也得到了理性的分析，但远不如其源头原始儒学更受尊重。因为先生认为中国儒学的优秀传统更多的体现在非正统的一脉之中，如荀子、柳宗元、刘禹锡、王夫之诸人。而就个人爱好而言，庄子、嵇康都是首选人物，这与冯契哲学反独断论、反假道学的气质息息相关，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相合。更往前追溯，从龚自珍发端的近代人道主义和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近代哲学主流，则是冯契哲学的直接背景与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近代传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先生反对两种偏见。第一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不能同非马克思主义相会通的东西。第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格为前苏联教科书式的“经典”。他坚持的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显而易见，二者绝非一物。其间的不同主要的不在于局部的观点，而在于整体的气质。先生对苏联教科书一直颇为不屑，但前苏联解体以后却十分关注那边哲学界的反省，有一次他对我说：“教训有两条，一是教条化，二是哲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是依赖政治权力确立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果成为权威主义的教条、窒息学术自由的“紧箍咒”；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足以在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中汲取各种哲学的合理因素，生机勃勃不断发展。如果说汉至清代中国哲学总体上不脱经学独断论与注经传统的笼罩的话，近代则是一个后经学时代，经学独断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人们一方面经受着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侵蚀，一方面依然残留着注经传统的余风，甚至一度以新的形式复辟经学独断论。但是，近代的合理走向应当是开放的自由精神，换言之，当代中国应当走出后经学时代，我想这是先生向往已久的理想。
　　像一切确有所见的哲学家一样，冯契先生的哲学有他特有的个性。他“知言”而不“好辩”。先生坦言他的哲学创作是时代大问题的哲学折射，根本上是围绕着“古今中西”这样一个纵贯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论争的。但是晚近十几年一些耸动视听的文化论争中，先生很少直接参加论战。这种持重的态度很可能出于如下的原因：他已经以他的哲学创作包涵了批判与会通两个环节，以此来回答时代的大问题。他的著述语言总是明晰而平实的，打动人的更多的是逻辑力量而不是华美的文采。不过，我以为由于先生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如何把握具体真理和如何达到理想人格，所以总体上更重视“通”与“合”。前面已经说到先生的哲学意在打通近代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实证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藩篱，目标是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即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的统一，他的广义认识论就是这样一个体系。其中，理性与非理性、认识论与历史观、“大同”与个性、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诸多的对子，都是统一的。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哲学与人格的统一，因为说到底，“转识成智”，觉悟到性与天道的统一，必经思辨的综合，并且借自由的人格而呈现。
　　这样一种重视“穷通”的哲学，内在地要求对各种哲学派别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同时对自身则要求保持独立的精神。青年冯契曾把但丁的“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奉为座右铭，在尔后长期的求索智慧中，虽屡遭困厄而终不悔。“文革”期间，先生默默累积的约六百万字手稿及资料毁于一旦，受到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劫波渡尽，先生已逾花甲，硬是一笔一划，重新写出了二百万字的著作，终成一家之说，自得于智慧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