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德的经济功能

　　在阅读经济学文献时，我曾经见到这样一句谚语：“好篱笆带来好邻居”(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urs)。其大意是说，邻里两家要想处得融洽，其间有一道隔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两家总会因为界线不清而发生矛盾。(由于住房紧张，不少单位有许多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的情况。从其间普遍的龃龉来看，这句谚语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理。)如果将此句谚语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讲出来的话，那便是：明确的产权界定乃实现效率目标的第一原则。(弗兰克·奈特)
　　毋庸讳言，修建篱笆是要花钱的。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看，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能明确界定产权的篱笆墙之上，是物有所值的。与此项投资所付成本相对应的收益，常可通过不建篱笆可能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形式反映出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篱笆的存在，则十有八九会出现我称之为“楼道效应”的情况，即大家只扫自家门前雪，从而让那未明确界定的“我之势力范围”的地方(即楼道)无止境、无限度地脏乱差下去。这里，人们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如果某人自觉主动地打扫楼道，则其他人必白白享受干净楼道所带来的福利。结果，由于没有明确地界定“势力范围”，每位个人的理性选择便导致了所有个人(即社会或整体)的福利损失。(曼瑟·奥尔森)恰恰是这种损失，反过来构成了投资篱笆的预期收益。拿投资建篱笆的成本和与其预期收益做比较，其结论便是那句“好篱笆带来好邻居”的谚语。经济学的诸多分支中，有一派被称之为产权经济学。虽然其理论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十分简单，因为其核心内容无非就是此句谚语所表达的思想：在界定产权所付出的成本低于界定产权后所带来的预期收益的地方，花力气去界定产权(它一方面能够减弱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激励)将导致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而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又主要是法律、准确说是宪法的职责。也恰是在这一点上，产权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等)和宪法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在精神上走到一起了。其间的共识为：法律或宪法由于具有某种经济功能才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
　　有趣的是，几年前我在翻阅美国《公共选择》杂志时曾经读到一篇书评，评论的书是《沉默的宪法》(The Silence ofConstitution)。其基本思想如果套用前面的谚语，则可表述如下：如果存在着某种“沉默的宪法”的话，好邻居可以不需要“篱笆的宪法”。这里所讲的“沉默的宪法”，大致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道德。虽说“好篱笆”确实具有优良的经济功能，但“建筑”它时毕竟还是要有所付出。假如我们能够找到某种途径，在保证效率的同时又省去对篱笆的投资，那岂不更妙！这里，道德便可派上大用场了：以“道德之篱笆”取代“宪法之篱笆”。此时，实实在在的篱笆没有了，可邻居却依旧是好邻居，而这一切又全都仰仗两家人内心的、那尽在不言中的“道德隔墙”。由此可见。当“沉默的宪法”发挥作用时，其功效是双重的：一方面实现了“篱笆之宪法”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还节省了构筑“篱笆之宪法”的成本。
　　也正是因为道德所具有的如此绝妙的经济功能——可以节约大量“交易成本”，道德本身或人的道德化，也就自然成了所有社会伦理所要追求的、至少是一种理想的目标。那么这其中的经济学含义也就显露无遗了。与此同时，像道格拉斯·诺斯等产权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其基本缘由恐怕也在这里吧！
　　既然道德有如此高超的经济功能，为什么人类还要保留或依靠法律而不用道德全部取而代之呢？对这个问题，我想大概有两种解释方式：其一，要使所有的人均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和有道德的人，是一件其成本为无穷大的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均树立起道德之“篱笆”，即使该道德还远未达到“纯粹”的地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所需的成本要大大高于建立“宪法的篱笆”。其二，培养有道德的人，不仅是个教育劝说的问题，而且还是个颇具“整体性”的问题，因为一旦有人不遵守大家认可的行为准则，该“违法乱纪”者所获的巨额收益，很可能会让那些道德高尚者陷于十分尴尬或无奈的境地。结果，部分人的道德与另一部分人的不道德之间达成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其支点恰是法律。
　　道德的经济功能在于它能够增加收益。但要让道德发挥其功能本身又要花费成本。因此，当成本与收益之差达到最大时，便是道德发挥良好作用的边界。余下的任务就只好交给法律等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