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萨洛特原名娜塔莎·切尔尼亚克，一九○○年七月十八日生于莫斯科附近的伊凡诺沃—沃兹纳森斯克。她两岁时父母离婚，她随再婚的母亲侨居巴黎四年后返回彼得堡，一九○九年又随再婚的父亲去巴黎定居。她于一九二○年获得巴黎大学英语学士学位，然后赴牛津大学学习历史，到柏林学习社会学，再回到巴黎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士学位。一九二五年她与学法律的同学雷蒙·萨洛特结婚，生有三个女儿，以后除曾去一些国家进行演讲式的短期任教外，一直潜心创作至今。
　　娜塔丽·萨洛特从小往返于法国和俄国之间，通晓法、俄、英、德等多种语言，为她后来创作时对语言的革新奠定了基础。同时她在父母离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对家庭成员之间紧张微妙的关系特别敏感，因而形成了少说多写的习惯。“世界上如果有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谈我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是看他写的东西。”她从不谈论自己，但是终生笔耕不辍，已经出版了约二十卷小说、剧本和评论集。
　　娜塔丽·萨洛特的小说与众不同。她写小说不是为了塑造人物或反映现实，这些概念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她很少参加重要的社会活动，连她经历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品中也毫无反映。她要表现的是她从小就敏锐地感觉到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底层下面的心理活动，为此就要对传统小说的形式和语言进行彻底的革新，因为传统小说里的“约翰说……”、“雅克说……”之类的对话，只是出于作者的安排，表达的是作者的想法而不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所以她小说里的关键是语言而不是人物。例如《金果》(一九六三)只是一群“知识人”对一部名为《金果》的作品的议论；《生死之间》(一九六八)没有任何情节，人物都无名无姓，只是用“你”，“我”，“他”来代替。其他小说里即使有人物和情节，也只是为了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而勉强搭起来的框架，或者说只是表象、假象。因此娜塔丽·萨洛特的小说是无法概述的，看起来只是杂乱无章的对话。
　　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才难以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读者们出于看传统小说的习惯，总是只注意她的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例如在《陌生人肖像》(一九四八)里有个吝啬的老头和他的喜欢挥霍的女儿；《行星仪》里的侄子企图占有姑母的房子等等，甚至希望从中看出一些适于写评论的名堂来。其实这完全是对作品的曲解：《行星仪》这个题目本身就在暗示读者，他将要看到的人物和情节，就像通过行星仪看到的行星那样只是表象，而关键恰恰在于应该看到行星内部的真相。娜塔丽·萨洛特故意模仿巴尔扎克，在《陌生人肖像》里安排了一个吝啬的父亲和他的并不年轻的女儿，但是却通过一个现代人的眼睛来观察他们，使他们看起来像陌生人一样。一言以蔽之，她要表现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的心理，她把这类稍纵即逝的情绪或反应称之为“向性”。
　　娜塔丽·萨洛特很少收到读者的来信，她也并不在乎读者是否理解她的作品。“我从来不想到读者，从来不想。我不知道谁是读者，我不知道。”她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没有必要去帮助读者理解。她为了写作克服了许多麻烦，付出了读者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让他们自己读读还不行吗？“如果人们还以为需要我解释的话，他们就别读我的作品！”她不是为了让读者看得懂才写的：“我也可以写一些浮浅易懂的书，但是这样做会使我变得愚蠢。”她要写的是自己的感觉，只要感觉没有停止，她就要一本接一本地写下去。刚刚出版的小说《这里》，表现的就是人对微小的痛苦是多么敏感，一件小事也会使人感到不快。写作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本能的需要，也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
　　娜塔丽·萨洛特对文学方面的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例如对于新小说派，她认为她与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和克洛德·西蒙一样，都要求小说有自由的形式，但是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再也找不到比我们的作品之间更大的差别了”。她虽然赞成在企业里争取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斗争，主张妇女有堕胎的权利，却反对所谓的“女性文学”，因为文学没有性别之分，硬要在文学中捍卫女性的特殊性，是一种危险的自杀行为。有一次她在瑞典讲演，有人问她法国两位最杰出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有没有一个共同点，她回答说：“有的，她们都叫玛格丽特，否则就连一个共同点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