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丁文江这个人

　　一年半以前，李慎之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读古人的书，我历来容易产生一种‘登高自卑’的感觉，老觉得如果不能说中国人的遗传基因出了问题，至少也是文化基因出了问题。”(《读书》一九九四年第十期)当时我除了惊讶李先生之深刻外，总觉得他还有一种欲言又止的苦衷。日前读了朱学勤先生在今年第一期《读书》上发表的文章，才联想到，与其说国人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倒不如说知识分子的人格早已被扭曲；套用李先生的话，也不妨说是人格基因出了问题。
　　朱文提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等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名的十六位著名学者，认为是他们“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这是至今我所见到的对这一历史事件最公允的评价。鉴于作者对丁文江的赞许，我特意找来胡适写的《丁在君这个人》和《丁文江传记》。在饱览了这位“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放弃社会责任”的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之后，我很同意傅斯年说过的一句话：像丁文江“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丁文江人格取向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二三十年代两次鼓动胡适等人创办刊物，批评甚至干预政治。丁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于是，有《努力周刊》的问世和上述十六人签名运动。第二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在国难当头之际保持自己的社会思考和独立人格，他们创办了《独立评论》。尽管丁文江不过是一介书生，从来没有领兵打仗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但他却写下了《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等文章，敢于给这些人“支高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