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性预期下的政策效应

　　“你可能短期地欺骗所有的人，也可能长期地欺骗一部分人，但你决不可能长期地欺骗所有的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卢卡斯经常引用的美国谚语，也是其“理性预期假说”的通俗诠释。卢卡斯正是把“理性预期假说”应用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论证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之间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一九九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说，卢卡斯发展和运用了“理性预期假说”，改革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加深了公众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卢卡斯的主张彻底改变了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方法”。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或者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地促进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近百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证实或证伪引发了本世纪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理论革命”。
　　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的“凯恩斯革命”，否定了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地调节供求，从而使市场达到均衡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指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由于社会公众预期的非理性和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会造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因此，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危机，政府就必须干预经济，相机抉择地使用扩张性或收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比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减少失业，政府可采取扩张性政策，刺激物价水平上升。由于雇主会把物价水平的上升误以为是市场对自己商品需求的增加和工人实际工资下降的信号，从而增加工人人数。这样，政府就可以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或者用较高的失业率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并通过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调整，把它们限定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避免较大的波动出现。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之初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其损害了市场的自组织功能，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其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六十年代末，“滞胀”现象在西方出现之后，弗里德曼重新举起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他认为，社会公众可以根据自己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形成预期，并可以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逐渐对这一预期进行调整，从而使自己的决策行为逐步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这样，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在短期内有效，而从长期看则不可能起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仅在短期内存在，在长期中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由于工人和雇主都会从自己的吃亏上当中吸取经验教训，逐渐调整自己的预期，纠正失误，因而如果再出现物价上涨现象时，工人就会要求增加工资，雇主就会减少工人，这样就业量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自然率水平。弗里德曼的理论主张，被认为是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但其“短期政策有效”的观点却与凯恩斯主义殊途同归。因为凯恩斯所进行的是短期分析，他早已提出，“在政府政策产生不良效果的长期，我们都已死光了”。
　　七十年代，卢卡斯运用“理性预期假说”证伪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和弗里德曼关于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依然有效的命题，得出了即使在短期内政府的干预也不会产生正面效果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是一次新的经济学革命，即“理性预期革命”，它沿着弗里德曼的方向，拓宽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完成了“对凯恩斯革命的革命”。
　　理性预期是指，人是有理性的，在作出自己的经济决策之前，会充分搜集、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包括以往的统计资料，还包括有关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知识，他们会对这些信息进行明智的处理，通过自己周密的思考和分析，最后形成符合实际的预期。“由于这一预期是对未来事件的有根据的预测，因而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预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期叫做理性预期”。
　　在理性预期形成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将失去作用。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中的实际变量(产量、就业量)是由其自然率水平决定的，而它对自己自然率的偏离则是由于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所出现的偏差引起的。换言之，人们之所以要增加或减少自己的产量或就业量，是因为他们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当成了相对价格的变化。这是政府政策发生作用的前提。宏观经济政策正是通过混淆人们的预期，造成公众判断失误，从而调整自己的实际变量而实现政府的政策目的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在本质上是靠突然袭击或欺骗公众才能产生效果，而在公众已经形成理性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会据此对政府政策和物价水平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事先采取预防性措施，从而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的前提。比如，在上述例子中，当失业增加时，工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有关知识，可以判断出政府将要使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扩大就业，而这将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于是，他们会在物价上涨之前就要求增加工资。雇主则不仅不会在物价上涨后增雇工人，他们甚至会在物价上涨之前就减少工人。这样，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无法奏效。
　　卢卡斯指出，任何在公众预料之中的政策都很难对实际经济变量产生真正的影响。那些随机的、无规则的政策虽然有可能改变实际的产出或就业，但其实施的后果却会加剧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有违政府一贯坚持的“反周期”宗旨，因而也无法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现实选择。总之，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无论是既定的还是随机的宏观政策效应都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还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即它们增加了经济系统的“噪音”，干扰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降低了价格信号的自动调节功能。
　　由此出发，政府应当着重考虑的是规则而不是政策，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为公众确立稳定的行为规则，而不是采取某种相机抉择的政策。在简单、稳定的规则下，市场能够自行地解决它所遇到的问题，自动调节经济活动达到均衡，而这也是最有效率的，即成本最低的。它不仅能够从宏观上增加社会生产总量，而且能够从微观上增加社会成员的福利。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卢卡斯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采访时，曾用了一个“贴切的例子”来对其上述思想进行概括说明。他说：“当你端着满满的一杯热咖啡行走时，如果你的眼睛总是盯着液面，心中总在设法使之保持平衡，结果你会发现咖啡液面的波动会越来越剧烈，以至溅出杯子，泼洒在你的裤子上。相反，如果你根本就不去多管它，听任其在杯子里自然晃动，它反而不会溅出杯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如同你在行走时不断调整动荡的咖啡液面一样”。“经济最终会走出自己的路，政府是根本无法改变经济的。我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意义之一，就是让公众加深对宏观经济政策控制能力的怀疑”。
　　早在八十年代，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就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应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负有责任的话，这个人就是卢卡斯”。的确，理性预期是在“理论上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最新发展的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虽然经过卢卡斯等人二十余年的努力，它已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由于卢卡斯这次获奖而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地位，但是对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目前仍存在着争论。这些争论集中反映在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批评和卢卡斯等人的反驳中。
　　对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理性预期假说”中关于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有关的、可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理智的处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二，“理性预期假说”关于人们对将来的预期是相当准确的或接近相当准确的假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这甚至是计量经济学中复杂的预测模型也难以做到的。第三，社会公众并不是有理性的，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独特的癖性行事，而且追求的是经济以外的目的。所以，“理性预期假说”的应用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上述三种批评意见，卢卡斯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批评。其中对第一种批评意见的反驳是：信息是代价高昂的，而且是可以被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里，现有信息有利可图的机会不会被任何人放过，而理性预期是使利润最大化的预期。“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效地利用了自己所掌握的情况，然而，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社会公众却能够做到”。人们之间的预期彼此可能不同，但是，如果他们是使用不同的信息，那么他们仍然是合乎理性的。当把这些单个人的预期加在一起时，误差就趋于抵消——对未来产生一个总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对所有可利用信息的反映。对于第二种批评意见的反驳是：这一假设是对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的直接类推。对于理性人而言，他们会自觉地利用一切信息来逐渐改善其预测，因为他们会从吃亏上当中汲取教训，从而作出比复杂的计量预测模型更准确的预期。“没有学过复杂的空气动力学的鸟，不照样飞得很好吗？”其中，理性预期并不意味着人们的预期不会失误，而只是说，当他们掌握了改正错误所需要的信息时，他们就不可能年复一年地重犯同样的错误。对于第三种批评意见的反驳是：“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是无法预测的，正因为它不合理，所以你无法为它设计模型。然而好的模型不能不假设人们能够合理地行动”，经济学家总是不得不希望神经质的或不合理的行为不要主宰市场，如果这样的行为主宰了市场，经济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不过，在竞争性的市场上，不理智的人是根本混不下去的。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想起国外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在介绍卢卡斯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理性预期假说严谨的理论构架，缜密细腻的推理，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其理论和实证方法，以及毫不含糊的结论仍将会不断地受到争议。但是，无论将来如何演变，它在经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会动摇的。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对这一评价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