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修道院中的情书

　　对汉语知识界和文化界，欧洲中世纪文化几乎是黑暗、蒙昧、专断的代名词；可是，学界许多随意性的对欧洲中古文化的轻蔑论断，并没有学理依据。中国学人或文化人少有深研欧洲中世纪文化者，从整体而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致力了解、认识欧洲的文化和社会，但对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认识，最为贫乏，无论就文典迻译，还是就研究文献来看，均不及对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和现代的认识程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欧洲古代和现代的认识就足够确实和深入了。
　　既然中国知识界对欧洲中古时代的认识相当贫乏，中国知识人论断欧洲中古的贬损性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欧洲中古时代黑暗、蒙昧、专断？稍为清理一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以知道，中国知识人贬损欧洲中古时代的观念，是在学舌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人及其思想后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欧洲思想界对中古时代的评价，并非只有启蒙运动知识人的“黑暗—蒙昧”论一种；与此截然对立的一种欧洲中古文化观，是将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视为历史生活中的卓越典范；中世纪是检验文化、社会形态的理想标准。这种观点主要是由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提供的。
　　对欧洲中古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评价，总是以某种思想立场为基础的，这表明了现代语境对历史认识的约束力。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之后兴起的保守主义对中古时代的截然对立的评价，关涉社会制度、政治安排、精神气质以及日常生活品质的重大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需要指明的仅是：要评价中世纪，必须先放弃既有的“合法偏见”，如实地认识中世纪的文化和社会形态。
　　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如今的所谓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与西欧中古文化和社会形态有内在的关联，现代性源于西欧的中古性，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基督教形态形塑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制度，都与西欧中古时代成形的西方基督教会有内在的关联。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形态，而不是东方的基督教形态，提供了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某些重要基因。
　　要认识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需要了解基督教的西方教会文化和组织形态。然而，如果把西方基督教会文化的形成推定为教皇革命或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还并不恰切。仅提出认识西方基督教会以便了解西欧中古时代，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西方基督教会文化和组织形态赖以形成的动力性因素是什么。
　　按此探究方向，修道院制度是首要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
　　修道是几乎所有宗教都具有的一种宗教性行为，其基本品格是：离弃尘俗生活，直接与上帝(神或梵天)相通。修道行为可以是个体式的(独居生活)，也可以是群体式的(修道院、寺院)。对社会文化形态产生制度化影响的，是群体式的修道生活。
　　东西方的宗教中都曾在不同程度地发展出群体式的修道生活制度(修道院制度、寺院制度)，这种宗教生活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社会性的共同体，其独特性在于它有别于习俗的社群生活共同体，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性的共同生活准则。
　　由于宗教理念不同，修道生活共同体的制度化准则必然不同，以此准则为基础的宗教共同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亦随之不同，因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不同。举例来说，东西方基督教都发展出相当完善的修道院制度，但东方基督教注重个体神秘主义趋向，更多强调冥思默想和禁欲苦修，加之东方基督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更为一体化的关系，使东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远不如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那样具有分化的社会-文化功能。
　　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的创始人是圣本笃(St.Benedict，480-550)，他首次设定了简扼而有约束力的修道共同体生活的制度化准则；教皇贵钩利一世(GregoryI)领导的教庭把自愿形成的修道院制度纳入整个西方大公教的制度体系，这固然使自愿性修道共同体受到教廷的控制，但也从内部改变了大公教的组织结构。西方基督教的中古形态的形成，与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分不开。
　　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不仅具有一种独特的宗教功能(促成与大众化教会有别的精英式僧侣教团的形成)，而且由于其独特的补赎理念和组织形态，具有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C.Dawson把西方的修道院制度视为西欧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因素。扼要地说，西方修道院制度具有，一、文化传承的功能：使因蛮族入侵后湮没的罗马文化得以保存并重新发挥制度化影响(如罗马法的研究)；二、教育功能：以修院为中心，把拉丁基督教文化带入蛮族社会，尤其在农民阶层中开启文化；三、经济功能：不仅通过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形式，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财富占有形式，而且发展出清贫劳动的经济伦理；四、社会功能：修道共同体的共契原则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生活原则，促成了社会忠诚的转向——家族忠诚转向灵性共同体忠诚，地域性忠诚转向圣徒忠诚，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五、政治功能：修道院的制度化带动了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形式，促动了国家制度中政治力量的分化。当然，修道院共同体制度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是，发展并践行了一种灵性生活的理想。
　　正如西欧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遭受到诸多贬斥，修道院共同体生活形态，亦受到诸多现代启蒙式的贬斥，其中最为流布的是对禁欲理念的抨击，修道院生活因此被视为扼杀人性的反面典范。
　　修道院共同体生活的禁欲理想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人性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意味着，现代世界的人性观的巨大变化。与评价中古时代为“黑暗、蒙昧”一样，评价禁欲理想为“违反人性”，亦是以一种“启蒙”后的人性观——现代人性观为前提的。
　　但并非所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中古时代的修道院生活的禁欲理想是反人性的，也许，按中古基督教的人性观，现代人性观才是反人性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Sche1er)在其卓越的论著《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透辟地比较分析了基督教的爱观与现代的爱观，其中有对禁欲观念的精湛论述：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关于西方基督教的禁欲观，舍勒论述说：
　　从福音道德的根上萌生出来的首先只会是人的精神解放的禁欲，其次是发展和磨炼自主的，亦即不依赖于为之效力的组织机体的生命功能的禁欲……基督教的禁欲观只要不受到古希腊颓废哲学的影响，就不会把压抑甚至消除自然欲望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仅在控制和支配自然欲望的自主权，使灵魂和精神彻底渗透到自然欲望中去。基督教的禁欲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即它的根本意向所指，是最高位格的自主力对低层的自发欲望造成的障碍的自由。
　　受自然本性欲望的支配，还是以精神支配自然欲望，是区别现代人性观与中古人性观的关键。无论舍勒的论点的评价立场如何，事实是，对中古修道院共同体生活的禁欲观念的评价，总是带有一种前设的人性观-世界观立场的。中古修道共同体是在一套价值观的语义系统中生活的，要恰切地认识中古修道共同体的禁欲生活，就须从其语义系统来理解它。
　　中古修道共同体的语义系统的首要语义，是灵性的共同生活，它以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的爱为楷模。爱是基督教的主题，也是其他宗教的主题。但基督教的爱观与其他宗教的爱观有品质上的不同。在基督教的信理中，爱是人与上帝相通、上帝扶助人成为灵性肉身的重生行为。从《旧约》何西阿先知的爱的故事、《雅歌》，到新约的《约翰福音》、保罗的“爱颂”，呈示出基督教爱的情欲观的原初面貌。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爱观，是基督教的爱欲观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即所谓“爱欲的神秘论”(ErotischeMystik)。爱观不是一种理论，而是灵性生活本身。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谊是这种爱欲神秘论的体现，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书是其见证。这种生活实践，历史地提出了一个堪称“亲吻神学”的主题，其含义是，在灵性情谊的爱的共同生活中效法基督。
　　书信是个体内心的直接、率真的表白，它们不是为了公诸于世而书写的，而是私人间交往的坦露。正因为如此，书信历来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对于研究中古修道共同体的“爱欲神秘论”，书信作为思想文献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爱是活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情书是爱的生活的见证，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书则既是灵性之爱的见证，亦是“爱欲神秘论”的生动体现，是“亲吻神学”最切身的思想材料。
　　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书满为患，廉价倾销前辅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西文书。我闻讯赶到时，英文书已被抢购光了，余下一大堆德、法、拉丁文书籍。在乱堆如山的书堆中，我挑了上百本书，其中一本为《阿贝拉尔的受难史及与海萝丽丝通信集》，读后颇感震摄：基督教思想中竟然会有这种文字、感情和精神！
　　仅从这部书信集的篇幅来看，亦可知中古修道院情书的遗留文献不少，在巴塞尔读神学期间，我选修了“神秘主义思想史”的研讨课，接触到更多的相关文献。
　　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爱观，是基督教思想史上的一个独卓篇章，理应纳入汉语“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但文献纷繁，选编颇难入手。笔者留欧时在坊间偶遇施氏女士选编的这部文选，甚为欣喜，托我的德文老师李承言教授迻译。本书选材精当，每组书信前均有人物及其交往的背景介绍。目前，汉语“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负荷过重，不可能对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每一篇章均大幅译介。这部精要的选本恰好可以让汉语学界、知识界初窥中古修道共同体中的情爱生活及其理想。
　　正如本书编者所言，她尽量不作评价和解释，而是让书信本身说话。通过这些心灵倾述，我们可以了解中古时代的修道男女曾经拥有过的爱。
　　(《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施皮茨莱编，李承言译，三联书店即将出版)